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在历史上的修筑与意义变迁

  在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部分时段，长城通常是南方定居王朝用以防御北方游动势力进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在秦汉和明朝表现得最为明显。北方的游动势力凭借其机动灵活的军力，向南方定居王朝谋取财富和消费品以满足自身需要，构成了对后者的军事威胁，而南方定居王朝在扩展力量之时也会拓进草原，双方的交往互动由此而生。从古代攻防的角度考虑，地处南面的定居王朝需要自保时，长城就成为攻防选项之一；然而一旦如唐朝、元朝和清朝等王朝那样兼跨南北（一统化）之后，这种阻隔作用就被消解。睽诸历史，国家规模性拓展、异质性族群组合、多文化之兼纳随时代递进而成为主导趋向，长城的阻隔功能亦随之呈消解之势，并在一统化格局中转化为南北沟通的标志。

长城的修筑及转化

  长城工程是古代重要攻防方式（或手段）的一种，作为大型攻防工程，它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是每个试图修筑长城的王朝政权或集团所能承担得起的。历史上的长城，更多也更典型出现在大型定居王朝譬如秦汉王朝、罗马帝国。

  单就中国古代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长城起初是被用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攻防中。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周天子威望的逐步下降，诸侯的势力明显上升，各诸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采用军事征战的方式以确立自身的霸主地位。进入战国之后，各诸侯国从以往的霸主争夺演化到兼并对手，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也从阳奉阴违发展到了正面对抗，最终周天子被彻底废除。战国时代的史事表明，诸侯国之间不再是春秋时代的强弱对峙，而是强者试图将“天下”纳入一体化的结构之中，这便是人们熟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在征战规模巨大、确立一统化大型王朝格局的转轨之中，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上升为大一统王朝关注的重点目标，“万里长城”由此而来。

  从历史诸要素进行考察，这一时期对统一的秦朝构成最大威胁的外部力量，是蒙古草原崛起的匈奴势力，它以规模性的骑兵及其强悍的攻击力而著称，匈奴南下对秦朝造成的危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诸侯。从秦朝视角来看，是匈奴对其北部构成了实际威胁，但是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匈奴之所以能够崛起，也是秦朝崛起奔向草原（南缘）进而激发草原游牧力量聚集的一个结果。虽然目前为止学界对古代的中原与草原政权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具体问题仍旧存有诸多争议，但我认为，用历史上的双方互动以解释古代亚欧大陆东缘南北之关联，可以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选择。

  随后的事实表明，长城的修筑成为定居王朝用以保卫自身的一种方式，这在西汉及明朝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说，历史上的长城作为工程，通常是古代王朝防御北部游牧势力进攻采用的一种手段。这里我要特别补充一点：历史上的长城修筑，并不是某一群人对付另外一群人的手段，它与某些特定人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作为军事攻防的方式之一，长城的修筑是由封建王朝的决策者或者统治集团直接筹谋策划的，古代的长城工程是一项有明确目标和具体操作的设计，只能由王朝自身承担。历时数千年的中国长城修造史显示，主宰工程其事的就是秦朝、西汉、隋朝、明朝这些具体政权的统治集团。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相互竞争时，采用长城互相攻防，而到了秦以后，修筑长城就成为定居王朝（政权）用以保护自身社会免遭游牧力量攻击的重要方式之一。

长城与王朝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眼于秦以后各王朝有关长城修筑的情形，依次审视历史上南北政权之间的诸多关联及其互动方式。

  在现代之前的历史上，亚欧大陆上分布着南部的定居王朝和北部的游牧政权，从东方的中国到西面的地中海沿岸，多有此类呈现，它们成为公元前千百年至近代之间古代国家政权的主导模式。之所以分成定居和游牧两大模式的政权，主要取决于它们依托的生计方式：定居政权以男耕女织、从土地获取生活资源为目标，游牧政权则依托草原的放牧获得经济保障。这是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国家上层建筑之差别的典型表现。以古代中国为例，定居王朝通常采用皇权主导、相权辅佐的中央集权式政体，通过设置缜密的行政制度等方式统辖全国，构成一个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主导、多地域文化聚合的王朝结构。与之对应，古代草原政权则由单于、可汗为主要首领，部落集团与之配合，形成分权制邦联性政治体（各政权名称有别）。这两种类型的王朝贯通亚欧大陆东西之间而呈南北对峙，亚洲东部地带从秦汉到明清，伴随着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到蒙古和满洲（族）等各类政权，它们与定居王朝的交往互动，成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一个主轴。

