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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其实，真正能会通、有创见的“经师”并不易求，当然，堪为“人师”的“经师”就更加难得。聂珍钊教授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人文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称得上“经师”之名。聂珍钊教授更有成为“人师”的追求，他把“做一个好人”视作自己立身治学的根本，也把“如何做人”贯穿于传道授业的始终。
好问题比好答案更重要
1952年5月，聂珍钊出生在湖北秭归。离乡多年，对于不了解秭归的人，聂珍钊总会告诉他们，“秭归是屈原的故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聂珍钊谨记于心的诗句。
中学毕业后，聂珍钊先是在家乡做民办教师，1973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聂珍钊毅然报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师从王忠祥先生。
受屈原的影响，聂珍钊从小就喜欢诗歌，但在系统阅读了众多英语作家的作品后，他把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选定为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
面对当年学界的主流观点，聂珍钊不断追问：哈代真的是悲观主义作家吗？经过阅读和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哈代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而是一个悲剧小说家；他创作的不是悲观主义小说，而是悲剧小说。聂珍钊写出了15万多字的论文初稿，突破了20世纪初以来西方批评家认定哈代为悲观主义作家的旧说。
聂珍钊教授这样总结自己学术研究入门的路径：“在硕士研究阶段选定一个作家，找到研究这个作家的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带动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带动有关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提高研究和写作能力，是最适合我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做文学史研究，深入研究一个作家是学术道路的最好开端，对一个作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作家的研究，而且可以让自己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提高自己的学术境界，“研究一个作家，实际上是在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展开的。在比较研究中，才能发现自己重点研究的作家的特点”（《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
多年之后，聂珍钊教授把这些经验悉数传授给了学生们。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罗良功回忆，聂老师曾教导他：“你要有专家意识，要先做专家，专注于一个领域，把它做深、做透，要形成其他学者在研究这一领域时无法绕过的成果，然后再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
“阅读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基础。”渐入学术之门，聂珍钊教授有了这样的心得。一段时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脱离文学文本空谈理论或文化的现象。聂珍钊教授则一直强调，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学作品，应以“文学”为本位，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思考和剖析，将文本分析清楚，总结文学的基本规律。只有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才能确定合适的选题，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再进行诘问式思考，大胆质疑、反思和批判现有的认识，探索新知识和新思想，进而提出独到的观点。
聂珍钊教授治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总是以问题为导向，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理论，再从文学理论回到文学文本，不懈追寻答案。在他看来，人文学术就是对“真正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因此需要首先找到真正的问题，然后用清晰的、理性的、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问题解释清楚。
聂珍钊教授之所以能够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内外学界同行的认可、肯定和运用，主要在于他能够从学理上寻找、思考和解决问题。他的著述重视梳理、界定基本概念，运用概念进行逻辑思维、言说和论证，进而从学理上透彻地阐释基本原理。
在英语诗歌研究中，“重音”和“重读”的关系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聂珍钊教授在《英语诗歌形式导论》一书中，从诗学的角度对“重音”和“重读”重新赋义，澄清了这两个概念。聂珍钊教授认为，诗歌的重音有其主观性，同语音学意义上的重音是有区别的，语音规则上不属于重音的，可能在诗歌的朗读中成为重音。与小说、戏曲、散文等文学作品相比，诗歌有更高的读音方面的要求，诗歌韵律的特点基建于诗歌语音（由轻重音组合而成），而“根据语言学读音的客观性特点，把语言学上的重读音节称为重音，根据诗歌读音上的主观性把诗歌的重读音节称为重读”，换言之，就是“把重音作为语音学的术语分析，而把重读作为诗学的术语分析”。
在聂珍钊教授的课堂上，他常会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在论辩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们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他总说：“只有不断地提出新问题，不断探讨、争论、反驳，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才能不断走向成熟。”他总勉励学生：“好问题比好答案更重要。”
聂珍钊教授在学术上追求创新，不断拓展着治学领域。在生活中，他也有一颗好奇心，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仍然主动探索新事物。平时与学生交流，使用微信、电子邮件自然不在话下，他还督促学生充分利用新科技收集、分析学术资料，传播、分享学术信息。几年前，他受邀到丹麦参加学术会议，当一行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台饮料瓶回收机，那台机器标注的都是丹麦语，聂珍钊教授并不懂丹麦语，但经过几番尝试，弄通了机器运作的原理，成功将旁边的空饮料瓶放到回收机里。
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教授的学术贡献和理论创新甚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理论通过翻译介绍进入中国，繁荣了学术研究，推动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负面效应。为了打破西方理论的垄断，使中国学者能够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开始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建构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界涌现了“伦理转向”的思潮。欧美的伦理批评，最初主要是道德批评。20世纪80年代之前，道德批评与唯美主义相争鸣。此后，形成了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与解构主义伦理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了西方的伦理批评和古代中国的道德批评，侧重从伦理的视角阅读、阐释、理解、分析和评价文学，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表达形式，因而其功能就是教育人类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文学伦理学批评既是一种解释文学及开展文学批评的理论，也是分析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其任务是挖掘文学的伦理价值，并通过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文本有三种形态：脑文本、物质文本、电子文本，其中脑文本是最原始的文本形态，它是人的大脑用记忆的方法存储的对事物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的结果。