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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为礼乐文化，礼乐相须为用，缺一不可。秦火后《乐经》失传，所幸《乐记》犹见存。“记”以解释、阐发经义为宗旨，故《乐经》之大旨、学理，可借此得其大要。《乐记》作者，旧说为公孙尼子，然近代学界多不之信，异说纷如。今由郭店楚简出，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再获新证。
《乐记》作者之纷争
《乐记》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乐类”。刘向校书中秘，得《乐记》二十三篇，孔疏：“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十一篇之名为，《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删除之十二篇篇名，《别录》有记载。(《礼记正义》卷四十七)唯《乐记》作者姓氏，《艺文志》阙如，刘向、郑玄亦未之及。
最早提及《乐记》作者之名者，为《隋书·音乐志》引南梁沈约之《奏答》：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
《公孙尼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已著录，作者为“七十子之弟子”；《隋书·经籍志》子部有“《公孙尼子》一卷”，原注：“尼，似孔子弟子。”(《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三》)《旧唐书·艺文志》“儒家类”亦有《公孙尼子》一卷，列于《子思子》与《孟子》之间，原注：“公孙尼撰”(《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下》)，是此书于隋唐犹见在，沈约之说，恐非空穴来风。然《子思子》《公孙尼子》久已亡逸，后人无从质证，故于沈约之说，疑者自疑，信者自信。
1943年郭沫若发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力主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其判据之一，是《艺文志》提及《公孙尼子》时，前后书目排列顺序为：《曾子》《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魏文侯》《李克》《公孔尼子》《孟子》，凡九种；其中，《曾子》《漆雕子》《宓子》三书，均明言“孔子弟子”；《景子》《世子》《李克》三书，或言“似”，或明言“七十子之弟子”；于《公孙尼子》，则明言“七十子之弟子”；最后者为《孟子》。毋庸置疑，此书单当是依作者年代先后为序，并非随意罗列。郭沫若据此断定，《礼记·乐记》取自《艺文志》之《公孙尼子》，并云：“由这些内证上看来，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虽不必怎样后于子贡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无问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音乐史界出现讨论《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之热潮，出版《〈乐记〉论辩》一书，收录25位作者的论文30篇，本文提及各家诸说，均引自此书，读者可自行查阅)学界多有赞同此说者，如杨荫浏、杜国庠、杨公骥、吕骥、李学勤等都从此说。同年，张清常发表《〈乐记〉的篇章问题及作者》一文，认为今本《乐记》乃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作、王禹所传，蔡仲德、施昌东、徐复观、敏泽等力倡张清常之说。
此外，李泽厚等认为，《乐记》属于荀子学派。吴毓清则说《乐记》实由汉儒编撰而成。此外，丘琼荪说《乐记》是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另有学者据《艺文志》道家类有《公孙尼子》一篇，指《乐记》为道家作品者。各家聚讼如此。
郭店楚简与《乐记》之契合处
郭店楚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所出《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语丛》等篇，多为久佚的儒家文献，乃七十子及其弟子所作，时间与内容与《乐记》最为接近，弥足珍贵。得此，我们终于可以跨越前贤从个别字句、段落的比对中判断《乐记》作者的窘境，而从乐学主旨、逻辑、学理等大端入手，考定其作者。以下数端，为笔者浅见，是否有当，敬请方家指教。
1.性情二分
法家不谈人之性与情。《老子》无性字，亦无情字。《庄子》习见性与情，然与儒家所谓性情并非一事，即“情”而言，则有“天情”“道情”“物情”“仁义之情”“性命之情”等，故可按下不论。
儒家将性与情分解，用于礼乐，用于治国理民，《中庸》有未发已发之说，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发。此为子思学派的重大理论创建。《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此情，专指由本然之性生出的情感，“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运》）。
郭店简多见涉性情之说，《语丛二》云“情生于性”；《性自命出》论情、性、命的生成关系：“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与情，并非界限分明的两个层面，而是前者涵容后者，故以金石与声喻性与情：“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如钟体含声，弗扣则不鸣，必须借由外物方才“出”，最为精当。
2.心感物动
