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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为子思之作的《中庸》，在朱熹所订第二章和第三十章，两次直呼“仲尼”。这一现象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
众所周知，仲尼是孔子的字，而子思是孔子之孙。孙子直呼祖父的字，引发的首要问题是，这是否违背了古代的避讳制度？最早产生疑问的是南宋王十朋：“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者乎？”（《策问》）他还据此推断《中庸》一书或有汉儒“附益之伪”。无独有偶，朱熹也有多位弟子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分别见于《朱子语类》《中庸或问》和《答陈安卿》中，朱熹的解答是“古人未尝讳其字”；而对于其中缘由，他却没有深究，所以朱熹有时也含糊其词地说“恐在当时为可耳”。实则，表示不确定之义的“恐”字大可不必出现，因为孔子门人编纂的《论语》中，亦有六处“仲尼”，甚至直称孔丘之名。这至少意味着，在那个时代，避讳不是必须的。与《论语》一样，《中庸》不但未讳其字，而且未讳其名，第十三章即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进言之，不论是由于“古人未尝讳其字”，还是因为周代“无酷讳”（王观国《名讳》），抑或是基于“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礼记·曲礼》），《中庸》都是可以称“仲尼”的。因而，依此而认为其中有汉儒之附益，或说“‘仲尼祖述尧舜’一语，一定不是孙儿的话”（陈荣捷《初期儒家》），均不能成立。
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庸》为何两称“仲尼”？关于此，学界的看法大致有六：第一，“古人称字者最不轻”。这是宋魏了翁在《答张大监》中提出的观点；明蔡清《四书蒙引》也说“古人重字，如子思之于孔子，亦称仲尼云”；日狄生徂徕《中庸解》第三十章注亦曰：“称字者尊之至也。”而字之被尊崇，在于它代表一个人的品德。这一观点照应了“仲尼”的出场，但何以同为敬称的“子”“夫子”等没有被这两处采纳，却无法得到合理的说明。再者，认为古人重字，似也存在理解上的偏颇。《仪礼·士冠礼》《礼记·郊特牲》皆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表明取字的目的是敬名。也就是说，称字的原因在于，尊贵的名不能随意被称呼。故而，称字是敬其人，而非敬其字或重其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隋刘炫《孝经述义》才说“称字轻于称名矣”。第二，“明非一家之私”。元王义山《稼村类稿》主张，第三十章起到了“萃天地造化于夫子之一身”的神妙作用，第二章“称仲尼者再”则“系仲尼于中庸之上”，“盖以夫子集中庸之大成者也”，两章都意在揭示，子思是把仲尼视为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六经之道的代表，而非自家之祖父：“仲尼者，六经之仲尼也、千万世之仲尼也，吾岂敢私之以为己祖哉！”清龚元玠《四书客难》所云“首引仲尼之言，此言仲尼之行，皆举其字，明非一家之私也”，与王说属于一类。毋庸讳言，王、龚的观念中充满了强烈的崇古崇圣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下做出的判断，虽然独树一帜，但很难保证客观公允。第三，“所引书之本文”。王阳明嫡传弟子季本之《中庸私存》宣称，第二章“所引书之本文也”，故“著仲尼字”，而后文引孔子的话“止称‘子曰’”，则是由于所引为“当时所记之文”。这种说法纯属猜测，没有充足的证据，亦未解释第三十章“仲尼”的再次出现。第四，“自填讳”。清袁枚《随园随笔》主张，《中庸》中的“仲尼”乃“自填讳”而来，非子思本人所写。所谓“填讳”，亦名“题讳”，指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时，请人代写祖先名号。可是，袁氏之说实难成立。首先，子思是在著书，不是写行状或碑志；再者，“填讳”现象出现较晚，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云“是宋人已称填讳矣”虽非确考，但将这一现象推至先秦，无论如何都是过头的。第五，“特笔”。在《中庸谊诂》里，清马其昶认为，《中庸》“两书仲尼，特笔也”。在马氏看来，孔子有实实在在的参天地、赞化育的尽性之功，但他有德无位，因而其功绩不像“以大德受天命”的舜、文、武、周公等那么容易被人知晓，职是之故，子思用直呼仲尼的特殊笔法来刻意彰显孔子之德。而反观历史，《中庸》两次直书“仲尼”的确引起了后人的注意，但这种做法并未达到“昭明圣祖之德”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对子思作《中庸》的问难。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构成了对马其昶之说的证伪。第六，明下文“子曰”皆夫子之语。日伊藤仁斋《中庸发挥》注“仲尼曰”一条说：“此称仲尼者，明下文所引‘子曰’者，即皆夫子之语也。”中井履轩《中庸逢原》的注解与之文字稍异、语义则同。分析地看，他们的解释确有发人所未发之处，然而却无法回答《中庸》为什么放弃“孔丘”“孔子”“孔夫子”等能起到同样作用的称呼，且二人与季本一样，亦没有对第三十章的再呼“仲尼”作出说明。
如上诸说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却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庸》它处引孔子之言皆称“子曰”，何以仅此两处例外？实则，只有联系上下文而统观《中庸》，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仲尼”为主语，比较容易理解：称字可以表示尊敬，且比“孔子”“孔夫子”等“外之之辞，孔姓之通称”（《中庸或问》）更能避免误解；而若延续上文体例，冠以“子”字，作“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则又不太合乎语言习惯。可见，“仲尼”是第三十章的最佳选择。那么，第二章以“仲尼曰”引入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主要取决于其上的第一章。第一章讲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高度抽象的哲理，体裁是议论体，而第二章却忽然转为语录体，这自然就需要标明语录的言说者。标明的方式，应力求准确但又不失敬意，因此“仲尼”仍是最合适的。在首条语录指明作者的情况下，下文再引他的话，为了省文而简称“子曰”就完全可以。而假如径直以“子曰”衔接第二章的引文，则具有通用性质的尊称“子”具体指向何人，就不甚明确。
引人思考的是，亦在《礼记》中、同被视为子思之作的《表记》《坊记》《缁衣》等皆以“子言之”开篇，为何偏偏《中庸》选择了不同的著述体例？是否可依据“子言之”和“仲尼曰”的相似性，而认为《中庸》的原本乃以第二章为开篇呢？当然不能。事实上，“仲尼曰”的字眼，恰可证明此章非《中庸》原本的首章，否则开头就不会是“仲尼曰”，而应为子思惯用的“子言之”。由此可以推断，原始的《中庸》文本就是以第一章为开篇，下接“仲尼曰”为第二章，今本《中庸》未对这一部分进行改编。有鉴于此，武内义雄《子思子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把《中庸》第一章视为后人所加的观点，就需要重新审视。
（作者：曹树明，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