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孔子出现的儒者

  儒者群体的诞生，甚至儒的概念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如何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儒家学派的起源由来已久，并非等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振臂一呼就能够立马产生出来的。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儒者，但绝不是第一个儒者，孔子还不能是商周中国之儒的全部，或者，我们不能在孔子与早期儒者之间直接画等号。儒者队伍的形成，应该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开始。近代刘师培《释儒》对于儒的起源研究，无疑具有开山之功，他首先提出，“儒家之学，上有所承”，皆“古代术士之遗教”，而“通经致用”之儒，则始于孔子。章太炎《原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为儒的概念在古代中国的具体使用、也为儒源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参照坐标。胡适《说儒》依据章太炎“儒服即是殷服”的线索而推导出“周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并且，“亡国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士”，“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观点有创意，富又启发，颇值参考，但许多细节仍需进一步考辨。

“君子儒”与“小人儒”

  《论语·雍也》篇中，孔子教导弟子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钱穆《新解》以为，孔子之时的儒，还是术士之称，指“士之具六艺之能以求仕于时者”。当时的儒，还只是职官体系中的“一种行业”，只是到后来丧失官守了，才“逐渐成为学派之称”。儒既然是一种行业，那么在这个行业内部，也就“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因为“每一行业，各有君子小人”，于是便可推导出“孔门设教，必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显然不是从行业、职业，而依旧从道德层面判别君子儒、小人儒，不足以囊括孔子之时君子、小人的全部含义，也没有把儒的“行业义”讲深讲透并坚持到底，更没有对其做出必要的蕴涵延伸和价值拓展。实际上，《论语》中的君子、小人是有职业、阶层、分工的差别义的。《子路》篇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君子、小人则应当从所事工作岗位、劳动性质、财富分配方式等层面作解。

  单纯走道德学的路径而进行解释，此路则是不通的，于是，我们不妨从职事、分工的视角予以诠释。作为一种正规行业的儒，大多是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文职官员，可能早就开始于殷商时代了，但那时候的他们还不能叫作儒。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人群已有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之分别。周室自己的祝、宗、卜、史往往享有很高地位，而与流落民间、曾经是祝、宗、卜、史的殷族遗民形成鲜明的反差。春秋之后儒的职业人群进一步分化、分流，其中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服务于上层贵族的知识分子，或保傅，或乐师，或谋士，而另一部分则不得不继续奔走在社会底层，成为民师，有的则蜕变成粗野乡民或无业游民。

  孔子所见世，“君子儒”与“小人儒”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即已明显分疏。儒者队伍中的绝大部分已流落于官方体制之外而不得不依靠治丧、相礼为生。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称：“相礼本来是巫祝专职，早期巫祝是当时社会中最有学问而知礼的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孔子本人似乎也做过这类事情。《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死前交代子贡以后事，“夏后氏葬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孔子对丧殡之礼非常熟悉，甚至，孔子正是在那段治丧相礼的职业生涯中反思并寻找到儒者队伍的未来出路。《子罕》篇中，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相礼之时，一定要勉力而为，不敢沉溺于酒食，否则将面临违背礼法要求、丢失饭碗的巨大危险。子夏幼年家贫，先跟随孔子学道，然后又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很可能是子夏在进入孔门之前，为了生存也做过一些“小人儒”之事。于是孔子才予以嘱咐，要求他尽快摆脱在民间相礼、教书的困局，而趁早跻身精英阶层，进入上流社会。《荀子·非十二子》曰：“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可见，子张、子夏、子游的气象在当时都很差，显得没什么出息。杨树达《疏证》说：“《荀子》所谓贱儒，盖即孔子所谓小人儒”，是针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而绝非从道德、学理层面论之。

“出于王官”与巫源、师源

  章太炎《原儒》以为，周代学术，掌于官守。刘师培《古学出于官守论》也指出，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皆“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上古中国，官僚系统早生、早熟，涵摄了几乎所有的职事，百工皆起于官场，学术当然也不例外，官为学源，官、学一体，形成一种深厚并固化的人文传统，其影响一直到今天都很强烈。《礼记·曲礼上》曰：“官学事师”，宋刻本作“宦学事师”，歧出二义，一是官学，作为一个复合名词，指官方的学术，为官方所认同和使用的文化系统，存在于官僚体制中的文脉道统；一是官、学并列，但又各有分工，所事不同，为官与为学是可以分离的。孔颖达《疏》则作“官学事师”，已经使宦、官一谓，并无分疏。其引熊松之曰：“宦谓学仕官之事，学谓习学六艺，此二者俱是事师，非礼不亲。”为官、为学都要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应用，不过，已经演变为两种路径，各自所展开的内容则有所不同。官则学习为官之道，如何侍奉、服务好自己的君王、民众；而学则要求经常或能够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用于实际，或能够操练、演习礼、乐、射、御、书、数。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十分坚信，“在孔子之前，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神巫与史官起初只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职官，都服务于王者，后来则成为儒的两种不同文化源头。深入殷周中国的信仰世界和文化生活，则可以揭示早期儒者与巫觋文化的关系。追溯上古神话谱系中的帝、巫关系，可以挖掘出大禹、商汤、文王行巫事迹。殷周时代丰富的郊祀、祖祀、社祀活动，蕴藏着“神道设教”的秘密。于是，透过《春官》、《国语》文本所载原始巫觋队伍及其沟通天、人的职事活动，可以发现儒的神文起源。但到孔儒，则自觉走出神巫、做出诸多“去巫化”的努力，而促使商周之际从“神道设教”到“绝天地通”文化转变的真正完成。早期儒者在起源、基底上长期与巫、史混搭在一起，而使得儒家的精神面貌既有巫人的神秘性、超越性、非理性和浪漫性，又有史官的严肃性、逻辑性、确凿性和现世性，只是发展到后来，经由孔子的道德化改造和伦理化加工，则更加注重沟通天与人、融合情与理，以鲜明的仁道主义特色而又与巫、史相区别并分道扬镳。

