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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吴元迈老师去世后，我又捧起了《吴元迈文集》。此书是吴老师生前送我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之一，共收入34篇论文。这部文集是吴老师本人编选的，集吴老师一生学术成就之大成，他在文集的序言中写道：“这本文集由于字数的限定，只收入了我发表的部分论文，但我以为，它们仍然反映了我的学术探讨之基本轨迹、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吴元迈老师赠我此书时已经退休，记得他拿着这本书走进我的办公室，用他常用的那种既严肃又调侃的口吻说道：“将来我躺在棺材里，这本书是可以当枕头用的。”
《吴元迈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在得到吴老师赠书前即已拜读过，接过赠书后也翻阅过全书，但在吴老师离世后重读这部学术精选集，我却突然有了一些很特殊的感觉：首先，吴老师的文字成为“盖棺定论”，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份完整的学术遗产来面对了；其次，今后再无机会当面向老师请教，只能用重读来维系我与老师之间跨越时空的交谈；最后，吴老师的文字被我们重读，这就是他学术活动的延续，就是他学者生命的不朽。
在《吴元迈文集》中，吴老师把他的论文划分为三个板块，即马列文论、文艺学和俄苏文论，这是他一生研究的三大范畴。我尝试着从吴老师的文字中抽取出三个命题，分别用来概括他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和学术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文艺学发展的崭新体系
《吴元迈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是吴元迈老师的成名作。
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人对这一命题提出疑问，其中就有朱光潜先生。吴元迈老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上发表《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文，通过对朱先生论点的仔细推敲和对马列相关原著的细读，最后得出在马列文论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则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结论。此后，吴元迈老师又在《文艺与意识形态》等文章中继续阐释这一问题，认为文艺就是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不能将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而要充分注意到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确定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要把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提并论，也不是要否定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更不是要把作家、艺术家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排斥在创造之外，不是要在作品的审美现实和生活现实之间画等号。
遗憾的是，吴元迈老师与朱光潜先生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这场争论并未充分展开。我当年虽是吴老师的晚辈同事（当时我尚未成为他的正式学生），但并不十分认同吴老师的立场，觉得他的文章不过是对马列文论中相关论述的援引和概括。如今重读吴老师的文章，才觉得他的文章有理有据，他与朱先生的“商榷”是在纯学术层面上展开的。据说，当年朱先生在读了吴老师的文章后曾私下里对人说：吴元迈的理论功底还是蛮扎实的。
吴元迈老师扎实的理论功底，源自他在苏联高校接受的理论训练。他20世纪50年代先后就读于基辅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所学专业为美学，修过哲学史、社会思想史、逻辑学课程。在列宁格勒大学，吴老师师从著名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杰尔卡奇，连续两个学期选修杰尔卡奇开设的“文论家和批评家普列汉诺夫”专题课，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以普列汉诺夫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毕业论文。在当时的苏联，普列汉诺夫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文学理论被视为马列文论的重要构成。对普列汉诺夫文论的熟稔，为吴老师后来成长为马列文论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学成回国后，吴老师把他在苏联习得的文论“真经”运用于当时国内的文学理论建构事业。1962年1月28日，吴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完成了他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首次亮相，吴老师自己也称这篇文章“标志着我学术生涯之开始”。
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思考空间的不断拓展，吴老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再仅限于普列汉诺夫，而是扩展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文论的研究。
吴老师认为，他在1989年发表的《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是他经过多年研习和探索而获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文艺基本原理，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其历史的创新性和方法论的优越性，是任何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文艺理论学派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文艺观点是同他们的全部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他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从他们历史的创新性、严密性、科学性及方法论看，都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人类文艺学发展中的崭新体系。当然，当下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碰到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加以探讨和研究，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向前推进。吴老师在这一方面的思考结晶成多篇论文，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等。而统领吴老师这些相关论文的一个主题思想，即文学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现”。
现实主义永远是年轻的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是吴元迈老师理论著述中的重要主题。
