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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国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韩国青山岛板石梯田农作系统……这些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留住了人类繁衍生息的根脉，是记录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化石，启迪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日前，东亚农业文化遗产研讨会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召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日韩三国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科技工作者、文化研究者、管理者等160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推动东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留住根脉启迪未来
在庆元县，香菇不仅是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的养菇人逢年过节要拜供奉南宋吴三公的菇神庙，农闲时听的是菇民戏，锻炼身体要打上一套菇民拳……自南宋以来，这里就开始人工培育香菇。千百年来，庆元人摸索出一套农耕、菌菇养殖与森林保护和谐共育的系统，形成了独特的“林—菇共育系统”。如今，这一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执行主席闵庆文说：“我们能在庆元找到香菇养殖的各种方法，从最原始的剁花法到段木法和产量更高的代料法，再到现代化养殖、加工工厂。可以说，这里完整记录着人类‘驯化’香菇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吃饱”曾是最重要的议题。和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一样，人们能从诸多农业文化遗产中，找到人类自强不息的足迹。不仅如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未来农业生产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种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农业文化遗产地，我们能找到很多稀有的品种。比如，我们在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找到了稀有的红米品种，它的产量虽然不高，但非常耐旱，未来很可能对育种起到作用。”闵庆文说。
更重要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现在总有人认为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的，这种想法失之偏颇。人是最重要的，环境保护不能走向极端。”闵庆文说，“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农业文化遗产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农业发展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塑料制品的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今，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此又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比如庆元香菇最开始用剁花法，是要在树木上砍出‘伤口’，其他方法也需要用到木料。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养殖和森林保护共育的系统。这对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启示的。”
协作共商共克难题
截至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了74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37项分布在中日韩三国，其中中国有19项。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理事长、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顾问武内和彦说：“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搭建合作交流机制已有10年。我们三国文化共同点较多但又各有特点，相互学习交流对整个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据介绍，韩国政府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投入比较多，韩国协成大学教授、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共同主席尹源根介绍，对于申请成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政府会匹配相应的保护资金：“国家会给遗产地政府3年的支持，地方政府也可以进行小规模商业运作，所需经费由国家农业或渔业部补贴。”而日本则在保护地标志农产品的生产和售卖上，探索出了一条良性运转的道路，并且通过系统的科普提升民众对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度。闵庆文说：“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三农’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有遗产地的农产品同时也是地理标志产品，还有遗产地旅游业也发展得很好。”这些举措都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那里比较头疼的问题是青年人不愿意留下务农，农业文化遗产地人口流失比较严重。”尹源根说。遗产地缩小、人口流失、难以增收……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中日韩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除了这些宏观问题，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我们中国很多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在山区，无法使用大型农机工具，导致耕作还是强体力劳动，‘劝退’了很多年轻人。能不能开发一些适合的小型农机工具？”闵庆文说。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深入研讨和不断的实践中，找到解决之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希望中日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能够推广到全球。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秘书处官员远藤芳英表示，希望这些经验能促使“更多国家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地之间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促进世界范围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表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有效的合作网络：“我们应秉持并遵循开放共享、规范运行、合作共赢的理念，将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和科技知识进行高度的融合，形成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源、信息共享，如此才能真正地把数据信息采集、保护和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更好地服务东亚地区农耕文明的传承和保护。”
（本报记者 齐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