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学海 丘陵望山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觉、自信的学者，他不但创建了民俗学，推进和完善了民间文学，而且终生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深入探讨，每过一个阶段，就会提出新的学术命题和理论方法的讨论。在学科建设中，他把民俗学发展为一个自觉的、方法领先的学科，在他提倡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理想和实际的努力中，有着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怀。年届百岁，钟老夹着拐杖漫步在校园里，一群年轻的学子们钦敬地远远跟着他，成为北师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他神清气爽的面容和从容不迫的脚步里，永远有那份自信与坚定。

  2002年的年初，钟敬文先生走了。他进入了自己年寿的第100个年头，却没有等到百岁生日。2018年先生的全集出版，大家谈的都是他宏观的学术成就，个人的感念没有说。又一个5年过去了，今年是先生的120年诞辰，很多话涌上心头，是一些只有在校园里才说得出的话。

  我的专业不是民俗学，按现在的学科归属，不敢称是钟先生的学生，但钟先生却无论如何是我的老师。我们这一代人属于“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那时的高校培养制度还没有那么深的“学科”壁垒，我们反而有了一种幸运——那些早已离去仍不断被提起的老一辈师长，学养和学德都属一流，他们不论被划在哪个专业里，都共同创建了我们今天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体系，搭建了我们今天发展和提升的学科平台，撑起了我们在大学学习和传承的优越的学术环境。他们是一位位有着自身修养和秉性的学者，有各自的辉煌与奉献，也有各自的曲折与苦难；但在建造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大厦和积高我们学术研究的峰峦上，他们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整体，一个值得称颂的学者群体，我们是吸取他们综合的营养长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钟敬文先生当然是我们共同的老师。

  但是钟先生对于我，也并非“共同的老师”可以涵盖，这个“老师”的丰厚内容，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得完的。我读本科时民间文学的老师是许钰先生，但课堂上不断听到“钟敬文”的学术观点被引用，心里已经树立了他高大的形象。然而真正看到他竟是他蒙难的时候，真正离得近些却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的初期，也就是他最后的三年。那三年，钟敬文先生似乎已经忘记我的专业不是民俗学，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上，耳提面命地给了我很多的教诲和启示。

  2000年教育部准备成立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计划是100所。北师大文学院已经决定支持文艺学去申报，我虽也为自己的专业进不了重点研究基地有些忧虑，但我的三位业师已然离世，自己人微言轻明知不可为，便也知难而退了。不料想，钟敬文先生却在一天大清早把我叫去，对我说：“人文社会科学要成立重点研究基地，必须有我民俗；但我申报的基础条件不足，你要来帮我。”钟老在学科建设上“当仁不让”的“霸气”，我是知道的。那年为了民间文学专业被合并他给教育部长写的信，我有幸读过，内心很是服膺和钦佩。我当然懂得他的不甘和必得的心，但很茫然，不知如何帮助先生也帮助自己实现愿望。想了整整两天，我惴惴不安地对钟先生说：“把启功先生的专业加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层与上层的结合；我们是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属于传统文化的工具学科，北师大文科三个有底蕴的学科，应当能找到一个结合点吧？也许可以试试？”钟老刚刚听完我的话就拿起电话，他拨的是启功先生的号码，放下电话他看我傻傻地站着，对我说：“快去呀！去启先生那里，把我的想法加上你的想法跟他说。”从钟老家到启老家隔着两三座小红楼，我站在小路上愣神儿，怎么说呀？还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闪念！可是第二天，在我把自己专业的老师集中起来通报这件事的时候，钟老已经找了书记、校长。过了两天，3月1日，他亲自筹备召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论证会，指定董晓萍老师主持，让我连夜准备论证报告，主要论证三个专业如何整合和以后如何发展。钟敬文、启功两位先生作为导师级的顾问参与其中，特邀前来的论证专家阵容华丽，是季羡林、陈原、傅熹年、金开诚、何九盈、陆学艺、程毅中、赵诚先生。之后，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这个名称已经被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采用，根据教育部社科司的意见，我们基地定名为“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钟老同意了这个名称，再次对我说：“你注意，不是三个不相干的专业，一定要整合。”从此，唯一的，北师大只有文学院一个学院申报了两个重点研究基地。这就是已经97岁的钟敬文先生，短短9天，他以一种理直气壮的魄力，办成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是从这里开始，我在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指导下发展自己的学科，也为整合三个学科做了整整12年，开初那三年，是有钟敬文先生的。