  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怎样互动的呢？就经济生活与文化习俗而言，定居政权依托特定的地缘能够塑造规模不等的大小王朝，它们固定在特定地区，这类政权的特点是：耕作经济的累积能够为王朝的运作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财富，促使它们得以长久地建设和维系，或者以新旧替代的方式保持其规模体量和整体构架。虽然定居王朝受限于地理和自然等条件，彼此之间的规模性往来不算多，但也会由使臣代表官方进行疏密不等的交涉，商人则更加频繁地进行着经济贸易的互通有无，僧侣传播信仰，贯通其间。与此对应的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社会，他们的政权和王朝之间，因生态环境、经济生活乃至文化习惯具有高度的相似和重合，彼此的联系趋于频繁，尤其是军事力量崛起之后，相互兼并较为频繁发生，成为这类政权交往的主导模式。然而游牧政权经济相对单一，对于定居社会财富的冀望，往往会驱使他们南向发展。就古代中国这片地域而言，更典型地表现为南北两种大型政治体多方面的交往互动，譬如征战压制、经济互补、贸易沟通、使者联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乃至“和亲”带动的联姻等，频繁而密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原的定居王朝和草原的游牧政权在诸种形式的互动中共同发展，双方的关系变化，与长城的修废存在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长城的构筑。

  秦朝是古代第一个修筑长城的大型王朝。它在征服六国、稳定中原耕作地区的基础上，于北部派军进入农耕与草原的交接地带，试图再度拓展。但在这里遭到了匈奴的阻隔。如同史籍的描述特别是今人的研究那样，原本游走于空旷草原的各部族在秦朝北向挺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匈奴”为称号的力量，司马迁说“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这表明，游牧部族将势力汇聚在一起以政权的力量对抗曾经势如破竹般拓展的秦朝，最终以南北对峙构成了秦汉时期东亚的政治格局。若采用汉朝人贾谊的描述，那就是“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汉书》卷48《贾谊传》）。贾谊表达的是人口相当于“汉朝大县”的匈奴拥有雄强力量与汉朝匹敌的事实。虽然在人口规模上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但就游牧武力释放的力度和烈度而言，匈奴无疑是当时亚欧大陆诸多势力中的佼佼者。当时以骑兵为主导的游牧势力机动灵活，迎战定居王朝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时在战术上具有很大优势。面对此种形势，秦朝采取“北守南攻”之策略，构筑一道漫长的北部边防工程，以阻挡游牧势力的骚扰，就成为王朝统治的必要考虑，横贯东西万里之遥的长城因此“出场”。此后，草原的对手就成为长城防御的重要对象。这在西汉和明朝表现得最为明显。

  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稳固中原之后，也曾经打算像秦朝那样，乘胜进入草原，将其纳入西汉王朝之内，但“白登之围”证明当时的汉朝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匈奴，汉朝转而采取“和亲”、约为兄弟之法维护自身与匈奴南北对应的关系。正如文帝在给匈奴单于的信函中所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当时的西汉王朝与匈奴分居农耕和草原而两相对峙。直到多年以后，养精蓄锐的汉武帝改变策略，整合西汉王朝几代统治者积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举进军草原，打破了南北的平衡。虽然汉武帝数十年攻伐匈奴招致文武朝臣的激烈批评，他晚年也对这一策略进行了修正，但汉武帝对南北平衡的打破却为后续东汉王朝处理南北关系奠定了基础。公元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原本与南面定居王朝抗衡的匈奴，一直处于内部诸种力量的角逐与竞争之中，东汉则成为占据优势一方，双方的均衡终以北匈奴的“西遁”和南匈奴的依违而打破。从这数百年间的变迁过程里，后世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汉朝与匈奴彼此抗衡、相互竞争，谁也不能压倒对手之时，定居一方就会采取包括修造长城在内的防御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游动一方，由于自身的地理和环境提供不了他们所需的东西，而南面汉朝丰富的物质财富又引起他们的觊觎，在彼此的商贸满足不了物资需求的情况下，匈奴南下进行军事掠夺就成为必然选项。这就是汉朝尤其西汉强化长城工程的主要原因。