  刘师培《释儒》称“盖儒者以柔让为德，以待用为怀，故字从‘需’声”，应该是对早期儒者非常中肯的评价。其“以柔让为德”，“以待用为怀”，则反映了早期儒者的基本特征和真实精神状态。上古的儒代表着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性格的群体。历史地看，儒家是一个颇善于省察克己，也很能够做到内敛自守的学派，其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总呈现为一定程度的他者取向，而始终能够把自己的道德关怀与伦理观照积极推扩、投射到别人身上。所以，儒家强调“恕道”，绝不是偶然的。由此，“儒”与“需”的关系也值得深究。需字在殷墟甲骨中就多次出现。甲骨文中并无“儒”字，但从需字的刻写形状，则可发现需、儒之徒在殷商一朝就已经存在，是拥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在王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已形成专门化、垄断化的职业。把儒训为需，可能起源于最初的文字象形与人群分工的职业标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早期俗儒的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与窘迫。而这又是胡适、徐中舒所未能明确梳理出来的脉络。

  追溯早期儒者队伍的起源，一定不能回避掉“师”。师起源于上古学校的教官。刘师培《成均释》曰：“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官即师”，及至周代，则“乐官名‘太师’，或即因是得名”，“周代立学，亦以乐官施教。”最早的师可能只是乐师，因为担任教学任务，后来便演绎而泛指学校里专以教育王室弟子为职事的教师，“太师”；或指导军事训练的高级军官，“师氏”。据《地官·大司徒》，“联师儒”，联，同连。郑《注》曰：“连，犹合也”，大司徒有团结和凝聚兄弟、师儒、朋友的职责要求。又，“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而这部分儒则起点较低，《周礼》对师儒的定位，原本也只是扎根基层，在各个封国的乡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司徒教官。后世中国常把师、儒合为一体，使两者指谓趋同，师儒一谓，儒即师，师即儒。官师队伍中太师、师氏、保氏、联师儒、乐师、乐正、大司乐之职业所事，也可以揭示上古儒者作为知识人群体的教师身份起源之谜。早期中国既已形成师道尊严，“当其为师，则弗臣”，师可以高于君，道统大于政统。

作为儒的一支的前殷遗族

  早期儒者的队伍构成也可能来自两支不同文化力量的历史会合。一支是春秋以来，周人自己的文化人因为天子王权的没落、诸侯王的破败而游离出了官僚体制，成为散落于民间的礼乐专家，没有俸禄的支撑，他们不得不靠相礼为生。另一支则是前殷遗民中的官僚贵族，有文化的人，他们拥有一定礼乐知识，但不被周人政权所任用，其道术也不可能有机会成为王官之学，而始终被拒绝在现行体制之外，已经长期沉沦在民间，凭借强殷的文化资源而指导底层民众甚至为其直接操办红白喜事，换取养家糊口的财物。这两股力量汇流，孕育出早期的低端儒者。

  殷商是一个先后维系了六百多年、地理疆域达到数千里的大型王朝。据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就在亡国前不久的帝乙统治时期，殷商还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其“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等到周王建政，天下大定之后，除了受封于“区区二三百里之宋”外，有的还安置在了鲁国、卫国。《左传·定公四年》曰：“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殷民七族”分与康叔。故说“鲁卫之国为殷民之国”，也是成立的。殷民的广泛存在及其不断演化，则现实地构成了早期儒者的群众基础。

  殷人的种族生命力和文化生命力都很顽强，他们居于周人族群之中，却始终能够守护住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保持清醒的身份自觉，这一点很像儒之为儒的群体性格。殷人中的祝、宗、卜、史之职官，据《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并没有随着商朝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强大的殷商王朝，其体制内的卜、宗、祝、史队伍当然也十分庞大。纣王政权的轰然倒塌，周室的正式建立，让这些人一下子便成为没有雇主、心无所属的流浪人员，周室不会使用他们，因为如果使用，则政治风险太大，可能会有碍于新兴政权的稳定。他们成为殷商遗民，商王室的遗族，仍然留念和认同于殷商文化，蔑视实力微弱而只靠偶然取胜的周族。周人因为是小族，自身没有多少文化积累，联合其他诸侯而瞬间战胜强殷之后，也来不及建构自己的文化系统。甚至，在殷遗的眼里，他们就是不懂礼乐、没有底蕴的暴发户。

