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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从“有志于学”到耄耋之年，先生秉持“老老实实地读书，踏踏实实地积累”的不二法门，专一于中国书画装潢事业。
论其实践积累，装裱修复的古代书画作品数以千计，且多为唐宋以来的赫赫名迹，由技至艺，由艺而道，已达“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当纯熟的手艺已然达到物我合一，先生则上下求索，将个体的技艺经验纳入到历史长河的技艺文脉之中，在学问修养中考察其缘由、推证其发展，既是为书画装潢这一独特的传统技艺总结经验、昭示后学，也是自我道德情感润化提升的必由之路和重要途径。这本新著《中国书画装潢要略》，虽是针对书画装潢发展历史“要略”的专门之作，仅“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但却集先生六十六年技艺、学问为一身，折射其人生经历，潜隐其至诚德性。
先生于1982年就已出版《中国书画装裱概说》一书。从“概说”到“要略”，四十年间，“重写一本像样的装潢概略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何？先生虽言“拙文实如粗丝之布，颇显干瘪浮浅”，但“概说”的奠基与开创之功，确实不能抹灭，续写“要略”，依学生看来，正是先生“吾道一以贯之”的热爱、挚诚与使命所致。
此书之“要”，首先在于以宏阔而连贯的视野勾勒了中国书画装潢整个的历史发展脉络。装潢技艺在历史的发展中，从简朴实用到美化保护，进而形成一代又一代之风规。如果说，从汉代帛画到三国魏晋时期“托心术”的产生，是持续数百年的发轫期；两晋与南北朝时期则是各种形制、材料、技法的充分发展期；隋唐以来，修、染、装分工明确，宫廷装潢形成规制定格，富丽堂皇，向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两宋不仅在装潢形式方面多样化、规范化，如赫赫有名的“宣和裱”，并转入注重书画的保护阶段，总结了诸多经验；元明清精彩纷呈，技艺的精致化与普及化并存，风格的文雅化与皇家气同在；民国至今，从民间店铺到公私合营、文博机构，书画装潢事业传承有自，迈入新的辉煌。先生所著，历朝历代无有偏废，即使如隋、元、民国，也在爬梳钩沉中管窥其时代特点及在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样代代承传的历史意识与研究态度，贯穿整个著作，装潢源流、风格特点、形制演变、材料使用、技法发展等等，都融为一体。文献之博综、材料之新颖、考证之翔实、线索之明确，都使“要略”之“史”跃然浮现，而且，有厚度、有高度，更有将技艺提升为人文思考的温度。
技艺的背后，是人，有名的、无名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不断演进的技艺操作中，凝结为这门技艺特有的人文精神。先生所述“要略”之要，其次正体现于此。对于无名的工匠，先生在历朝所述中，都格外注意挖掘这方面的史料，如东汉“少府”管辖的画工称“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南朝也设有“少府”——监掌百工技艺的机构，并在画上出现“装护人”姓名；唐代“在朝廷设置的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专事装潢的人员和官职”，有“直”“匠”之别……正是这些历史中无载的工匠师傅，默默地传承着这门技艺绝学。先生由此写道：“真正修复国之瑰宝的是官府所设‘作场’中的‘国匠’‘巧手’们。他们是真正促进装潢技术不断发展的劳动者。”对于有名者，无论是帝王贵胄、还是士夫文人，先生都有综论褒贬，尤能对其于装潢业的推动之功作贴切之评；而对于虞龢《论书表》、贾思勰《齐民要术》、米芾《书史》《画史》、陶宗仪《辍耕录》、文震亨《长物志》、周嘉胄《装潢志》、方以智《通雅》等这些文人学者关于装潢的专门之论或散论片段，先生均盛赞他们的高洁人品、高雅情操，辨析其要旨、厘定其地位、总结其经验，多有知人论世之谈，读之发人深思。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书画装潢就仅仅只是一门技艺，然而，由于其与书画作品相伴而生，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们已然为完整的一体。从小处看，书画材料与装潢材料基本相同，一些特殊的书画材料需要装潢者染制才能开始创作，书画作品展观、收纳都有待于装潢的美化和保护，在书画鉴藏中，装潢、修复是重要的保护手段，同时也是鉴赏的一部分，可以说，书画与装潢乃是休戚相关、美美与共的统一体。从大处看，“装潢”既与物质史、材料史、技艺史紧密相关，又与书画发展史、审美史、风格史密不可分。甚或说，上至中国文化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如装潢中的“天头”“地头”之称），下至日常起居、生活雅事，都与之有着一定的联系；更何况，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大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推动并制约着它的演变。先生的这本“要略”，其“要”之三就在于广搜博取、由博返约，是由时间、技艺、阅历、学养、情感等共同积淀而成。说起先生查找资料的方法，一定会让今天已经习惯于电子检索的年轻人嗤笑。家里备着《二十四史》，从友人处又随借随还《丛书集成》，在学校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见一条抄一条，不取耳食、力求目证，终至集腋成裘。对于前辈研究成果，先生则“慎而恭”，既审慎择取，如大量引用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王以坤《书画装潢沿革考》中的精辟论断，又本着恭敬的态度大胆指谬；对于后辈学生，哪怕只是一篇课堂作业，只要有新意、有价值，先生也嘉赏引用。今天的学术研究，极重方法论，各种方法一拥而上，先生的笨办法，却纳物质材料、职官制度、社会习俗、审美风尚等为一炉，毫无违和、切割之感，实得人文互化、博约相济之大要。
熟悉冯先生的人，无论长辈同辈晚辈，都认为先生重情重义、不拘小节。谢稚柳老对其修画分文不取的行为，激赏赞曰“大侠”；弟子们也早已习惯先生称自己为“闺女”“小子”；先生那不修边幅的样子也已成为美院的一道风景。先生喜小酌，酒后常说“玩玩而已”；然，继绝学之技、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又岂止赏玩风态呢？修画时，他总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热爱、因为真挚，因而“惶惶”，终成先生其技、其学之“煌煌”！
向先生致敬！愿先生健康！期望先生能陪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一直“玩下去”。
（作者：邓 锋，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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