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

  【读书者说】

  近些年，已经有诸多学者文章论述了傅璇琮先生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专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有一些纪念文章，回忆了傅先生作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以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傅先生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功绩，的确不限于自身的唐代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傅先生逝世，他是古代文学研究事实上的领路人之一。作为研究个体，傅先生对于个人的研究有整体规划；作为古代文学界的领路人，他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也有整体性思考。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结构范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曾有很大的争论，有一种十分强势的意见认为，古代文献整理不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也有学者把文献整理称为“前研究”。这种把古代文献整理排除在研究之外的倾向，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冲击。

  就是在这样关键的时期，傅璇琮与沈玉成、倪其心三位先生合写了论文《谈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1987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五期。傅先生认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内容是十分宏富的。古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边有一个对工程的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他以工程为喻，论证了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和上层结构的整体性。文章提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工程的内容包括：1.基本资料的整理；2.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3.基本工具书的编纂；4.文学通史、专史的撰著。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前研究”部分。傅先生认为，这一部分十分重要：“基础工程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和要求。”（《驼草集》第502页）1998年，在《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里，傅先生的文章《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重申了古代文学研究结构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说有其完整的结构。这种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驼草集》第1453页）在此篇文章里，傅先生重点论述了文献整理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不仅重申了文献整理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可为深入研究奠定下扎实的资料基础；而且进一步指出，文献整理还有开拓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意义，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文献整理的研究性质和价值。

  傅先生认为，基础之上建构的上层结构范围更广，大致有：1.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文学流派的专题研究；2.古典文学样式的专题研究；3.作品的批评鉴赏（以上为传统的研究范围）；4.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5.古代文学比较研究；6.新分支学科的开辟,包括文学考古学，古典文学的文物研究；7.方法论的研究；8.学科史的研究。这些为初辟或尚待开拓的领域。傅先生指出，基础之上的上层结构“应有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特点和要求，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总结其创作经验，探索其艺术规律，促进当代创作，繁荣学术研究，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驼草集》第1148页）

  傅先生等人关于古代文学结构的论述，在当时的环境中，正面回答了文献整理是否属于研究的问题。从更长远的目光来看，他们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结构的论述，至今仍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畴做出的科学而又实事求是的界定。

二、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

  傅先生研究古代文学，深受丹纳《艺术哲学》影响，他在1978年撰写的《唐代诗人丛考·前言》引述了丹纳的论述：“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傅先生提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受丹纳的启发，傅先生认识到，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不仅指文学本身，还包括文学流派、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1986年，傅先生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出在研究方法上要加强文学史的横向和纵向研究。“所谓的横向研究，概括地说，就是要求从历史文化总背景下来研讨古典作家作品。”（《驼草集》第410页）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逐渐清晰起来。

  1997年，傅先生在《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文中，正式提出“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理念：“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驼草集》第1253～1254页）他在谈到唐代文学研究时认为：“立足于20世纪的学术发展，面向21世纪的学术趋向，唐代文学研究应走向更具广阔前景和广泛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驼草集》第2283页）“这意味着，在作家作品及其文本研究外，更应将文学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之一，对文学的研究应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从文化视角切入唐代文学研究，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方法。”“应将文学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等文化层面，注意在文史哲相关学科和其他交叉学科的联系中探索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灵状态和社会处境。对复杂的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真实而深入地解读文学，厘清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从总体把握文学史的复杂流变和演进规律。这对研究思路的拓宽、研究领域的开辟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不无裨益。”（《驼草集》第2283～2284页）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强调的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一个时期总的精神状态，考察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把握其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即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探索文学特色，使文学作为主体更为突出。

  傅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是在他的“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理念下规划与开展的。他认为，文学编年史能够逐年地作综合研究，把政治发展、经济变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复杂的经历和创作情况，作总体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较好地解决研究整体的问题，由此组织了唐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与此平行的研究工作是为作家撰写信实可靠的传记，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他还开展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尝试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作综合的研究，努力重现唐代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深入认识唐代文学。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典范之作。

三、加强专题个案性的研究

  傅先生无疑是从文化入手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提倡者。但此后，他在不同文章中对文化研究“空对空”的倾向表示担忧，并仔细思考避免研究中空疏无物的解决途径。1992年，他在《漫谈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建设》中说：“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我想是无容置疑，也是不劳多说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有效地进行。说是‘有效’，我的意思是要避免文化史研究中极易产生的空对空的现象。文化本来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们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研究，就很容易过了若干年，热闹了一阵，回过头来一看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起点上。”1994年，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他对国学研究又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就目前来说，是怎样避免文化史研究中极易产生的空对空的现象。”他同样主张从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研究，比如具体学科学术史的研究。2002年，他又谈到文化或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淡化或泛化倾向，指出：一个学科，如果抛开研究对象，都说各学科一样的话，那就不可能有自己的阵地。

  为了纠正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倾向，傅先生提倡个体性的研究，具体说是专书研究：“对文化，宏观的把握、规律性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基础则是个体性的研究。对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种个体性研究，比较实际的，则是专书研究。我一向认为，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者功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古代若干有代表性的专著分别做专题性研究，就会使我们整个研究基础较前更为扎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谨严学风的熏陶。”（《驼草集》第1889～1890页）

  傅先生做唐代文学研究，开展了一项很重要的专题研究，即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研究，形成的成果是《唐翰林学士传论》。他辑集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及诗文别集、杂史笔记、石刻文献等，为二百余位翰林学士作传。翰林学士传论着眼于个案研究，考察翰林学士任职期间政治活动、文学交往、生活状况和心态，同时还考证学士入院前的仕历，具体呈现出唐代这一士人群体生活境遇和心理状态。

  关于中唐文学研究，傅先生撰有《李德裕年谱》和《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按照傅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结构说，此二著属于文献整理的基础工程，在此方面取得的成绩已经有若干评论。其实此二书亦属于中唐文学的专题或曰个案研究范畴。但是诚如罗宗强先生评价的那样，它已经越出了个案研究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在《李德裕年谱》中，“谱主的事迹完全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画面里”，“在对纷纭复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即使在个案研究中，也贯串着他“历史—文化”的理念。《李德裕文集校笺》也是如此，“力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统摄本书所涉及的诸项考据，把校笺的重点放在每篇作品的系年，并征引史实确定其历史背景，阐述其文化氛围。”可见，即使是文献整理，亦充分体现出傅先生对于研究的整体思维。

  （作者：詹福瑞，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