  为了“整合”二字，基地建设非常艰苦，和启功先生的专业结合还有一点头绪，和民俗学结合让我十分惶惑。我虽不满意学科划分过细，自己的师承来自章黄和陆宗达先生，师辈的学养也很宽厚，但我自己已经蹉跎二十来年，知识结构窄到不能再窄，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守着两位老师，加紧学习。有了基地后，钟、启二老都是拿我当自己的学生带的。我的收获不只是读章黄的书，推动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现代转型，而且真正拓宽了自己的眼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后，钟老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邀请了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教授，召开了“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钟老希望我作为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第一天致开幕词。我辞以对研讨内容的生疏，请先生允许我去听会而不要发言。但钟老答复我，必须去致辞，不能推脱。先生为这件事把我叫到办公室，有一场很严肃的谈话。他说：“类型学已经是人文科学研究普遍的方法，语言学提出得更早。故事类型学是由民俗学首先提出来的，有自己的操作方法。你作为基地主任，不能只懂语言学，也要懂民俗学的类型学精神和方法。如果不懂就立刻学习，到开会还有12天，学到可以去做一个开幕词的程度难道不行吗？推托就是拒绝学习，就是违背我们论证过的三个学科整合，你应当不会如此吧？”面对先生的不容推诿，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在进一步加深语言类型学的认识之外，读完了钟老给我指定的全部资料。之后，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开幕词，去向钟先生交卷并得到他的肯定。有了这样的学习基础，又经过整个会议的学习，我在语言类型学方法的基础上，了解了民俗学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方法。钟老用类型学中的“母题”的概念研究民间故事，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推导故事情节的基本单元，找到多民族民俗和民间故事的相似与差异，再用差异性去解释文化主体性。这个方法含有共性和个性的人文科学理念，并含有对底层人民口头文学流传规律的认识，当然也就启发我如何从语言社会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本和文本。至今，我们还用着“母题”这个概念，加入了自己专业的特点，来采用训诂方法阐释经学、诸子和文学文本。

  不久，钟老着手中国民俗史六卷集的编写，参与工作的刘魁立、董晓萍等老师都是民俗学专业的学者，钟老要求我也参加。大纲的起草过程中，钟老进一步发挥了中国文化区分三层次的理论。他曾几次向我解说为什么要提出“中层文化”也就是城市的通俗文化的问题，他对中国文化史中层文化的形成、特征、发展及其与上层、底层文化的关系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证。大纲拟定的过程中，他让我考虑：《毛诗》《方言》《周礼》《说文》……这些经典里有没有底层文化？其中的底层文化能不能剥离出来？他说：“你们研究汉语史，不讨论这些问题吗？”受到这样的启发，我开始认真考虑“礼”和“俗”的关系，考虑文言和白话的关系，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想明白钟老提出的问题，但那是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许多原来不去考虑的问题，都在脑子里翻腾。我毕竟没有系统学过民俗学，《中国民俗史》分集编写后，我就没有过多地去参与了，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钟老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中层文化”研究，对通史和各种专科历史都有很大的启示，尤其对于汉语史。过了若干年，汉语词汇史和文言发展史的问题提到我研究的日程上来。面对语言事实，我一直不信服用西方的“语法化”理论来解释汉语双音词发展的动因。这时，我想到了钟老曾经两次很耐心地告诉我，“中层文化”的兴起，应当会带来汉语书面语的一些重要变化。那时我又一次读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完全没有想到，来源于完全不同学术领域的思路，会有许多切合之处。这让我如在朦胧中看到光亮，对汉语双音词成批产生的动因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这样的启示，局限于当时自己所在的语言学界是根本得不到的。钟老并不研究汉语史，他是凭着研究问题的锐敏眼光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能力来提醒我的。我从此更加知道，黄季刚先生和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学者看问题，有着很强的穿透力，他们发现的规律一通百通，又有很强的辐射力，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学科所能涵盖的。