  到了明朝，其长城修筑策略几乎与西汉刘邦集团如出一辙。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父子，在稳固政权后相继北上进入草原。与刘邦针对的匈奴不同，明朝面对的是被他们推翻的元顺帝残余等势力，但将草原纳入王朝统辖之内的动机则有相似之处。不过，明朝同样也无法彻底压制草原的游牧力量。尽管被赶出了中原，元朝的残余势力加上草原的其他力量，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于彼此的纵横捭阖之中仍能不断干扰明朝北部。明英宗50万大军于“土木堡之变”的溃败，使明朝君臣深深意识到北边防御的重要。正是出于这种严峻现实的考虑，大规模的长城修造再度成为明朝的选择。这项举措贯穿了有明一朝的大部分时段，成为古代修筑防御工程又一个突出典型。这段历史再次证实，南北任何一方都不能征服对手或者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长城的修筑就会成为固守一方的战略选择。明朝修筑长城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虽然巨大，但较诸遭受北部力量的冲击所造成的损害，还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应对办法。

  由此可见，当南北对峙且规模性的王朝彼此不能相互替代之时，处理双方关系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离不开长城的修筑，其要因就在于定居王朝的土地与社会乃是其生存的基础，不可不保。另外，定居王朝不计代价地修筑长城，也侧面反映了与之对峙的北部草原力量超强的攻击压力。

  第二是长城的废弃。

  古代王朝中还有一种与此相反的场景，就是不修筑长城，也不以长城作为攻防手段。这通常表现在长城东西南北兼纳的大型王朝之内，譬如唐朝前期就是典型代表。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他在位的9年，都在兼并其他势力，或将他们纳入自身的统属之下，最终确立了中原地带的稳固。李世民即位之后，唐朝在此基础上向周边四维地带开拓，其中的一个指向就是北方的广袤草原。而李唐王朝面对的草原雄强力量是称雄一时的突厥。他们于6世纪中叶推翻柔然人的控制，崛起于万里之遥的蒙古高原，再于隋朝建国前后分化为东西两部。东突厥以强悍著称，与隋朝周旋，隋末崛起的诸多势力不乏依托突厥以自壮的举动，李渊集团在崛起过程中也曾依靠突厥支持的骑兵和马匹与其他势力相互角逐。而壮大起来的李唐王朝，若要从中原出发走向草原，突厥的阻隔就必须直面；唐朝的北上，使其与突厥尤其东突厥发生了尖锐矛盾。

  巧合的是，初上台的唐太宗，他面对的东突厥却常常陷入内部诸种势力的纷争而不能自拔，加之天灾造成牲畜大量死亡，这就给唐朝的北上提供了机缘。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大规模出兵，征服东突厥。后续继承皇位的唐高宗李治，也派兵西出降伏了阿尔泰山一带的西突厥。在他们前后的开拓之中，唐朝将农耕的中原和游牧的草原统合在一起，唐太宗集“皇帝”与“天可汗”称号为一体，获得胡汉人群的承认，从而构筑了中原—四方地域、胡汉众多族群组合的大型王朝。在唐朝建立的一统化结构里，原本用于保护定居社会的长城失去了攻防作用，这就是唐朝放弃长城修筑的理由。即使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后期的衰弱，回鹘崛起于草原，然而双方的联系仍旧大于对抗，这种相对和缓的局势同样使得唐朝没有将长城的修筑纳入议事日程。

