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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代主义文学，人们会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想到海明威和福克纳，当然也会想到乔伊斯，有人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表达并总结了整个现代主义运动”。而说到现代主义艺术，人们会想到塞尚和马蒂斯，也会想到毕加索。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被认为是“上演着半个世纪艺术史的舞台”。
乔伊斯和毕加索的成功离不开两位女性——西尔薇娅·毕奇和格特鲁德·斯坦因，她们有着识别天才的眼光，并愿意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现代主义杰作的诞生。
西尔薇娅·毕奇：“识别并被真正的文学天才所吸引”
1917年3月一个寒冷有风的下午，29岁的西尔薇娅·毕奇从美国普林斯顿来到巴黎，在左岸一家叫作“书友之家”的书店门前徘徊。书店的主人、法国作家和出版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热情地欢迎这位美国朋友。她们一见如故，谈论起对彼此语言和文学的热爱，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这是传记作者诺埃尔·费兹在《西尔薇娅·毕奇和迷惘的一代》中记录的一幕。
两年后，西尔薇娅用母亲从美国寄来的3000美元在巴黎开了自己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1921年莎士比亚书店迁到奥德翁街12号，街对面的7号就是阿德里安娜的书友之家。英国小说家布莱赫在回忆录里说，她记忆中的巴黎仿佛只有奥德翁一条街道，因为这条“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代表了“西尔薇娅和阿德里安娜，还有我在她们书店里度过的那些时光”。
书友之家和莎士比亚书店很快就成为巴黎的一个文化中心，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在这里聚会。布莱赫回忆说，西尔薇娅是“完美的文化使者”，她把艺术家和作家介绍给彼此，包容并平衡他们性格里那些微妙的个性。西尔薇娅告诉别人“生活在巴黎是一种幸运”，把身边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其乐融融地聚合在一起”，让他们从“艺术家和发现者”的身份中找到归属感。巴黎在发展，周围的人在变化，但是每次动荡过后你总能找到西尔薇娅，“她等在那里，怀里抱着新书，身边的角落里站着一位新作者，正是我们想要认识的人”。
西尔薇娅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除了晚年所写的自传《莎士比亚书店》外也没有其他作品存世，但是她会说四种语言，有一种对语言的天然敏感，讲起故事来幽默风趣。
珍妮特·弗兰纳是《纽约客》杂志驻巴黎记者，她在《了不起的业余出版商》一文里说，无法否认西尔薇娅身上那种异于他人的天赋——“识别并被真正的文学天才所吸引”。西尔薇娅主动庇护的第一位作家是海明威，那时海明威来到巴黎不久，还只是一个想当作家的记者，他在书店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是在找书看就是在看书，偶尔才会买一本店里那些前卫的杂志。而西尔薇娅和帮手们就轮换照顾他的儿子邦比，好让他继续做着自己的文学梦。1944年8月巴黎解放的时候，就是海明威带着几个游击队员，挥舞着机枪，喊着西尔薇娅·毕奇的名字冲进奥德翁街，找到躲在楼上的西尔薇娅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小说《尤利西斯》把西尔薇娅·毕奇和詹姆斯·乔伊斯永远联系在一起。西尔薇娅仰慕乔伊斯的天才，用弗兰纳的话说，她“无畏无私，也没有经验”，所以才敢出版一本无人看好的小说。为了满足乔伊斯和家人的生活需要，西尔薇娅常常要提前支付版税，屡次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乔伊斯却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认为自己是“西尔薇娅人生最好的那10年里的一份礼物”。西尔薇娅勇气非凡，敢于选择特立独行的生活，却在对待天才乔伊斯这件事上表现得极其传统和谦卑，在别人指责乔伊斯的时候，她只是云淡风轻地说：“毕竟，书是乔伊斯写的。一个孩子属于他的母亲，而不属于为他接生的人，不是吗？”
詹姆斯·乔伊斯：“她是什么人，值得我们所有作家的赞美”
英国当代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在《戏谑》中准确地描写了乔伊斯的性格，称他“本质上安静内敛，但又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名声不感兴趣”。正因如此，在他和西尔薇娅的合作关系中，乔伊斯负责幕后策划，西尔薇娅负责出版、宣传等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他们的合作始于1921年3月，那时《尤利西斯》在美国的连载遭到审查，令乔伊斯备受打击。是西尔薇娅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提议说：“不知道莎士比亚书店是否有幸出版《尤利西斯》呢？”西尔薇娅回忆说，乔伊斯“非常愉快”地同意了。
