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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提及“故宫”两字，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朱红与明黄相间的宫殿，继而联想起在这片宫殿建筑群里的明清岁月。
故宫的内涵，又不仅如此。它包罗万象，可由高墙宫阙探及中国传统营造，可从金银珍宝深入古代器物文明，可就一隅观察明清社会制度，还可从它宏富的博物体系中领略中华美学与哲学等精神。故宫仿佛是一片海纳百川的容器，里面盛放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琳琅珍宝，让人目不暇接，难以一窥究竟。
但是，这个容器，仍然是以“历史”为底色。人们观览与阅读故宫的兴致，也多是从历史开始，而生发至其他领域。它是明清帝王居所，但它更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永久居所。藏在其间的历史，犹如长河一般，从中华上下数千年岁月中缓缓流过。拙作《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一书，便是试图从故宫中一件件极具代表性的古老器物出发，勾勒与重温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并探寻留存在它们身上的余温，借以进入古代中国宏阔的哲学与美学之境。
一座天然博物馆
如今的故宫，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馆内，藏有186万多件文物，分陶瓷、玉器、青铜、碑帖、书法、绘画、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等25大类69小项。文物的时间，则上迄新石器时代，横跨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直至今天。
如此浩瀚的文物，在这座宫殿里妥善存藏，才得以流传下来。要知道，博物馆是近代产物。古代并没有保存藏品并进行研究、阐释、科普的专门机构。幸运的是，在古代与今天，紫禁城都扮演了博物馆的角色，担负起了传承历史与文化的责任。
时间回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这一年秋天，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城。城中央的区域，从此成为明清最为瞩目的场所。自然而然，五湖四海的奇珍、历朝历代的异宝，源源不断汇聚于此。除此之外，这座宫苑还能调配天下能工巧匠，不断生产新的器物。明宦官机构、清内务府系统，都有类似功能。
明代负责御前器皿家具的造办，很可能成为了清代扩建内务府造办处的底子。康熙三十年，养心殿造办处迁至紫禁城外西路，扩充为造办处，成为内务府占地最广的机构。乾隆朝时，造办处发展为四十余作坊：裱作、匣作、木作、漆作、雕銮作、刻字作、灯作、裁作、镶嵌作、眼镜作、如意馆、做钟处、砚作、铜作、玻璃厂、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等。今人熟悉的姚文翰、徐扬、郎世宁等宫廷画师，便是画院处的成员。造办处不能完成的作品，就行文同属内务府的苏州、杭州、江宁等织造衙门制办。如今，故宫陈列的许多金银珠宝玉石工艺品，大多出自内务府造办处。
造办处的工匠挥汗如雨，宰辅与儒学耆老等人，则因为各种机缘进入这座城池，和皇族成员一起，组成了这里藏品的鉴赏研究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帝王乾隆。登基之初，乾隆就组织人员清点紫禁城藏品，分门别类，陆续编辑完成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天禄琳琅书目》等目录。最先编成的《秘殿珠林》，记录了紫禁城与佛教、道教相关的书画藏品。《石渠宝笈》，整理登记自古代至清代帝王、名家的书画作品。二者都将藏品区分等级，优等藏品附有较为详细的鉴别和赏析文字。《西清古鉴》，整理记录的是紫禁城内商周至唐代的青铜器。乾隆的藏书室名为“天禄琳琅”，紫禁城古籍善本名目便取名为《天禄琳琅书目》，书目按版本时代顺序编排，同时代版本以经史子集为序，同一种图书的不同版本如果都质地精良，则都收录在内。乾隆命人编撰的这些名录，记录的是当时的藏品状况。随着藏品增多，名目又有追加和更新，如《西清续鉴甲编》《宁寿鉴古》和书目《后编》等。以上行为，已经在履行现代博物馆的科研职能。
紫禁城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宝库，珍宝之多，并非四种目录所能涵盖。例如，乾隆朝代目录便没有涉及两类常见的日用品：玉器与瓷器。事实上，当时紫禁城习以为常的日用品和凤冠霞帔等衣物，都不被认为是藏品。而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数量最多的品类恰恰是衣服与日用品。此外，明清两代，墓葬出土文物因犯忌讳，也不可能出现在紫禁城中。但如今，我们熟知的文物，很多是从墓葬中发掘而来。古今相异，导致我们不能返回“历史现场”。更为关键的是，紫禁城不向民众开放，博物馆所具备的科普功能便无从谈起。
但瑕不掩瑜，中华文明幸得有这座城池，才让众多文物拥有了一个安居之所。放眼寰宇，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这般幸运。
串起数千年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可贵之处，除在于数千年绵延不绝之外，更在于一代代志士薪火相传至今。故宫，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者之一。
故宫，如同一条长河，串联起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这种串联，不是简单体现在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晚清的文物收藏上，更表现在这片城池的每处角落甚至每一摆件都浸润着中华文明的痕迹。
故宫武英殿东侧，有一座横跨内金水河的断虹桥，为紫禁城诸桥之冠，其桥面最宽、艺术价值最高。从精雕细刻与繁密精致的工艺来看，这座桥当是宫内少有的元代遗迹。它地处紫禁城后寝转向西华门的要冲，是明清帝王后妃出游西苑或圆明园、颐和园的必经之地。明初兴建紫禁城时，在元代旧宫之上拔地而起一片新城。因此，故宫里有元宫遗迹，也不足为怪。断虹桥是最完整的元代遗迹，在桥下流淌的内金水河，则是明代利用元代宫城护城河为基础改建的。过了断虹桥折向西南，有一处独立院落，院内有高达五层、黄琉璃瓦歇山顶的建筑，名为南薰殿，是清代供奉历代帝王像的专区。殿内供奉自太昊、伏羲以下的帝王贤臣画像（卷、册、轴）共121份。
