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人生而平等”幻象下的不平等

  自从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平等”就一直被其视为“立国原则”和“核心价值”之一，是“天赋人权”哲学思想在美国的具体展现，是美国共和政体、公民身份、民主政治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石和保障。美国因此经常被称颂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典范”，美国历史也往往被神化成朝着人类终极理想持续演进的“伟大历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惊叹，美国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身份平等”，而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更是宣称：“我们的故事是一部辉煌而胜利地向自由和平等两大原则进军的历史。”

  然而，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把美国历史看作是“人人生而平等”理念指引下的一往无前的英雄史诗，无疑是一种历史幻象或幻想。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家罗杰斯·史密斯在批评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时指出，美国历史不仅长期盛行着不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制现象，而且其发展也并非一个朝着更自由、更平等、更民主的方向稳步前进的历程。事实上，美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并且一部分美国人的平等常常是建立在其他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因此，要认清美国平等的实质，就必须除去包裹在其表面的历史幻象，看到“人人生而平等”口号粉饰下广泛存在的不平等。

《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初衷与原意

  《独立宣言》如今已被许多美国人奉为“人权圣经”，而其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等词句更是成为他们构建美国平等神话，乃至推行“人权外交”“民主外交”的话语工具。这方面最新的典型案例莫过于美国总统拜登近年来发表的几次演讲。譬如，在2021年12月9日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上，拜登在演讲时便以援引《独立宣言》来开篇，声称美国政府要重新致力于《独立宣言》所体现的建国理念，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女人和男人都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旨在以此来号召其他国家与美国共同促进“普世人权”和“世界民主”。在2022年9月1日的费城演讲中，拜登为了彰显自己是美国核心价值的传承者和守护者，更是一开场就表示，《独立宣言》在两个多世纪前就“提出了一个举世独有的想法，那就是，在美国，人人生而平等”，并坚称《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及其所体现的平等和民主两大思想不仅是美国赖以建立的基石，也是其得以成为世上最伟大国家和世界灯塔的根本原因。

  拜登的讲话无疑是把当下的观念和政治诉求植入到《独立宣言》的历史解释中，从而将《独立宣言》塑造成美国平等的“起点”和人类历史的“新开端”，并将美国平等叙述为是“永恒不变”“普照世界”的“真理”。不过，拜登显然也意识到“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all men）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出于政治正确考虑，在“民主峰会”的演讲中将其改为“所有的女人和男人”（all women and men）。但即便如此，拜登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独立宣言》及其“人人生而平等”等词句的初衷是伸张集体主权，而非申诉个体人权。早在1922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就指出，《独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等理由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企图从道德和法律上向世界证明北美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是必须而又正当的。因此，当托马斯·杰斐逊等制订者们在向“公正的世界”痛诋英王乔治三世破坏人类的自然权利的同时，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他们自身就是奴隶主这一事实。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也表示，对于多数美国建国者来说，“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未开化的泥腿子或满手污垢的填船缝工同斯凯勒、华盛顿或平克尼有任何平等之处。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意味着英国殖民地的居民拥有同英国人在国内拥有的同样的天赋自治权，意味着美国百姓同英国百姓的法律地位相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在2007年推出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中进一步总结说，《独立宣言》之所以包含那些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只是希望通过诉说这些“真理”遭到了英国政府侵犯，来为独立提供正当理由，而不是要将这些“真理”作为独立的目标。因此，“人人生而平等”等词句在当时既不具备现代含义和普遍意义，也因为不是《独立宣言》的核心内容而未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更谈不上是美国平等的起点，至今仍有不少美国人并不把《独立宣言》视为是美国人权的基本文献之一。

美国对立冲突的平等观念与各种不平等形式

  平等在美国既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或一个事先决定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超然的价值观，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且承载了多元价值的复合体。英国历史学家杰克·波尔在1978年出版的《追寻美国历史中的平等》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平等观念最初源于一种道义直觉和情感，随后发展为一种社会抗议与政治抗议的语言，最终变成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各类群体经常从不同的经验、认知、立场，提出大相径庭的，甚至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平等诉求，以致平等在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张力的概念。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不同平等观念之间的竞争与交锋，以及平等享有者范围的争议与变化，还导致一部分美国人的平等常以另一部分美国人的不平等为代价，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形式长期存在于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形式既可以是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也可以是隐匿的和讳莫如深的，甚至可以是以“平等”的面目出现。