西尔薇娅对印刷环节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达朗蒂埃是书店忠诚的合作伙伴，他的印刷厂位于巴黎西南部的第戎，那里的工人既看不懂英文，也对小说内容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机械地干活，确保小说能够顺利出版。在西尔薇娅看来，为乔伊斯效劳是这个城市的骄傲：“安静的第戎，以盛产芥末酱、荣耀月季和黑加仑甜酒闻名，现在又多了一种特产——《尤利西斯》。”为了表示感谢，乔伊斯把西尔薇娅和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都写入小说，她们出现在《独眼巨人》一章，西尔薇娅在故事里是“格拉迪斯·毕奇夫人”，故事里以西尔薇娅母亲为原型的西尔维斯特有两句歌词：“我越是努力，/不知为何就会损失越多的钱币。”西尔薇娅认为这个人物更像自己，她说：“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和詹姆斯·乔伊斯共事，或者为他工作，快乐是我的——我感到无穷的快乐；而利润是他的。”
乔伊斯的口袋里好像有一块磁铁，把书店的资金都吸进去了。1921年的平安夜，在阿德里安娜的书店举行了一场新书的宣传活动，前来参加的读者需要购买入场券，这些钱最后也都进了乔伊斯的口袋。尽管如此，活动还是吸引了众多巴黎左岸文化界的重要人物，250个人挤满了书店的两个房间。旅法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是一个例外。当初是庞德建议乔伊斯举家来到巴黎，也是他把乔伊斯介绍给了西尔薇娅，因此他认为已不必目睹“自己的发现被人们重新发现”了。
这场活动办得别开生面，但乔伊斯依然一副旁观者的清高模样。法国诗人瓦莱里·拉尔博首先介绍了乔伊斯的生平和作品，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讲到《尤利西斯》的创作。他告诫读者，如果不了解荷马史诗《奥德赛》，这部小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本天书。拉尔博还用法语朗读《赛壬女妖》和《佩内洛普》两章里的节选，并自作主张省去了几句可能引起争议的话。在活动的最后，美国演员吉米·莱特表演了《赛壬女妖》里的一些情节。
乔伊斯对于细节锱铢必较，他的那些“无理要求”西尔薇娅都尽量满足。为了向《奥德赛》致敬，乔伊斯要求将封面印刷成希腊国旗的蓝色，标题要用白色的字母，象征那些海洋上的白色岛屿。达朗蒂埃最终在德国找到了合适的颜色，用平版印刷的方法复制在白色纸板上带回法国。1922年2月2日是乔伊斯的40岁生日，他希望拿到两本成品书作为生日礼物。当天一大早西尔薇娅就来到里昂车站，等待从第戎发来的快件。之后她穿过塞纳河，来到位于学院路9号乔伊斯的家，把生日礼物交付到乔伊斯手上。
当天晚些时候，乔伊斯写了一首仿莎翁的诗《西尔薇娅是谁？》，向西尔薇娅表示感谢。诗的开头是这样的：“西尔薇娅是谁？她是什么人/值得我们所有作家的赞美？”在诗里，乔伊斯没有忘记提及西尔薇娅的“财富”：“她的勇气是否和她的财富一样/虽然有钱人通常都缺乏勇气？/人们在她周围抱怨叫嚷/争抢着订购《尤利西斯》/但是签名之后，他们又陷入沉思。”几天之后，西尔薇娅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寄出了预订的小说，阴郁腼腆的乔伊斯从此成为著名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
格特鲁德·斯坦因：“事实上她引领一切”
1905年美国人里奥·斯坦因来到巴黎秋季艺术沙龙，买了一幅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画——《戴帽子的女人》。这幅画奔放艳丽，有一种原始的活力。里奥的妹妹、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也同样被打动，不理解这幅画哪里激怒了评论家。也是在同一年，里奥从画商萨戈手里买了两张毕加索的作品，其中一幅是《提花篮的女孩》，格特鲁德为“胳膊和腿的画法感到震惊”。从1905年到1909年，并不算富有的斯坦因兄妹买下更多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的作品，几乎垄断了早期的毕加索市场，把他们位于巴黎花园街27号的家变成了一间现代派的艺术画廊。
因为斯坦因兄妹的知遇之恩，毕加索和格特鲁德成了毕生的好友。1906年毕加索为格特鲁德画了一幅画像，她后来评价说：“我过去和现在都很喜欢这幅画，对我来说，它就是我，是唯一一张无论何时都像我的作品。”1907年毕加索开始转型，尝试用立方体和平面表现他眼中的世界，这些立体主义风格的作品被里奥称为“废纸袋的集合”，却意外唤醒了格特鲁德的创作灵感。1908年，格特鲁德开始为周围的朋友创作立体主义风格的“文字画像”，笔耕不辍直到去世。
花园街27号在当时是一个现代艺术的中心，每个周末，格特鲁德都在这里举办艺术沙龙。珍妮特·弗莱纳回忆说，格特鲁德的画廊是“巴黎最迷人的一个去处”，这里所讨论的话题饱含知识和思想，格特鲁德“总是谈话的引领者，事实上她引领一切”，她只要开始笑，所有的人都会开始笑，这不是“一个信号”，而是“一种精神和智慧的感染力”。在美国作家纳塔莉·巴尼眼里，格特鲁德不仅仅同情、欣赏艺术家，还帮助他们走出创作困境，把他们从“固执或者沉迷”中唤醒，帮助他们找到方向重新开始。