  放弃长城修筑的另外两个突出的例子，是元朝和清朝。长城之修筑，更多地是以耕作为主体的定居王朝的行为，而这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都源自北方，或者是崛起于游牧草原，或者是兴起于多种经济成分的东北。从草原深处崛兴的蒙古势力，在忽必烈继任大汗之后，将重心指向了中原腹地并以征服南宋为标志建立了元朝，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中原的农耕社会与自身的草原传统合二为一。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不会考虑修建长城。同样，从今东北起家的满洲（族）贵族力量，聚合周边胡汉各种人群组建政权，并乘明朝内乱导致政局不稳之机，以八旗军跨越长城挺进北京，终以“大清”之名定鼎中原，在康雍乾三世延续百年的努力之下，构建起一个地域广阔、胡汉族群众多的大型王朝，并以中国古典王朝的成熟形象屹立东亚。在这种满蒙汉不再划地而割的一统王朝之内，“修德安民”成为统治集团经营国家的主要理念，长城以往防御游动力量的阻隔功能，同样也被消解了。

  如此看来，在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变迁史中，长城从战国时代诸侯国彼此攻伐的自我防御工具，演变成了定居王朝阻挡游动势力的大型防护体系。长城的兴修抑或废弃，主要取决于定居王朝自身的构建意图及拓展规模，同样受制于防御对象即游动政权或王朝的回应，确切地说，它是双方甚至多方互动的产物。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场景：当对峙双方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兼并和侵吞对手时，进攻和保护就成为各自选取的办法；游动的一方不需要固定的防御工程，而定居的一方需要保护其耕作的土地、居住的房屋乃至基于此的人口和财富，唯有修造固体工事予以保护；工程规模的大小，则取决于对手造成戕害的程度。

  而在历史的另外一些时期，南北任何一方的实力导致其势力强大到超越对手之时，将对方纳入自身政权之内，就成为政治集团的一个选择。从农耕地区出发的定居王朝，无论是前期的秦汉，还是中间的隋唐，乃至随后的宋明，其统治集团都有将北方草原兼纳过来的意愿。从草原或北方出发的王朝，在如何建构政权并确定其规模的问题上，则有一个前后转变。早期的匈奴和中古时代的突厥，主要是立足草原而向定居王朝索取人力物力，后来契丹的辽朝及其后续的女真金朝，则迈开了入主中原的步伐，终由蒙古和满洲（族）政治集团建构起跨越南北的大型王朝。

  一部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演进史，似乎就是由南北表征的农耕与游牧权力相互交织、彼此共处的演进史，长城在数千年历史中功能与作用的显与隐，端赖于王朝的实力与格局之大小。伴随这一趋向的，从中原的角度讲，有一个从秦汉囊括农耕地域到唐朝前期南北兼跨农耕与草原的脉络；这一广阔局面的开拓，最终由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和东北起家的满洲（族）统治集团所继承，长城的阻隔功用就此丧失，转而勾连东西南北而达到了彼此抟合。

长城之意涵及其升华

  中国的一统化王朝经过元、清的铸造而完成塑形，长城作为防御设施的功能随之丧失，这是古代军事攻防意义上长城命运的归宿。但是，长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作为有形的物质载体，它逢遭自然灾害侵蚀甚至人为破坏的痕迹仍然存留至今，尤其在当下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语境下，长城作为历史文化遗存更为社会所关注。不过，今人意识中的长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转向了“精神”层面——人们更习惯于将它置诸“文明”内涵的精神层面予以理解。

  这种意涵是如何转变的呢？我认为，其中不可忽略的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标志，近代中国在与国外势力的激烈碰撞中逐渐走上了新型国家的建构道路，它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型为基础，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特性，最终塑造成为不同于以往封建王朝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长城意涵的转折和升华亦伴此而行。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它既能激发出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又能将这种情感转换为支撑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以“振兴中华”为号召，释放出了超越以往的激情，通过“开眼看世界”的努力、洋务派的近代化建设、戊戌变法的政治追求、革命党建立民国，一直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古代长城曾经的“对峙”意义至此被更广泛的“联结”意义所取代，实现了意涵与精神的升华。今天，长城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富强的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符号，成为国家建设、民族团结的标识，成为连接世界的中华文明之表征，凝聚起巨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