后代王朝尊崇前代帝王，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有趣现象，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国度的发展过程从未间断，其法统和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其实，清王朝供奉的不是前朝明君先贤，而是如丝缕般不绝的中华政治哲学与思想，是对中华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南薰殿的画像，是中华制度与文明的表征。
放眼故宫，左庙右社、前朝后寝、中轴对称，是对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布局和理念的延续。硕大的龙吻、华美的藻井、重檐的屋顶、宏伟的斗拱，乃至汉白玉台阶的数量、朝向、护栏等规制，无不透露着古人技术水平和美好期望之间的融合，在深厚久远的传统思维和静水深流的实用功能之间的默契。其时，天子居于“乾清宫”，皇后住在“坤宁宫”，帝后相会于“交泰殿”，后三宫左右有名为“承乾”“翊坤”等的东西十二宫，又有麟趾门、螽斯门和千婴门、百子门南北相对。所有地名无不寄托着中华先民对夫妻和睦、子嗣绵延的美好期待。较为知名的文物翠玉白菜，清末时便安静地摆放在永和宫屋内一角，青白的色泽寓意清清白白，巧手雕出的蝗虫与螽斯是多子多孙的昆虫，饱含着对传统道德的尊重与对子孙延绵的期待。非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便无法设计与建造出这宏伟的宫殿与处处彰显匠心的摆设。故宫保留着中华民族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精神世界中最为丰盈、最为厚重的部分。
在近代，中华文明遭遇了舶来文明的激烈冲击，故宫文物也随之命运多舛。晚清无力继续收纳、保全藏品，逊帝溥仪更是有预谋有组织地大规模散失藏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接下来，对故宫最大的伤害还是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刚成立没几年的故宫博物院即筹划文物外迁避难。自1933年正式开始南迁，上万箱民族瑰宝艰难辗转于上海、南京、四川、重庆等地，躲避枪炮、盗匪、水火的侵袭，最终艰难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涅槃重生的北京故宫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政府收购、文物调拨、个人捐赠等多种形式，故宫文物收藏的量与质迅速提升。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对文博事业的高度重视和资金投入持续增长，故宫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在今天，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故宫的每一处宫殿、每一座大门、每一处砖瓦、每一件雕梁画栋，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故宫，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变迁。故宫，又是一张国运的晴雨表，折射着中华民族的兴衰沉浮。
文物中，古人的面容依然鲜活
历史研究的一大难点，就是在承认历史与现实相关性的同时，还原历史的特性，却又不受当下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的蒙蔽。不以今度古，而是返回历史现场，得出符合当时情境的判断，颇为难得。诸多可能帮助我们达成研究目的的要素，都在沧海桑田、世事无常之下失去了标尺作用。而人物的性情，则是相对稳定的标尺。端详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历史的原貌。
文物，不仅是古代物质和文明的载体，也是观察古人的窗口。经由文物，我们后人往往可以和古人相遇，探测他们的内心世界。
文物，如果能加上“故宫”这一前缀，本身工艺技术和附带的人文信息自然要过硬。没有精神内涵的器物，不可能成为珍贵的文物。造型简单、工艺古朴的红山玉龙，之所以是珍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的雏形显现在原始人类的一锤一刻之间。画技不算突出的《一团和气图》，之所以价值超群，是因为作者明宪宗把对时局的观察和执政的理念融入了画作之中。《分岁词图》看似一幅喜庆的风俗画，但却蕴藏了中国人有关家的理想模样。此外，记录了君臣关系的《三顾茅庐图》，透露着五代十国时局之变的《韩熙载夜宴图》，代表着迟到的哀荣但未曾被佩戴过的孝靖皇后凤冠，展现乾隆皇帝雄心壮志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等，都是故宫里饱含深意的珍宝。
每个看似饱经风雨的成人内心，总有一块柔软脆弱的角落。徜徉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中的公子杜牧，年轻时风流不羁，暮年病重时焚烧了诸多文字，却选择留下了记载一段爱情的《张好好诗卷》。这份诗卷，成了杜牧唯一传世的手稿。明朝肇建后的某个傍晚，明太祖朱元璋在百忙之中给姐夫、驸马李贞写了一张便笺《致驸马李桢手敕》，谈起自己打瞌睡，梦见了逝去多年的父母，子欲养而亲不在是何等遗憾。正史之中，朱元璋果断英明，便笺之中则是亲人才能看见的庸常絮叨的一面。
由此可见，文物除了具备器物价值、历史价值外，还有记录人物性情的价值。三位一体、层层递进，创作者、收藏者等关联人物的面孔萦绕其间，让文物的承载更为厚重，让历史的底蕴更有温度。
如上所述，故宫就是一部活的中国史。《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一书，是笔者描绘故宫代表性文物、勾勒绚丽多姿中国史的努力，也是笔者进入古人精神世界、与他们亲切对话的尝试。
（作者：张程，系文化学者、副编审，著有《故宫传》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