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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合作共赢理念展开共建，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反响。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筚路蓝缕、硕果累累，已经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回顾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成就，分析成就背后的经济机制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推动这项世纪工程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建设成效丰富
政策沟通意愿不断增强，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转变为全球共识。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诉求差异大，加强政策沟通有助于凝聚合作共识，增强政治互信，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十年间，共建“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等发展战略实现了有效对接。中国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倡议中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被多次写入国际组织重要文件，赢得广泛国际共识。
设施联通水平大幅提高，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注入经济发展新动力。薄弱的基础设施是制约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设施联通也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十年间，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体框架，逐步构建起陆海空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网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便利化水平。根据美联储经济学家德·索雷斯等在2020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效应研究的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4%，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效应达2.9%。
贸易畅通规模稳步提高，共建“一带一路”促使贸易投资规模和效率明显提升。面对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放缓、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加强贸易畅通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1800多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累计达到8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合计超过2700亿美元。中国还与沿线国家签署和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不断探索经贸合作新模式。
资金融通方式不断丰富，共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需求得到多方支持和满足。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庞大的投融资需求，加强资金融通、以金融促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十年间，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持续性投融资支持，国内金融机构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保障，此外，积极探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新模式，优化投融资方式，建立健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积极与沿线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实现稳步提升。
民心相通程度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形态多样，宗教信仰各异，加强民心相通能够进一步夯实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十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加强科技和教育领域合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此外，统筹推进对沿线国家的援助和扶贫工作，改善沿线国家民生福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有望帮助760万人口摆脱极度贫困、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
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机制分析
纵观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取得的建设成效，其合作机制从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客观存在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和供需匹配性，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第二，中国积极探索和实践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充分条件。
从国内看，我国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奠定了为更广大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产品、技术和资本的物质基础。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一些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世界领先。其次，我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培养了一批具有高超管理能力和熟练施工经验的施工建设团队。最后，中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形成了大额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庞大外汇储备，可以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本金。
从沿线国家看，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缺乏、产能有限、技术欠缺和融资困难等问题，迫切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系进一步释放本国经济增长活力的愿景，亦催生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家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庞大需求。然而，由于绝大多数沿线国家产能有限，只有争取国际外生力量，才能开展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切实有效合作，以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此外，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成本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很强的资金实力和施工力量。中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供给能力恰好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匹配性，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沿线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弥补了资金和技术的双缺口，扩大了本国现代化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仅有必要条件，还不能完整解释共建“一带一路”十年间取得伟大成就的经济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和发扬合作共赢理念是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充分条件。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是合作共赢理念，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跨越种族和地区的凝聚力和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也正是合作共赢理念及其贯彻执行，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提供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充分条件。十年来，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实现了这个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结合，取得了合作共赢的丰富成效。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及其实践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建设互联互通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为参与国家提供更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高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促进了贸易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利用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通过资源互补、产业链衔接和分工合作，使参与共建的国家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益。从这个理论指向看，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强调通过贸易合作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各国经济繁荣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强调合作共赢，倡导多元化合作方式、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区域间经济合作促进资源互补，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整合，为推动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范式。
共建“一带一路”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亚欧大陆间的运输成本，改善了互联互通情况，推动形成新的经济走廊和产业园区，加速了亚欧大陆一体化，对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促进供应链纵向和横向扩展与各国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实现资源、技术和市场的互补和共享。共建“一带一路”鼓励创新和技术转移，在全球价值链中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通过跨国研发合作、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各国企业可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这个理论指向看，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互联互通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为全球价值链理论提供了生动现实案例；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帮助共建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对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的突围，也超越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交往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指出：“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生产力的发展是形成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交往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大规模的产品需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从而促进贸易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拓展。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了地域限制，为国家间的交流和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其本质是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扩大国际交往。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平等和包容的合作精神，无论国家大小、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参与其中。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明显不同，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典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而这背后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能够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摒弃了单边主义和零和思维，旨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赋予了新的时代注解和时代使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但它的研究视角与西方经济学明显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原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原理、帕累托最优状态等皆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角度进行研究。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方式，具体包括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实践体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结构互补、供需匹配是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必要条件，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创造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发展的充分条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资源全球配置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生动诠释，有着重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作者：陈甬军，系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罗丽娟，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