《乐记》音乐理论的基点有二，一是心，二是物；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前者因后者的干预而起，这在《乐记》中非常突出，如《乐本》每有所发，多以音由心生起首，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类似表述，再三再四出现，继之，则必言及“物”：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情感之“声”，“非性”，非生性所有。人心本静，心非发声器官，唯“感于物而动”，即“情动于中”，由此产生人的喜怒哀乐情绪。人性有好恶的倾向，而令好恶出现的则是“物”，《性自命出》云：“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人心与物经过多次感与应之后，会形成各自的接受外物好恶、善不善的路数，于是“心术形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乐言》）
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乐化》）
“心術”，《说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术声。”饶宗颐先生说：“術的本义是道路，故亦可引申为‘道’。”(饶宗颐：《释儒——从文字训诂学上论儒的意义》，《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乐记》的“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即《成之闻之》的“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若无正确引导，则“心术”不能得其正，天下不能得其宁。
“物”，乃郭店楚简与《乐记》共同关注的重要范畴，孔疏：“物，外境也。言乐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此物包括一切外在于我心者，甚至包括发自他人的声音动静亦在其中，《乐本》云：“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孔疏：“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则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声必踧急而速杀也”。“啴，宽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欢乐，欢乐在心，故声必随而宽缓也。”外境苦，令我心哀，则我声必噍以杀；外境善，则我心欢，我声必啴以缓（其余四者类此，下不赘引）。
万民之心的哀乐，皆有心感外境而起，而国家治乱堪称最大的“外境”，于民心民情影响最大最切，《乐本》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执政者应该时时倾听民声，体察民情，以之为鉴，反思自己为政之得失，“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政策的推出当慎之又慎，千万不可伤及民心。儒家论乐，并不汲汲于所谓“审美”，而在大众的心术与国运的走向，审乐而知政，这是儒家音乐思想的伟大之处。故先王治国，“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何以能治国，至此而恍然大悟。
“感”所关事大，“王政”亦属于事，亦属于关乎民心，《乐记》云：“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国家的治乱兴衰，无不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情绪，故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3.品节谓礼
品节，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唯有洞明于此，方是得儒家教育思想之真谛。人所以为人，在人能以理性引导人性，使情感“发而皆中节”，即无过、无不及，《中庸》以此为“天下之达道”。然人非圣贤，不可能自发地达此化境。礼乐教化的功用，便是帮助人逼近此境，其法，首先分析人的情绪变化规律，再找出最合适的节点，引导人们准确把握。《师乙》论人喜悦时动作、情感的层层递升：“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檀弓下》亦有类似的解析：“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舞斯愠”三字当为衍文，说详拙作《经田遗秉偶拾》，载《学林漫录》第14辑),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喜，则由陶而咏、而犹、而舞，逐节递升；人愠，则由戚而叹、而辟、而踊，亦逐节上升。“品节斯，斯之谓礼”，孔疏：“品，阶格也。节，制断也。”将喜怒之情引导到合理的节点，此便是礼。三年之丧，并非成天辟（捶胸）踊（顿足），唯在特定场合方如此。如《仪礼·士丧礼》国君派人前往丧家吊唁，“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此时主人悲情达到高潮，在仪节上则要“成踊”，郑注：“成踊，三者三”，凡九踊。乃《檀弓上》愠系列的最高端。
朱子《中庸集注》：“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又《论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子《集注》：“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朱子将“当行之品节”的大旨，定位于得“性情之正”，至确。
岂料，郭店简《性自命出》发现有与《檀弓上》类同的文字：“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踊，愠之终也。”此文之后虽无“品节斯”紧随，但楚简中提及“节”、“节文”处相当之多：
体其义而节文之。
致颂庙，所以文节也。
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
