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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的自然资源保护模式中，发端于美国继而饮誉全球的“国家公园”被广泛地认可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资源、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国家公园在现代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起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由于自然资源破坏而滋生的生态保护意识发展的结果。然而，仔细考察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美国国家公园的起源具有明显的非生态导向。
“Ecology”(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在1866年创造，其内涵是指“对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的研究”。尽管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林奈、巴特罗姆、梭罗、缪尔等博物学者便对北美的动植物资源和环境进行过研究，但美国专业化的“生态学”则诞生于20世纪初。作为“将生态学引入美国学术界的第一人”，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于1916年出版其代表作《植物演替》。美国生态学会成立于1915年，并于1920年创办了首份生态学学术期刊《生态学》。总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生态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还在形成过程中，其主要影响仅限于科学界，社会大众则鲜有生态学意识。
从当时国家公园倡导者的观念看，他们更看重国家公园的旅游价值，认为这些新发现的荒野景观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属于任何个人，而应该将其保留下来，作为供世代美国人旅游娱乐的“公园或游乐场”。例如，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精英看中了荒野景观的旅游价值，于是将其保存起来“免于定居、占据或出售”，作为“国家游乐场”。这种观念也被落实到了法律之中，《黄石公园法》明确指出，将黄石地区保留为一个“公园或游乐场”，并要求管理者发放特许经营许可，建设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接待服务”。黄石公园作为“国家游乐场”的形象和价值，对此后美国诸多国家公园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建立的约塞米蒂、红杉、格兰特将军、雷尼尔山、火山口湖、冰川、洛基山等国家公园都延续了黄石公园的模式，相关立法也基本上以《黄石公园法》为蓝本。尽管有学者认为“生态学的兴起在另一个维度为美国创建国家公园提供了理由”，但从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生态学并未对美国早期国家公园的建立产生实质性的重要影响。正如美国环境史学者艾尔弗雷德·朗特指出的，“在（美国早期国家公园）风景保护的棋局中，生态学只是一名小卒——唯有（旅游）经济与（功利主义）经济才能够两相对弈”。
与之相对，国家公园的管理实践也主要围绕如何打造“国家游乐场”展开，而非以科学为指导的环境保护。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对于黄石公园管理者和经营商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建公路、马道、游径、宾馆饭店等旅游基础设施。到20世纪初，公园中的老忠实宾馆、猛犸象宾馆和黄石湖宾馆都已建成，环湖公路和游径趋于完善，供游客欣赏的野生动物园也建立起来。在旅游开发商的推动下，国会通过《海耶斯法》，将《黄石公园法》规定特许经营商租赁土地的总面积从“不超过10英亩”增加到了“不超过20英亩”，并且被租赁的土地与间歇泉、瀑布等核心景观的距离从“至少四分之一英里”减少到了“八分之一英里”。为了“那些追求享乐”的游客“可以尽情地在公园中享受钓鱼的乐趣”，公园管理者发起了通过人工投放鱼苗使得“公园所有的水域都有丰富的鱼类”的项目。野牛、羚羊、鹿等游客喜欢的动物受到保护，而那些不受游客欢迎的美洲狮、狼、猞猁、山猫、狐狸等却进入了“害兽控制计划”的“黑名单”。对公路两旁和重点旅游区的倒伏树木进行清理，目的也是使其不影响游客眼中的漂亮风景。20世纪初，美国人汽车保有量大幅度增加，尽管明知汽车进入国家公园“会制造大量的噪声……喷发出令人厌恶的气体……将汽油漏洒在地面”，但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包括黄石公园在内的所有国家公园先后允许汽车进入。该时期其他国家公园的管理实践也大同小异。总之，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基特尔指出的，“在整个美国国家公园的早期历史中，公园管理部门所做的便是试图控制自然，其主要目的是改善游客的体验”。
1918年发布的“莱恩来信”是美国国家公园局建成后首次官方政策声明，被首任公园局副局长霍勒斯·奥尔布赖特称之为“国家公园早期史上的里程碑”和国家公园管理所遵循的“基本信条”。该政策明确指出，国家公园属于“国家游乐场体系”，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利用、观察，保持健康和愉悦”。公园局应“尽一切可行的办法在国家公园中开展教育和休闲娱乐活动”，包括建立博物馆，保存国家公园中的野花、灌木、树木、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的标本以及其他有特色的展览。特许经营商既要开发“低价营地”，也要开发“舒适和豪华的宾馆”，以迎合不同游客的需求。不难看出，作为全国性的国家公园管理政策，“莱恩来信”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旅游开发而非生态保护。尽管该时期绝大多数国家公园立法都强调将其保存在“自然状态”或“完好无损的状态”，但将这些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就会发现，其真实内涵是指在国家公园中“不能进行采矿、伐木、筑坝以及其他一些（直接消耗自然资源的传统功利主义）开发行为”，并非如今生态学意义上保持自然的原初性和完整性。事实上，史蒂芬·马瑟及其领导的国家公园局正是沿着《国家公园局组织法》、“莱恩来信”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以旅游开发为中心的管理政策，走上了一条对国家公园进行旅游开发的道路，由此也造成了颇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美国历史学者帕特里克·库珀尔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在二战之前，生态思维并未给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家公园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国家公园局发现他们无法满足所有游客的旅游需求，再加上国家公园本身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并遭到科学界的严厉批评，以游客为导向的管理政策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1963年的《利奥波德报告》促使公园局开始重视科学在自然保护中的角色，包括生态学在内的科学因素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生态学原则才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公园管理的指导性原则。
总而言之，无论从生态学发展的历史阶段还是美国国家公园倡导者的思想观念、公园管理的具体实践以及旅游开发导向的全国性管理政策的形成都可以看出，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国家公园倡导者们并不具备现代生态意识，他们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今天意义上的“生态保护”，而是为了保存那些壮美的、能够彰显国家骄傲的荒野景观，将其作为满足美国人旅游娱乐的“国家游乐场”。因此，美国国家公园的起源具有明显的非生态导向，将其归因于生态保护目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解。
（作者：高 科，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美国构建国家公园体系的历史进程研究[1872—1933]”[20XSS00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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