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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小说《书生行》之前之后，包括在写作过程中，我都没有料到这部长篇小说会引起眼下这么多的关注和讨论。一位编辑朋友说：“你的成功在于选择了教育教师题材，很多年来没有长篇小说涉足这个题材。”而一位文学评论家则进一步说：“不是没有小说家去碰教师题材，而是这些年来没有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写了这么多好教师。”甚至有高屋建瓴的朋友指出：“这是小说创作在题材和主题选择策略上的成功。”
我愕然，无语，好像我写这部作品是为谋划什么名利似的。
我得承认自己早年间有过“著书只为稻粱谋”，而现在年岁见老，着实应该认真践行孔子在《论语·季氏》里提出的“君子三戒”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必须戒贪图的，即便私心里戒不住，然而“血气既衰”，终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而早已不去考虑谋取功名的事情——包括写作。我之写作，实在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我人生与写作的信条是“我写作，我快乐”。
我要申明，《书生行》的题材和主题剑走偏锋，我实在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写一部大家比较少去写的教师题材的长篇小说，更不是故意要写一部好老师主题的文学作品。
退回到我们离开学校不久的青年时期，我没有想过要写。因为彼时我们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基本上无暇顾及其他，倘有机缘遇到昔日的老师，常常只是匆匆太匆匆地握手致意，实在是少年轻狂呵！
退回到我们步入中年的事业成熟期，我也没有想过要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在为业绩的丰满而忙碌，昔日的老师只能在遥远的母校向我们招手祝福，实在是踌躇满志呵！
退回到十多年前，我退休了，彼时还是没有想过要写。回到故乡母校参加校庆，看到比我们衰老许多的中小学老师，我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师回忆早年间自己和某些同学的糗事，然后师生同乐，“却道天凉好个秋”！
然而，2021年，我再度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我要写我的老师！因为，在校庆现场我已经看不到60年前上学时我们的老师了，他们不是已经告别人世，就是因为年老体衰无法前来。在校庆大会上，我只见到一对60年前教过我们化学的夫妇老师，他们一同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男老师是福建英俊小伙，女老师是上海姑娘，分配到广西一所山区县级中学任教，而且竟然终老于这所山区学校，而今他和她均已垂垂老矣，互相搀扶着来到校庆现场。我赶紧上前问候两位老师，男老师还认得我，一口就叫出我的名字，可女老师已经认不出我了，任凭男老师把我的名字大声告诉她，女老师苍老的面庞上只是依稀恍惚的神情，只有笑容还是60年前那般的温婉。我心里很是难过，只是大声地叫老师好，眼泪湿润了眼眶。后来，校长让我作为校友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跟全体同学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说：“同学们，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正在跟爱你们的老师在一起学习生活，而我也曾有过这样美好的时光，可是都已经匆匆逝去。60年前我最美丽的俄语老师现在去了哪里？我最佩服的才华横溢的物理老师现在又身在何方？总是给我的作文打高分的语文老师已经不在人世，我俊逸而严谨的班主任十年前也因病辞世，学生们十分敬畏的老校长早已告别人间，我不大听得懂老校长的报告却又喜欢听……我们想报答师恩却已经无从报答。同学们，你们要珍惜跟老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要学会珍惜，要尊重老师，永远铭记师恩呵……”说到这里我心里很是难受，再也说不下去。散会后，好几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嘉宾说他们被感动得鼻子发酸。
也就是在那一番的冲动下，我想我为什么不把这一番感受表达出来呢？
自从完成了出版人的职业任务后，我一直在规划自己要回归小说家的身份，可是一直苦于没有内在需求的冲动。著名作家李国文老师关心我，近十年来老人家一再催促我写长篇小说，说他一直在等着；著名作家王蒙老师鼓励我，叮嘱我“三五年写一部，不写对不起读者，对不起生活，也对不起你自己”。我一直想写，可始终没有从内心里感受到开始的冲动。不写小说快30年了，我起初想把自己的太平天国题材的中篇小说《天国之翼》扩写成一部长篇，后来又想把自己的“长乐系列小说”写成一个长篇，我想过把自己的曲折人生经历写下来，我还想过把自己的家族史写成长篇，那些题材确实也是一段值得触碰和反思的历史，然而，凡此种种，一直都在自己的思考中、想象中、谋划中，却始终没有非写不可的冲动。用当下青年男女惯常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不来电”。很多时候，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成的，它需要小说家“来电”。一个小说家的所谓“来电”，往往是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意识到一部小说的易感点，那状态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是“打死也不说”，而是“打死也要说”。那是一种遏制不住的内在驱动力，让他的内心发生强烈的悸动，迸发出创作一部作品的激情。文学天地里有太多因为冲动而写下名著的故事。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曾这样说：“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
《书生行》是我在“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下，2022年4月初开始写作而后在四个多月时间里一口气写下来的。
《书生行》在今年4月与读者见面后，我收获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各种奖项。于我，当然是喜上眉梢，更多的是受到众多鼓舞。倘若作品果真能取得成功，先得要感谢那曾经有过的情感冲动。
不过，大家都晓得，人们对于冲动的价值有过各种评价，有的评价甚至截然不同。文艺创作上，倘若冲动与成功之间缺少写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情感体验、理性思考以及表达能力，那冲动很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冲动，反之，则可能造就一份艺术精品。巴尔扎克在一份法国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产生了冲动而写成《欧也妮·葛朗台》，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则是因为出门坐了一趟人力车，产生了好奇心和写作人力车夫祥子的冲动。可以肯定，在同一时间里，有千人万众读过法国报纸上那则消息，为此产生过冲动的人绝不止巴尔扎克一个，可《欧也妮·葛朗台》却只有一部。同样，当年坐过人力车的人有千千万万，可《骆驼祥子》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冲动与成功中间还隔着千沟万壑。康德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十分精到，他最强调成功的艺术作品里的合目的性，认为艺术的成功应该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一部作品能够成功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它身上可以见到完全符合着一切规则，而不能有矫揉造作、死板固执的地方。在康德看来，一切艺术品呈现的美都具有理性的规则潜藏在里头，可以让人领悟得到；同时，外在的呈现形式显得十分自然，让人看不到人工痕迹。在我从母校校庆活动中产生的冲动到写成一部30余万字的小说之间，我是努力调动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情感体验尤其是早年在中小学生活中的积累和体验，还有就是晚近十多年来涉足教育事业和学生阅读教育的理性思考。在写作中，为了作品具有稍微浓郁一些的“书生味”“书卷气”，我在表达方式上有意识地放弃自己写小说惯常使用的短句子与冷幽默，断然操练起莎士比亚式的优美长句，至今尚不晓得读者们是不是有所接受或者也还喜欢，这是我颇为忐忑的一件事。
《书生行》能够得到一些好的反响，虽然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积累、情感体验、理性思考以及在表达方式上所作的努力，也多亏了自己这般年纪还有如此这般的冲动，这是自己写作之初的选择。可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写作还要被时代、社会、读者作选择，现在看来，这一次写作的选择得到了时代、社会、读者的选择，我要感谢时代、社会、读者。
（作者：聂震宁，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