  在制定《中国民俗史》大纲时，钟老还给我传授了他“民间传承文化”的思想。他把1999年8月发表的《民间传承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收获》文章亲自交给我，叫我认真读一读。之后，又向我解说了他对“民间传承文化”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如果说我在当时并没有特别理解钟老的话，那么，有一个机会让我更深地领略了这个思想。钟老逝世8年后，董晓萍老师启动了《钟敬文全集》的编写，她把钟老亲自选编、生前没有出版的关于“民间传承文化”的两册论文集书稿交给我整理。这批资料有46篇文章，都是有关民间传承文化的。钟老生前应当还没有收集齐全，但这也足够让我知道他关于“民间传承文化”的主要思路。这46篇文章，从内容和作者看，分别隶属于五类现代的学科。引起我震动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作者大多是研究经学、“小学”和史学的，包括与我的专业关系十分密切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严复等学者，以及逝世于1919年的刘师培。他们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都对民俗文化有过特别的关注和相关的论著。我从钟老《“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一文中知道，底层文化的存在和重要性，在他的学术理念中，是“五四”民主精神的百年延续。钟老说：“民主思想，是人类精神活动上的宝贵财富，也是促使近现代各国人民社会和生活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民主思想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具有的，民间文化的构成虽然以口头传统为主，被关注的程度很低，甚至受到蔑视，但也必然有它传承的脉络和渠道，即使在上中层文化的典籍里，也会透露出中国古代各民族底层文化的丰盛与光辉。这时，我更加明白陆先生传达黄季刚先生的教导：“研究历史和经学，还要读纬书。”在那些谶纬之学似乎无稽之谈的记载里，是会有人民大众民主思想的折射的。不同层次文化的存在与对立，“五四”时期就已经确立，而钟先生独特的贡献是，他不但看到不同层次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还看到了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所以，他主张研究民间文学，也要同时吸收国学和外来先进人文科学学说。在民俗学和民俗史的研究资料上，他不但创建了一整套搜集和研究口头文学资料的田野作业方法，还特别重视在历代文献中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史资料，这些文献包括各种典籍，以至古代的经史子集元典。他的这种工作从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开始了。这就说明，他一向把三层文化看作民族文化的整体。在他心里，人民大众的文化不是谁的赐予，而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他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人民来发展学术事业。这时我才明白，钟敬文先生从来没有把我立足于经学、“小学”的专业看成是界外的，他要我站在自己专业的领地不要忘记底层文化。他对我说：“你要记住，没有底层文化的文化史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为此我更懂了他的那句话——“成立重点研究基地，必须有我民俗”。在那个“必须”里，我不仅看到了他的“不让”，更看到了他担当的“仁”。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觉、自信的学者，他不但创建了民俗学，推进和完善了民间文学，而且终生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深入探讨，每过一个阶段，就会提出新的学术命题和理论方法的讨论。在学科建设中，他把民俗学发展为一个自觉的、方法领先的学科，在他提倡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理想和实际的努力中，有着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怀。年届百岁，钟老夹着拐杖漫步在校园里，一群年轻的学子钦敬地远远跟着他，成为北师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他神清气爽的面容和从容不迫的脚步里，永远有那份自信与坚定。我一直觉得，他会真的长生不老。但是，2002年1月10日，他走了。

  今天，在先生逝世20年之后，想起钟老病重时叫我到病床前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只要你还在做学术，就一定要关注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因为它需要人关心、扶植，你也在这里用过心。你跟陆先生学习文字训诂学，继承老师的遗志，我看重你这一点。但也要读民俗学的书，对你一定会有帮助。”

  想到那个临别的嘱咐，我心里一直有着愧疚与不安。我虽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也一直在研修自己专业的同时读钟老和其他专业前辈学者的书。只是在学科壁垒更加森严的今天，我并没有能力和胆略对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起到什么作用，只能一直把钟老的教导和期待放在心上。读《扬子法言》的时候，有两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朱熹的解释说：是因为川的流动，终于可以达到海；而丘陵不动，却始终达不到山。每当想起前辈老师们的学识和见解，我常会因为这两句话而告诫自己：作为一条小溪，为了入海要不断流动而不中途干涸；作为一座小丘，虽不能到达山脚却会永远仰望山巅。赓续传承，永无止境。

  （作者：王宁，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