  在美国历史上，不同平等观念之间的较量主要围绕宗教、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展开。尽管美国革命致力于推翻英国王室的统治，摧毁以等级和从属为特征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建立由平等公民组成的现代共和国，但这种公民身份从一开始就被附加许多限制性条件，如白人、男性、有产者等，为美国平等的范围划定了狭窄的边界，以致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却无法获得公民资格的有色人种、女性、穷人等底层和边缘群体在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得到平等的经济机会、平等的法律保护、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为了维持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白人男性统治精英不断炮制五花八门的不平等理论，甚至“平等”理论，以便将一些不平等形式“合理化”“合法化”。譬如，在19世纪上半叶，以约翰·卡尔霍恩为代表的奴隶主阶层不仅公开主张“人人生而不平等”是“不证自明的”，更指责《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谎言”。他们解释说，权利平等的观念是一个险恶的陷阱，会诱导非洲裔美国人等“先天不足”的群体在一个他们无力竞争的世界中走向毁灭。到了19世纪晚期，资本家开始以“机会平等”为由掩盖或无视贫富差距给底层民众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并引入新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支持；种族主义者也通过提出“隔离但平等”的思想，为建立种族隔离制度和延续种族不平等提供合法性，同时在白人内部维持一种平等的虚幻假象。这些理论中的许多观点在美国之后的历史中一直颇有市场，至今仍为不少美国保守主义者所信奉，成为美国平等发展的绊脚石。

  但是，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从来没有屈从于白人男性统治精英的“平等”观念，而是以持续的斗争来不断重新界定和扩大美国平等，并赋予“人人生而平等”新的内涵。正如加里·纳什、埃里克·方纳等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努力从革命所释放的激进思潮中汲取力量，挑战北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并在进入19世纪以后，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转化成申诉个体人权的普适性平等语言。例如，废奴主义者从超越种族的角度发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女权主义者更是模仿《独立宣言》的口吻，宣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这些激进的平等观念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后来奴隶制的废除、女性选举权的实现、民权运动的兴起，塑造着今天美国人对于平等的表述。拜登在“民主峰会”中所使用的“所有的女人和男人生而平等”一语显然也源于这些观念的潜在影响，而不是来自《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含义。

  因此，美国平等的发展既不是某种超然的价值观逐步展开的过程，也不是某些政治精英预先设计的成果，而是广大普通民众奋力抗争的结果。不过，诚如史密斯指出，这种结果在很多时候并不稳定，在某个阶段已扩大的平等时常会在下个阶段被新的不平等形式所压缩。例如，在美国革命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女性在一些革命激进的州获得了一定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到了19世纪初期，这些权利却被白人男性以他们“缺乏自然能力”为由而剥夺；在1877年南方重建结束以后，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后赢得的选举权等诸多权利也出现了得而复失的现象，并遭到囚犯租赁制等变相奴隶制的迫害；19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的崛起，民权运动时期所掀起的平等改革逐渐陷入停滞，取得的平等成就也不断遭到侵蚀。

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形成的根源与影响

  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植根于作为其共和政体重要基础的公民身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公民身份制度起源于古希腊，是希腊城邦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一种公共生活制度，其特点是赋予在军事竞技、家庭组织、土地财产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的成年男性家长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并将从属和服务于他们的妇女、孩子、外邦人、奴隶排除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之外，以此增强作为城邦“中流砥柱”的成年男性家长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战斗力。换言之，古希腊公民共同体的建构是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一是通过公民之间平等的政治权利来调节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维持公民内部的同质和团结；二是通过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不平等来凸显和强化公民内部的平等与认同。美国建国之初的公民身份也继承了这些特点。为了在一个由各种移民组成的社会中建构出具有同质化和凝聚力的“美利坚国族”，美国建国者把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基本限定在拥有财产的成年白人男性身上，从而为“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和“平等”规定了界限。

  尽管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之后通过持续的抗争使大量非公民成为公民，扩大了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享有者的范围，但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其他时空中受制于国家或受制于各种公共管控的一系列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转移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逐渐抽离于经济等级和强制，导致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趋于“贬值”，政治平等日益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无力制约公民之间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不公。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纯然“经济的”阶级统治形式使它能够把公民身份带来的民主归入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同时完整保留市场和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巨大权力悬殊，使人类不仅受到各种工场等级制度的统治，还受到市场强制力、对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持续积累的无情要求的统治，而所有这些都不在民主问责的范围。

  正因如此，虽然“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今天美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却始终无法在此基础上抑制或打破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反而导致了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损害法律和政治平等的局面。譬如，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和民权运动之后都获得了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但由于他们在经济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境遇，因而很容易陷入失业、贫困等境地，并被白人男性统治精英以各种“合法”的方式逮捕、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固定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和底端。从公民身份制度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公民成为公民，白人男性统治精英需要在公民共同体中制造新的不平等来维护他们彼此间的平等、认同、团结、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为他们建立这种新的不平等提供了条件，并借助各种“平等”或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使不平等的形式“合理化”“合法化”。

  或许正如波尔所言：“美国人希望建立一个在平等的原则之上运行的社会，但是不想建立一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理想中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以及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和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给不同美国公民带来的心理落差和意识形态张力却始终是真实存在的。美国政治学家朱迪斯·史珂拉在《美国公民身份：寻求接纳》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美国人追求投票权、劳动收入权等权利往往不在于获得权利本身，而在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也就是获得平等的地位、尊严和待遇。因此，当上述落差和张力持续加剧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又无法解决时，持有不同平等观念的群体很容易就会诉诸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对抗，并走向文化冲突、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困境。

  （作者：邵声，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