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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大家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拉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幕，特别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表述中，着重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时代新征程上的绿色发展如何实施，方向在哪里，怎样体现“现代化”特征，都将成为新的命题。
回顾过去的治理经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得以完善，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顶层文件制定，到大气、水、土污染治理领域相关“十条”的陆续出台，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滚动推进，到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持续开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成为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典范。
我国的绿色发展成绩和经验为探索未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精彩前奏。尤其是在制度体系方面，“四梁八柱”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执法力度前所未有，政府和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提升——可以说，绿色低碳正在成为地方发展坚守的底线。
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具有周期性、累积性、阶段性等特点，治理初期面临的主要是积累多年、影响较为严重的污染，通过重典治污，自上而下严格执法，乃至督察巡视等方式，基本能够很好地解决。但过去解决环境问题时，部分地区在操作方法上也暴露出“一刀切”“一阵风”等问题，特别是地方形成产业路径依赖后，因“青黄不接”而采取超越地方经济发展可承受的高压措施。例如，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为追求短期目标，有地方甚至出现“拉闸限电”的做法，对此舆论反应强烈。
从这些现象分析，进入新时代的绿色发展更需要体现现代化的治理能力，特别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形成高层次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格局。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谁来参与治理？治理主体是参与和推进绿色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最初，面对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严重时，政府往往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在行政管辖区域内启动大规模环境污染治理，包括建章立制、提高标准、环保执法、区域协作等。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能够高效督促各层级政府闻令而动，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之下，现代化治理体系应更多发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创新治理工具，弥补政府治理覆盖缺失或低效的环节。比如，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绿色金融、ESG风险评估、环境税、碳减排金融工具等，就是更多利用金融、投资、价格等手段，进一步识别资源环境要素价值，通过优化配置市场要素，发掘能够激励绿色发展的新技术和新业态。再如，社会参与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能够凝聚更多共识，消除治理进程中的信息盲区，广泛汇集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创新想法，最大程度发挥政策效益。
第二，什么时候治理？寻找环境治理的有利时机，才能保证现代化治理的有效性。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损害，都要经历引发、累积、扩散、蔓延、破坏等环节，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治理，以发挥最佳效益，需要运用法规政策、环境科学、经济金融等综合判断。环保法提出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理念，便包含了选择治理时机的意义。理想的治理寄希望于“事前预防”，而现实的情况却总是“亡羊补牢”。环境问题会受到属地自然禀赋、环境容量、风险演化等多种因素的诱发和影响，因此事前预防变得异常复杂，这也对治理时机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污染事件或生态风险初露苗头时，就应该敏锐地把握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及时预判和发力，通过不断总结污染防治经验，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监测风险点，在阻止污染损害事件扩散蔓延的同时，做好态势演化的预判和情景分析。
第三，治理的内容和方式是什么？治理对象的变化意味着“绿色”内涵的深化和社会产生了新需求。近年来，生态环保、节能降碳产业日渐壮大，浙江的湖州、丽水等地据此形成了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探索在乡镇形成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说明治理的目标会更加注重绿色产业的形成，从而激发新的产业赛道。同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在大气、水、土等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老百姓在感受到身边环境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对于人居环境品质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此外，经过多年治理实践，我国逐渐形成法律法规、财税金融、督察执法、宣传科普等多种治理方式。独立型治理方式近年来已积累不少经验，但组合式的治理方式仍值得探索和尝试，包括法规、财金、宣教等措施如何组合，怎样确定实施比例和“出场顺序”等，都是现代化治理中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第四，治理的成本效益如何评估？环境治理具有周期性、阶段性、场景性，往往会因地因时因势而改变策略。对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节能降碳、资源集约等不同领域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来说，同一个环境问题的解决成本各不相同，这就涉及采用何种方式治理性价比最高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治理精细化与否的典型表现。例如，因用地、用工、用能成本不同，建设运营同样的污水处理厂，各地成本各不相同。与其他产业类、科技类、基建类项目不同，绿色项目的效益评估还涉及公共环境、公众满意度等多项软性指标，尤其是绿色治理效果好不好，最终还要用户和公众打分。因此，现代化环境治理的成效评估属于综合事业评价，涉及不同行业和区域利益，更需注意“治理中”和“治理后”的评估。
（作者：刘瀚斌 陈诗一，分别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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