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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世纪开始，西方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出于各种目的的旅行开始变得普遍起来。彼时大多数人都未曾有过长途旅行的经历，许多人终其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不外乎毗邻的城镇。除了朝圣和政治军事活动之外，求学是中世纪欧洲人进行长途旅行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成为欧洲文明、拜占庭文明以及伊斯兰世界等多种文明共同生存、互相影响的地区。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希腊和伊斯兰世界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欧而言，伊比利亚地区是新知识的重要输入地，许多欧洲学者都曾跋山涉水来此求取学问，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国学者奥利亚克的热尔贝和英国学者巴斯的阿德拉德。
奥利亚克的热尔贝（约945—1003年）幼年就进入隐修院学习语法、算术和音乐，20岁时跟随巴塞罗那伯爵博雷尔二世前往加泰罗尼亚学习数学和天文学。这里靠近安达卢斯的知识中心科尔多瓦，热尔贝所在的里波尔隐修院中更收藏有数千册图书，隐修院的僧侣们孜孜不倦地翻译、誊抄着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里，热尔贝第一次接触阿拉伯数字和各种几何、代数、天文学的新知识，开始对阿拉伯人的学问着迷。969年，学有所成的热尔贝跟随博雷尔二世伯爵前往罗马朝圣，在那里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和教宗约翰十三世的欢迎，皇帝还聘请热尔贝担任其幼子的家庭教师。此后，热尔贝重返法兰西，在兰斯主教座堂学校开课授徒。
担任教师期间，热尔贝不仅培养出大批学生，更催生了法国北部新兴的知识活动思潮。他最早将印度-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算盘也是在其推动下才在欧洲获得广泛运用。他对天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在课堂中使用浑天仪讲解，利用算盘和印度-阿拉伯数字快速计算，展现各个行星的运行及其相对距离。他所呈现的这些前所未闻的新知识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马格德堡主教座堂学校的奥特里克甚至专门上书奥托二世，控诉热尔贝传授“异端而危险的知识”，直到皇帝亲自干预，对热尔贝的争议才逐渐平息。997年，热尔贝离开兰斯，前往奥托三世在亚琛的宫廷，在那里担任教师，并随皇帝前往马格德堡和意大利。
999年，刚刚被委任为拉文纳大主教不到一年的热尔贝在奥托三世的支持下成为教宗，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法兰西的教宗，史称西尔维斯特二世。虽然担任教宗的时间不长，热尔贝却在中世纪的史籍中充满了神秘色彩。12世纪的文献说他在穆斯林的城市中学习过占星术等巫术，甚至还偷走了一部阿拉伯哲学家的咒语书。那位阿拉伯哲学家曾利用天星观测，查找热尔贝逃跑的位置，但热尔贝躲在一座桥上未被发现。还有传闻说西尔维斯特二世本是一个隐藏在教会内的巫师，他有一个通晓一切知识的青铜人头，所有知识都是那个人传授的。这些说法荒诞不经，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热尔贝所传播的知识给当时西欧人带来的巨大震撼。在此之后，拉丁西方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目睹了地中海世界其他文明圈在自然科学知识上的先进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尔维斯特二世成为绵延数百年的中世纪文化复兴的开拓者。
一个世纪之后，英国自然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德（约1080—1152年）也曾渡海去学习“阿拉伯人的学问”。作为当时英格兰首屈一指的自然神学家，阿德拉德翻译了大量希腊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典籍，也写出了大量原创性作品，在英国中世纪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德拉德出生于巴斯地区的一个雇农家庭，年少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1095年前后，在当地主教支持下，他越海前往法国学习。11—12世纪，法国是整个拉丁西方毋庸置疑的文化中心。相对而言，英国在文化上处于劣势，英国学者基本上都要到欧洲大陆去求学。在法国期间，阿德拉德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109年，阿德拉德离开了拉昂的主教座堂学校，向南游学。他的第一站是那不勒斯南部的萨莱诺，那里是当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之后，他又前往西西里岛，并在那里系统学习阿拉伯文。约1116年前后，阿德拉德活跃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
阿德拉德还曾游历今希腊、小亚细亚、北非甚至安条克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他这一段传奇经历所知不多。在他后来翻译的作品中，许多阿拉伯作品的原文都出自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地区，因此有学者认为他也曾游历过西班牙，甚至在那里学习了阿拉伯语。但综合多方材料来看，他应该是在回到西欧腹地途中曾停留于西班牙，之后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兰西，最终渡海返回英国。可以推想，这大约十年的游历生活正是阿德拉德结识希腊、阿拉伯学者，并习得先进知识的源头。1126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阿德拉德回到故乡，要将平生所学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等传授给同胞们。现存最古老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拉丁语译本就是阿德拉德从阿拉伯文翻译的，这个版本后来被诺瓦拉的坎帕努斯于1482年首次在威尼斯出版，并在其后两个多世纪中成为西欧数学教育的主要教科书。
在阿德拉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学术传统的汇聚：法国的经院学术训练、意大利南部的古典文化教育以及阿拉伯文化的熏陶。阿德拉德丰富的旅行经历对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论自然问题》中，阿德拉德指出阿拉伯学问更注重理性，而法兰西学术更注重权威。他的著述相对忽视神学，更重视具体、明确、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曾说，如果不把理性作为高于一切的仲裁者，那么所有探索都将归于虚无。阿德拉德的思想后来被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罗杰尔·培根所继承，使中世纪英格兰的思想史谱系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特色。
在基督教世界内部，许多著名的教士学者也都曾有过非常丰富的旅行经历。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彼得·阿伯拉尔少年时期便四处周游，与人辩论，听说哪里有人在讨论他所钟爱的学问，他就前去参与。在许多人看来，丰富的游学经历就意味着丰富的学识。列日隐修士道依茨的鲁伯特曾经哀叹，只因为他未曾在自己的修道院之外接受教育，没有到那些著名的主教座堂游学，便受到了许多教士学者的轻蔑。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追求学问的人都会前往巴黎——12至13世纪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巴黎大学逐渐发展起来之后，各种教学模式也日益成熟和系统化，所吸引的学生不仅来自法国北部，更有从日耳曼、意大利和英格兰远道而来的求学之人，体现出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综合来看，从公元1000年开始，拉丁西方重新融入到了文明交汇的世界图景当中。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以来，西欧人的视野获得了极大的扩展，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远行的野心。朝圣的民众、渴望建功立业并获取土地的骑士、为求取知识和荣耀的学者和各个修会的会士们，走出了他们熟悉的生活圈，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开始去往远方旅行。美国学者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描绘了八个文明圈所构成的中世纪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交往，认为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旅行最终形成了13世纪的世界体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活动范围都很有限的时代，能够广泛旅行本身就是增加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不远万里求学的旅行者们，促进了文明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作者：李腾，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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