格特鲁德的沙龙上有很多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庞德等，她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曾经自豪地说：“格特鲁德·斯坦因和我就像哥们儿一样。”后来这些年轻人都功成名就了，格特鲁德却还在为作品无人出版而顾影自怜。她只在1913年发表过两篇“文字画像”，写的是马蒂斯和毕加索。这两篇文章在《摄影技巧》杂志上发表，配图是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画。以马蒂斯和毕加索在当时的成就，格特鲁德的文字更像是为艺术家写的脚注。
毕加索成名以后，格特鲁德就买不起他的作品了，但是毕加索会将作品赠送给她。1930年，格特鲁德一生的好友兼秘书艾丽斯·托克拉斯卖了几幅毕加索的画，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为格特鲁德出版作品。布莱赫在回忆录里充满深情地称赞格特鲁德的作品，认为她的文章“那么简洁又那么深奥”，无论18岁还是80岁的人都值得一读。布莱赫说，如果人们质疑她的写作天分，那才是“真正的学识的堕落”。格特鲁德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在她未出版的笔记里，她称“巴勃罗（毕加索）和马蒂斯有一种只属于天才的男性气质”，在这句话的后面，她谨慎地加了一句：“也许，我也是的！”
巴勃罗·毕加索：“她会慢慢变成画上的样子”
从萨戈手中买到第一幅毕加索作品不久，斯坦因兄妹又从他的画廊买了几幅作品，总共花了800法郎。在《毕加索的世界》里，作者莱尔·沃顿贝克说：“毕加索从未一次见到过这么多钱。”这次相见还给毕加索带来了创作灵感：他被格特鲁德身上特殊的气质打动，请萨戈代为转达为她画一幅肖像的请求。于是从1906年春天开始，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格特鲁德·斯坦因都会来到毕加索的画室。
画像的进展并不顺利，事实上，毕加索似乎遇到了创作瓶颈。大约八九十天后，他突然抹去画像上格特鲁德的脸，声称自己“看不到”格特鲁德，然后便与女友费尔南多去了比利牛斯山旅行。1906年秋天，结束旅行的毕加索回到巴黎。这次他几乎是靠着记忆，凭空为画像补画了一张脸。《巴勃罗·毕加索传记》的作者蒂姆·麦克尼斯形容说，画像的其他部分都多多少少属于现实主义风格，那张脸却完全不同，“那是一张扁平的脸，让人想起非洲原始部落的面具”。这幅画像一点都不像格特鲁德，毕加索却坚持说：“没关系，她会慢慢变成画上的样子。”
这种全新的风格是毕加索在比利牛斯山的收获。在西班牙一个叫做戈索尔的村庄里，毕加索接触到了原始的非洲艺术。从1906年秋天一直到1907年5月，他一共画了800多张草图，最终完成了一幅即将震惊世界的杰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在这幅画上，有两名女子的脸会让人想到非洲面具。毕加索对人物的身体构造也做了惊世骇俗的处理，比如头部扭曲180度，让头和背出现在同一个平面。在这幅画里，人像几何图形那样被组装在一起，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一地的碎玻璃”。
1906年到1907年是毕加索向立体主义风格转变的开始。格特鲁德在回忆录里说，此时的毕加索，要“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物的灵魂，而是一个他自己想象的世界里的形象，“一种不真实的现实”，他将用这种想象把人物的脸和身体“变成艺术”。正是凭着这种想象，毕加索最终画出了大量立体主义作品，把艺术家从模仿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毕加索为格特鲁德所作的画像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毕加索：其人其画》一书里，皮埃尔·戴说，毕加索为格特鲁德画了一张“前卫女艺术家的脸”，“这幅画像与她希望在20世纪文学史中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毕加索与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者文森特·希罗德也认为，这幅画像“在斯坦因成为一名现代作家之前就把她塑造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无可争议的‘现代偶像’”。
这幅画像在格特鲁德的家里挂了40年，在她去世以后被赠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像被运走那天，毕加索来到格特鲁德的家，和艾丽斯一起缅怀逝去的青春。他伤感地对艾丽斯说：“你和我都将再也见不到这幅画了。”
如今，人们提到《尤利西斯》就自然会想到西尔薇娅，说起毕加索，也会顺便说说格特鲁德的那张画像。格特鲁德与毕加索的关系，是两个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乔伊斯与西尔薇娅的友谊则更像是一种不平等的主仆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些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巴黎文化圈的往事，都为我们展示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侧面。
（作者：王冬菊，系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