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聂珍钊教授讲道，文学是我们获取如何做人的思想的重要来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都能为我们提供如何做好人的“物质文本”，但是文学作品中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人和事，同时也有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人和事。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文学，学习正面的榜样，这就需要解读文学作品。如何正确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从中获得教益，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无论从起源上、本质上还是从功能上考察，文学都是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功能是伦理教诲，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是伦理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从原理上研究文学，客观辩证地考察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形态、文学的功能、文学的审美与道德关系等，其目的就是为我们的启蒙、学习、教育提供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启迪和指导。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中国古代的道德批评虽然有联系，但是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道德批评是一种关乎善恶的价值判断，它较少关注道德判断的历史性以及可能在时间距离中的悖论或冲突而具有的主观性、偏颇性和局限性。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主张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伦理学的角度、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批评。它从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伦理语境出发，结合伦理环境、伦理悖论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进行理论分析，用伦理的维度解释文学性书写，以求得出文本内含的伦理教诲和道德规训，凸显文学艺术的伦理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无疑是从全新的视角解读、阐释文学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理论能够从伦理的维度、依据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重新审视文学史或文学作品中的疑难问题，获得新的意义生成。
2015年，《泰晤士文学周刊》刊登长篇评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文学伦理学批评。欧洲科学院院士约翰·纽鲍尔在为国际著名学术期刊《阿卡迪亚》（Arcadia）撰写的社论中指出，聂珍钊教授“发现了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中的‘伦理缺位’，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克罗德·罗森称聂珍钊教授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fath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推选他为外籍院士。
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中国学者原创理论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应有的品格和担当。聂珍钊教授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锐意开拓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疆域。他认为，“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将从四个方面发展：脑文本研究、认知神经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并积极投身于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发表了诸如《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论人的认知与意识》《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等文章。
未来的文学研究将走向何方？聂珍钊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文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在于跨学科研究。只有吸收其他学科如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才能开阔视野，推陈出新。”
自2017年以来，聂珍钊教授致力于文学跨学科研究，并创办了《文学跨学科研究》杂志。在他看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今天当我们从跨学科的维度对文学进行透视的时候，就会打开一扇窗户，开辟一片新天地，发现新的学术问题，推动新的思考和创新。
做一个好人
聂珍钊教授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中蕴含着“如何做人”的道理，文学作品通过伦理教诲教导读者“如何做一个好人”。他不仅在世界文学的海洋里探求着“如何做人”的密码，在生活中，也同样追求着“做一个好人”。
聂珍钊教授极其尊敬和关心长辈。虽然他自己已过古稀之年，但对老师王忠祥先生总是执弟子礼。20世纪90年代，聂珍钊教授先后两次去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第一次访学期间，约翰·拉思梅尔（John Rathmell）是他的老师，讲授英国诗歌。由于诗歌分析较为枯燥，很少有学生能够坚持到底。聂珍钊自始至终一直认真听讲，孜孜不倦地学习，这令拉思梅尔教授很感动。拉思梅尔认真解答聂珍钊的问题，倾囊相授，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英语诗歌课程为聂珍钊教授日后的诗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07年，他出版了系统研究英语诗歌韵律的专著《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诗歌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是聂珍钊教授非常尊敬的老朋友。每逢玛乔瑞生日，聂珍钊教授总是送上诚挚的问候，2021年9月，帕洛夫九十大寿，聂珍钊教授精心组织了一场全球线上喜贺玛乔瑞的生日庆典。聂珍钊教授在主持翻译玛乔瑞的《激进的艺术》时，引荐参与翻译的青年学者认识玛乔瑞，像湖南大学教授陈晞，就与玛乔瑞成为忘年交。
聂珍钊教授对弟子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他创立的紫金港大学生领航论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实践论坛、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研修班等学术平台让学生们获益良多。聂珍钊教授不仅在学业上帮助、提携学生，而且关心着他们生活或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有的学生出国访学，聂老师热心地为之联系国际著名学者；有的学生职称晋升不如意，聂老师安慰他、勉励他；有的学生为子女的升学选择担忧，聂老师帮她理性地分析其间的利弊；有一年天气骤冷，有个学生准备不足，聂老师嘘寒问暖，还给他送了一床被子。笔者曾向聂珍钊教授主编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投稿，他不仅细致、耐心地予以指导，还将拙稿文末感谢他的话删去了。他就是这样一位长者，不遗余力帮助提携后学而从不张扬。
何林博士曾写道：“聂老师认为，为人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其核心就是要辨善恶、做好人。”聂珍钊教授给博士生上的第一节课，通常主题都是“为人、为学、为师”。有年轻学者来访学，他的赠语也常是“做学问先做人”。
“读书的目的是做人，做人需要读书。”“谦虚是美德，是为人之道。勤学也是美德，是为学之道。”聂珍钊教授从伦理道德的维度重新诠释“勤学”的内涵，强调学人的美德在于作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勤学”。作为一位学者，他已经把“做好学问”与“做好人”融为一体。
“精勤治学，学以致用，用学报国，把读书和做学问同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这是读书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聂珍钊教授的毕生追求。
（作者：张同胜，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姜媛媛，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