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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15日 星期一

    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辨伪

    作者:贾飞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15日 13版)

      “四大奇书”是小说领域中的一个常识性话题,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是长篇通俗小说的代表性著作。从当下读者和学界的认知来看,大多持王世贞首先提出了“四大奇书”之说,这主要源自李渔之论,他曾说道:“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通过其言可知,最初的“四大奇书”是《史记》《南华》《水浒传》《西厢记》,后来逐渐演化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是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李渔倾向于后一种划分之法,即以“类”作为依据,严格区分经史、词曲、小说之间的界限,不是同类则不能同归,“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从而把“四大奇书”之名直接定义于长篇通俗小说,并以冯梦龙的为准,剥夺了王世贞之论的合理性。不过后人谈及“四大奇书”时,终究绕不开王世贞。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是李渔精心构建的伪论,并不是王世贞真有此论。主要原因有:

      其一,王世贞“奇书”之论有其贬义。李渔所言的“奇书”是对《三国》《水浒》等书的肯定和推崇,认为他们是长篇章回小说的代表。而在王世贞文集中,与《史记》《南华》《水浒》《西厢》有关的“奇书”之论,只涉及《史记》一书,他说道:“《史记》,千古之奇书也。”不过此处对《史记》的评论却是以批评为主,如他接着说道:“(《史记》)非正史也,如游侠、刺客、货殖之类,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已意以伸好。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意即《史记》为史书,应恪守客观叙事的规则,奉董狐之笔,不能凭个人情感的喜好,自由抒发,“游侠、刺客、货殖之类”的文章显然有悖于史书撰写要求,以致王世贞否认《史记》的正史地位,认为后世不应学习司马迁如此创作。因此,王世贞的“奇书”内涵和李渔所论是截然相反的。

      其二,王世贞从未提及“四大奇书”一语。翻阅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等文集,在所有的篇章中,并没有发现“四大奇书”之论,《南华》《水浒》《西厢》这些书名出现的次数很少,《水浒》甚至是只出现过1次。而在扩大至与王世贞相近时期的他人之论时,倒有多人之论与李渔相近。如李贽旗帜鲜明地将《水浒传》《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李献吉集》称之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首次将个人文集融入到宇宙大背景中考虑,提出宇宙说。笑花主人则言及:“《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明确提出“四大书”之说。西湖钓叟则认为:“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此三大奇书在李渔所论的四大奇书之内,但评论的角度不一样。陈忱更是直接将《南华》《西厢》《楞严》《离骚》并称为“四大奇书”。这些论断,多少与李渔之论有所不同,但不能完全否定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说明,当时众人都注意到,在四书五经之外,通俗小说、戏剧、个人诗文等文集也具有其独特地位。可见,李渔认为的王世贞说,可能是综合了他人之论。

      其三,“四大奇书”的部分书名非王世贞常用语。在书名的表达上,李渔所言的“四大奇书”与王世贞的不相吻合。如李渔言及王世贞的“四大奇书”为《史记》《南华》《水浒》《西厢》,而庄子因为被道教尊称为“南华真人”,以致《庄子》一书又有《南华》之称,不过王世贞在评论庄子著述时更多的是用《庄子》一语,他在《读书后》卷一中,即采用《庄子》一名,将其与《读墨子》《读伍子胥传后》等文章并列,翻阅王世贞文集,也可以发现《庄子》出现的次数明显多过《南华》。而用《南华》表示《庄子》的仅为6次,他说道:“弇州者何,始余诵《南华》,而至所谓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以及“《南华》之鹏,抟九万里而风斯在下”。这种引用只是偶尔提及。

      其四,王世贞对“四大奇书”褒贬不一。王世贞对《史记》《南华》《水浒》《西厢》的评论有很大不同。如他认为《水浒》是:“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这是对《水浒》的全面否定,一来认为它是稗官野史之类,非正史,不登大雅之堂,二来认为它的最大特色是“猥亵”,充满低等、下流的行为,君子不齿。前面提及的《史记》,王世贞只是从史书写作方面进行的否定,其实他还是有所肯定的,如在指导后人学习时,《史记》是必读书目,同时也是他在进行考据时的重要佐证,其言及:“郦道元云世人疑是项伯冢,按《史记》,项伯名缠,封射阳侯,子睢,封后以罪除平皋侯。”而对于《西厢记》,王世贞则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并批判何良俊主张《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在《西厢记》之上。至于《庄子》,王世贞说道:“庄子之为文,宏放驰逐,纵而不可羁,其辞高妙而有深味,然托名多怪诡,而转句或晦棘而难解,其下字或奥僻而不可识。”即肯定庄子行文境界开阔,意境深远有韵味,不过名物多诡怪,部分用字较为生僻,使人难读。因此从王世贞的态度来看,他对《史记》《南华》《水浒》《西厢》四书的褒贬程度不一,且此四书不属于同一层面,《史记》为史书类,《南华》为诸子类,《水浒》为通俗小说类,《西厢》为戏曲类,王世贞不太可能将四书放在一起比较分析。

      其五,王世贞奉行小说以佐历史的观念。王世贞生活的中晚明时期,唐传奇、宋话本等文学性小说已有所发展,并深受民众的喜爱,而王世贞对此类小说则是嗤之以鼻,如他认为:“《夷坚志》在诸说家中,尤为卑猥庸杂,即刻本览一过便舍之,不足留。”他还怀疑《禹本纪》《山海经》中神话的真实性,他说道:“惟司马子长亦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盖亦疑之,而未能决也。”对于王世贞的小说观念,何诗海认为:“王世贞编《弇州四部稿》时,早已完成《世说新语补》《剑侠传》的编纂工作。但这两部以写人叙事见长、更具文学性的著作,却未能入选《弇州四部稿》。”(《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因此,王世贞虽然从事过有关志人小说、唐传奇的编纂,但这不是他所认可的小说观念,他所奉行的是以佐历史的小说观,如他编纂其文集时遵循《七略》,言及:“集所以名四部者,赋、诗、文、说为部四耳,亦《七略》遗例也。”《七略》虽已亡佚,但可以从班固的《艺文志》获知,他言及《艺文志》是“今删其(《七略》)要,以备篇籍”。其中提及的《伊尹说》《周考》《青史子》等书目,均以历史考证或历史评论见长,王世贞“说部”中的《札记内编》《艺苑卮言》《宛委余编》《燕语》《野史家乘考误》等就是对这种小说观念的继承,而不是李渔所言的小说类。

      其六,部分书本在王世贞生前未曾刊刻。李渔最终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是建立在对“王世贞之论”的否定之上,然而此四书在王世贞《四部稿》《续稿》中的出现情况不一,《水浒》之名好歹还出现过1次,而《西游记》《金瓶梅》就根本没有提及,《三国》虽多次言及,但指的是陈寿《三国志》,而不是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如他说道:“史称齐文宣在东山饮酒,投杯赫怒,召魏收于前,为书将西讨,周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三国》《典略》载其全文曰:‘朕历数在躬,志清四方,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再者,《西游记》最早的刻本为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为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义水浒传》,《金瓶梅》虽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苏州书坊刻东吴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但在此本之前,就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王世贞1590年去世,部分书本未曾见到,而到李渔时,这些都广为流传。因此王世贞和李渔的时代不同,他们的小说观不尽一样,李渔很可能就是以其时代观念,目的明确地去建构王世贞小说观。

      综上所述,李渔构建的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更多的是借王世贞之名,来论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因此,后人不应该以李渔之论来阐释王世贞的小说观念及其文学思想,同时,对“四大奇书”之说的内涵也应该有所反思。

      (作者:贾飞,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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