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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新编历史剧《苏秦》作为“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剧目、“文旅部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项目”入选作品演出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苏秦》以严肃的历史意识和当代视角对元杂剧以来传统戏曲中苏秦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剥去其为功名利禄而奋斗的形象色彩，将其作为纵横家因而崇尚以权谋之术谋取功名利禄的传统形象重构，突出他舍弃个人功名利禄之小“利”而追逐以民为本的天下大“义”的转变。此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挖掘寻找创作资源，讲述历史故事，意在回溯文化根脉与中国价值，是对传统文化资源与历史资源的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以精品意识和艺术质量为创作立场所完成的一次院团演剧风格的自我更新，是“双创”理论在戏曲创作与演出领域的一次典范性实践。
《苏秦》所呈现的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是民族统一前夜政治与军事斗争的阶段，也因此是由于寻求新思想、新秩序而探索和进步的时代，因群雄逐鹿而留下英雄传奇，也因社会变革催生百家争鸣。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崇尚权谋之术推行远交近攻，他们政治主张的目的是为盟主或者盟国带来利益，而他们自己也在攀爬权贵阶梯的过程中实现着前倨后恭与封侯拜相的野心，传统的苏秦形象正是如此。然而，提倡权谋与利益至上的纵横家最终被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推崇的“义利观”所取代，“义在利先”“见利思义”一直到“舍生取义”，“义”取代了“利”成为支撑民族统一和社会新秩序所需要的道德伦理，成为千载之下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之一。越剧《苏秦》的文本进行人物形象重构的起点和意义正在于此，展现个体如何被先秦那个热血时代的刚健清新与生生不息所熔铸和变革，更是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提供民族情感的凝聚力与价值引领。
作为士子精神的承载体，苏秦承载着他的时代奠定的延伸至身后千载的“三不朽”价值，而这正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体系、精神信仰和道德标准。苏秦的死是决绝而动人的，舞台的光影中，看到了千载之下士子精神的意气纵横。这样的形象重构背后潜藏着剧作家的家国意识，这样立意深沉的作品更是当下剧坛所需要的。在当下的戏曲创作格局中，王宏创作的戏曲作品影响力与日俱增，对舞台创作原则的熟悉和对戏曲规律的尊重是技术层面上的原因，但更具有重量的是，他有凭借任何故事完成价值表达的能力，他的笔下有人物受尽委屈之后的坚持，有穷途末路之际知其不可为之而为之的胆识，有批判性的反思和潜藏的诘问，大气象中总有小细节可以使观众走出剧场后以回味定品位。
《苏秦》的舞台展现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次艺术创造意义上的自我更新，更是越剧舞台审美风格的一次改观。越剧剧种的审美主体是婉约细腻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由女性观众群体的审美诉求而形成。越剧所擅长的是情感的抒发与放大，具有阴柔缠绵的气质与风格。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作为浙江省唯一省级专业越剧团体，浙江小百花以《西厢记》《陆游与唐婉》等“诗化越剧”的创作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院团发展路径与院团风格。“诗化越剧”成就的不仅是茅威涛那一代演员的卓越表演，更是形成了越剧独特的现代戏曲形态。而《苏秦》的横空出世，一改以往剧种气质的温柔婉约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恢宏庄重的历史气象与激昂阳刚的舞台美学风貌。开场时十余个女演员头戴青铜面具进行的集体鼓舞、苏秦刺股时天幕上出现的犹如以血画成的老树枝干的线条、代表六国相印的六面旗帜从舞台上方垂下直接形成的压迫感，抽象化而又具有冲击力地展现了全新的舞台视觉享受。
这一次蔡浙飞饰演的苏秦，完全走出了对茅威涛的“酷似”，而是有了鲜明而强烈的个人风格。越剧女小生蔡浙飞也因为苏秦这个人物拓展了表演的边界，流派表演的特点并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第29届梅花奖得主，蔡浙飞是一个表演风格成熟的艺术家，但她显然没有过度执着于个人风格的表现，而是一切从苏秦这个人物出发，一切艺术手段服务于舞台形象的塑造。蔡浙飞身上具有武生的功底，因而塑造男性角色更能具有阳刚之美，具体到苏秦这个人物时，她突出的是坚毅执着，而不全是经由陆游和张生一类书生形象所确立的儒雅飘逸。剧中“刺股”一段，为表现苏秦的决绝坚定所使用的大开大合状态的身段动作，都是越剧女小生的表演形态中前所未有的。而杨小青导演，从一开始就将《苏秦》定位于“史诗剧”，虽然剧作表现的时间跨度未必有史诗的容量，这种定位更多是在形容她想要追求的舞台气息——恢宏悲壮。可以说，《苏秦》拓展了越剧女小生的行当表现力，更拓展了越剧剧种的发展格局，院团和演员都通过这部戏的实践得到了提升和发展。
总之，越剧新编历史剧《苏秦》有着明确的创作诉求，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提供民族情感的凝聚力与价值引领，而这一切都以舞台实践的方式给予着回答。感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以打造文艺精品的创作态度完成了这部作品，作品体现了创作态度与创作实力，更体现了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的成果。
（作者：孙红侠，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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