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以上引自《性自命出》）
文生于礼。（《语丛二》）
文，依物以情行之者。（《语丛三》）
节文，或简称节、文，是礼仪的基本构成部分，是表达情感轻重、强弱的主要方式，舍此则无所谓礼，其实质是“制中”，使“过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郭店楚与《檀弓上》对情的析分以及借此表达礼的逻辑完全一致，学理上亦完全贯通。
4.乐观其深
乐的功能，世界各民族多定位为娱神、自娱、互娱，而儒家定位为教育。乐有音调、节奏，感染力强，润物细无声，最易打动人心。《乐施》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言》说，“夫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乐观其深矣”。乐为教民最佳工具的思想也见诸《性自命出》：
乐之动心也，浚深郁陶。
目之好色，耳之乐声，郁陶之气也，人不难为之死。
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乐之速也。
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
两者均认识到，乐拨动人心之“深”、之“速”、之“厚”，教育效果尤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郭店楚简还是《乐记》，对音乐的效用的认识无不根基于儒家的性情学说，即是将人定义为一种情感极其丰富与细腻的动物，人时时受情感的驱使，甚至“不难为之死”，为之殉情。因此，“求其心为难”，唯有在心与物的交接处，以及性与情的转换处，即枢纽之处，以乐“浚深郁陶”的感染力，“入拨人之心”，使人自觉归于正道。
5.由情至义
子思学派看重人心、人性，乃是西周以来，民本主义思潮崛起的重要表现，执政者不仅要仁爱民众，而且要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发人深思的，是通过礼乐教育，使人们学会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子思学派以礼乐为教，以重情为基本特色。《坊记》（出自《子思子》）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语丛一》则云：“礼因人之情而为之。”《性自命出》云：“道始于情。”均以情为立说基础，然子思学派重情而不唯情，而是要将人情引导到更高的层面与理性的方向。其学理，《乐礼》云“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象》云“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乐言》云“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而《性自命出》则表述为“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两者均从情出发，而以义统情，从文字到思想，若合符契。而《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与“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更无二致。
限于篇幅，此不赘举。仅此即可知，与《乐记》如此之贯通，迄无出郭店简之右者。若上述分析不误，则公孙尼子作《乐记》说殆不可移易。
公孙尼子作《乐记》说当不误
郭店简的出土，最重要的发现，乃是《缁衣》完帙的出土；其次是《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一语，与《中庸》“天命之谓性”之义密合；证明沈约子思作《中庸》《缁衣》之说可信。循此而论。则沈氏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亦当不虚。当今学界主流意见认为，郭店简中《性自命出》等儒简，乃子思学派逸文。饶宗颐说：“郭店本之所载录，不少应是子思的著作。”(《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庞朴说，郭店简《五行》篇，“为思孟所作”。(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吴光说，郭店简“可认定为子思学派之作”“应命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子思子》”。(吴光：《探讨性与天道——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思想辨析》，《湖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公孙尼子与孔子之关系，一说为孔子直传弟子，二说为孔子再传弟子，而以后说为优，学者之说备矣，不需枚引。公孙尼子为子思学派重要成员，乃基于礼而专精于礼的高足，行文极之相似，乃至难以区别，尚有如下两条旁证。
其一，《经典释文》之《缁衣》下陆德明云：“郑云：善其好贤者之厚，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也。《缁衣》，郑诗，美武公也。刘云‘公孙尼子所作也’，”刘为南齐学者，有“儒学冠于当时”(《南齐书》卷三十九，《刘传》)之名，乃是与沈约大约同时代而略早的经学家，其说当有所本，不可轻易否定。
其二，公孙尼子文笔与子思相似。有人向朱子问及《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一段如何解读，朱熹“因叹此数句意思极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辞。”(《朱子语类》)是公孙尼子所作《乐记》与子思所作《中庸》思想与文笔高度相似，难以区分。今由郭店简与《乐记》之比较，可知公孙尼子与子思均是礼乐论的倡导者，均注重外物对人心的影响，且以情为始，以义为归，强调音乐对心术与政治的影响，理路与文风完全吻合，朱子不我欺也。
（作者：彭 林，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