现实主义是文艺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20世纪七八十代出现的“现实主义过时论”，吴老师相继写作并发表了《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吴老师认为，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和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封闭概念，而是一个随着生活发展和艺术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概念。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不但在艺术地反映生活方面是永远开放和发展着的，而且在表现形式和手法方面也是永远开放和发展着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欧美的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现实主义传统以及某些基本创作原则的同时，又逐渐形成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样丰富，包括它对非现实主义诸多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化，在异化，在离经叛道，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
在新时期的文艺学中，现实主义问题往往是和现代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吴老师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论”持有疑问。他认为，事实上，现实主义绝不可能同现代主义相结合，也绝不可能通过这种结合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仅在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上是对立的，它们对世界和人所持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假定性的运用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吴老师也并不因为这两者的不相结合而否定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它那些优秀的经典作品，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与艰难境遇，都从一个方面做了有力的揭示和独特的反映，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所做的那些有价值的革新和有意义的探索，也促进并推动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发展。
在“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的《总序》中，吴老师这样写道：“在20世纪文学中，在不少欧美国家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仅相互并存，相互对立，也相互影响，相互交替。英国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1年回顾百年英国文学的历程时写道：20世纪英国文学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英国不同文学阶段的主潮。我认为，洛奇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著名‘钟摆论’不仅适用于20世纪的英国文学，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也适用于很多国家的20世纪文学。”
在吴老师看来，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一直在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永远是年轻的”。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吴老师的“本职工作”是俄苏文学研究。
吴老师196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为当时尚为内部刊物的《外国文学动态》写稿。他的关注重点是苏联文学理论的新现象和新趋势。改革开放后，吴老师参加苏联文学研究室的《苏联文学大事记（1953—1976）》一书的编写工作。不久，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苏联文学史》正式立项，叶水夫先生任主编，吴老师与李辉凡老师任副主编，他们与包括本人在内的其他6位同事组成编写组，经过多年研究和写作，终于推出三卷本的《苏联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段时间里，吴老师还撰写了数十篇厚重的学术论文，如《“拉普”文艺思潮简论》《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当代苏联文艺学的结构符号分析》《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对话理论》和《当代苏联文学理论方法概观》等，这些文章后结集为《苏联文学思潮》和《探索集》，在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产生很大影响。
与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同行相比，吴老师的俄苏文学研究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他研究的是俄苏文学，但他的着眼点却总是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文学实际，联系、思考和总结苏联文艺运动中某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中某些重要的变化，是文学新时期以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其次，他更擅长宏观的学术归纳和深刻的理论思索。吴老师搞过文学文本的翻译和分析，写过作家或文学理论家的专论，但是他更为偏好、更为擅长的学术论文类型，无疑是高屋建瓴的全景式概述和在深入思考基础之上得出的理论概括。吴老师过人的理论素养和理性思维，或许与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专门训练不无关系，但欲将苏联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加以归纳和总结，并形成能作用于中国文学实践的自觉意识，无疑也是他这一学术风格养成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报刊上出现一种意见，认为苏联文论僵化，教条主义色彩浓厚，针对这种观点，吴老师在《苏联文论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僵化和教条主义并不是苏联文论的全部”“今天，该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候了”。吴老师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苏联文论的状况为例，展示了它多样丰富、学派纷呈的场景和成就，比如，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论中既有传统的社会学派、认识论派、意识形态论派、心理学派等，也有新的审美学派、价值学派、对话论派、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语言学派、比较文学派等，其中有些学派诸如“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苏联比较文学学派”和巴赫金的对话学派或文化学派，更是举世闻名。在文章的结尾，吴老师语重心长地指出：“回顾历史而没有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历史的。”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俄苏文论，对待俄苏文学的历史，这是吴元迈老师留给我们的一种宝贵的学者立场和研究方法。
重读包括《吴元迈文集》在内的吴老师的文字，他的音容笑貌似又浮现在眼前，他的娓娓乡音似又在耳畔响起。在他生前读他的书与在他去世后重读他的遗作，居然有着很大不同，如今的阅读既多了一份温情和怀旧，也能获得关于吴老师及其学说的更深刻、更完整的领会。
（作者：刘文飞，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