  最早的儒，产生于殷人体制内职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说：“甲骨文中儒字的本义为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儒家的起源决不是班固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专门替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事神，办丧事，当司仪的那一批人，才算是最早的儒家。”这样，儒的最早出现，便可以上溯到前殷王朝了。

天下道术与孔子贡献

  上古平民不识字，更无学术，所谓学术则皆在王官之中，由政府所主导和控制。诸子之源，往上追寻到商周，下限则在春秋末期。作为王官之学的那些已经构成职官、百工专业知识的基础，也已经被人们共同接受而成为公共话语方式的天下学术，即《庄子·天下》所谓“古之道术”，甚至还可以包括当时通行的礼乐。如果说，王官之学是殷周之际的主流学术文化，盛行于王公贵族之间，那么及至西周之初，王官之学最早的形态都是带有职官分工性质的专业知识，门类众多，发展到西周中期，则催生出一种能够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成为公共话语方式的精神资源，它以礼乐文化的形态出现，在西周晚期，最迟则于春秋时代，则已经演绎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堪称后世中国政治、宗教、社会、道德伦理、哲学、思想的总源头，一切学术系统皆从这里开端。

  描绘“道术”形成与裂变过程，必须追溯经典文本成立之历史。儒家积极把礼、乐、射、御、书、数之“小六艺”改造成《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大六艺”，并也使得共同经典变成一家垄断。其大、小之别起初皆基于受教育的年龄，低幼阶段所学的基本技能则为小，而成人之后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则为大。但后来，“小六艺”就其知识范围粗犷而言，虽大而不够精致，故一再遭到约简；“大六艺”则就经学地位而言，则获得独尊地位而受到君王的青睐和高度重视。被汉初上升到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六经”，作为“大六艺”，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有哲学层次，有思想优势，有形上高度。

  精神先知的确立，偶像崇拜谱系的建构也是儒者队伍成长成熟的又一重要标志。挖掘子产、叔向、季文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历史具象，则可以充当孔子之前的杰出儒者代表。在古代圣王序列中，神农、黄帝、大禹、奚仲、皋陶等传说则可以大致描绘出早期儒者的偶像谱系，构成其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圣王都是儒的现实化身和杰出代表，伏羲、女娲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并称”取代“孔孟并称”或“孔颜并称”，则显然有利于还原儒家兼有礼乐刑政、道气心性的饱满内涵和博大体量，可以还原儒者的本来面目，纠正长期以来儒学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学化的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条儒学复兴的正路。

  世人大多晓得孔子对其身后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却不知道孔子对于在他之前儒者群体所做的改造和突破。章学诚《经解上》曰：“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天下道术从王官序列中分离而出，而寻找相对独立的发展形式。孔子因为“有德无位”，始终游荡在春秋诸侯的王官学门外而恨不得入，所以才“述而不作”，以编辑、整理“六艺”为主，但又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义主张。因为非官方授权，也得不到官方认可，所以孔子所做工作的意义和影响，起初也只限于跟他的弟子们“自娱自乐”而已。显然孔子是花费心思对“六经”做了一番整合、改造的，在他领衔完成的一次系统化、学理化处理过程中，也悄悄地把“六经”据为己有，而转化为专供儒者学派使用的指定教材了。司马迁《孔子世家》赞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便足以说明，“六艺”最初的施教对象是天子、王公贵族之类，而非面向底层的贩夫走卒。唯有在秦汉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型之后，一般平民才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典也才开始获得广泛传播和延续，也因此而呈现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指出，《论语》一书的“中心问题”是“造成君子”，君子的情状、形象和人格特点是“有礼貌”（恭，敬），“有感情”（仁，惠），“有理智”（知，学），“有做人的宗旨”（义，勇）。“君子”原本只是“国君之子”，或“一国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的含义大致相当，但孔子致力于把它变成“陶冶人格的目标”。用君子的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早期的儒者群体，则可以发现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孔子便孕育并设计出一种“君子儒”的理想范型，这就为把儒者队伍带出“小人儒”的窘境而提供了动力支持。作为儒家队伍的形成和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自觉、主动地为自身群体建构思想内涵、精神追求与灵魂超越，确立言行标准和目标理想。而这个工作恰恰是从孔子撰写《儒行》“二十条”开始。孔子因此被看作儒家的“行规定者”，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中兴领袖，其功卓著，经百世也不可忘却。孔子之前，儒者流品纷繁多样；孔子之后，儒者面目焕然一新。

  （作者：余治平，系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