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与爱情的一生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题为《自由与爱情》的小诗在中国家喻户晓，它出自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道尔（1823—1849）的笔下。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引用了年轻的左联烈士白莽（即殷夫）翻译的这首诗。该诗自1907年第一次在中国译介以来，先后出现了至少七个版本——周作人、茅盾、殷夫、博古、孙用、兴万生、飞白的翻译，使得这首五言诗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能让很多人脱口而出。

  在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与自由战争中，一大批诗人、作家应运而生，裴多菲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他为爱而歌，为国而战，他不朽的诗歌始终激励着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人们，迄今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出版，50多首诗被谱成民歌传唱。

一、“父亲用刀宰牛，我用笔杀敌”

  裴多菲·山道尔出生于1823年，今年是他的20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匈牙利政府将2023年命名为“裴多菲纪念年”。裴多菲曾在诗中这样自述：“父亲要我继承父业，我却做了诗人。结果是父亲用刀宰牛，我用笔杀敌，其实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他出生时，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日益残酷，他对祖国的苦难、普通劳动者的不幸有着深切的感受。当奥地利与沙皇俄国联军入侵匈牙利，老百姓的苦难日益深重时，裴多菲一身戎装奔赴战场，一手挥笔一手舞剑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大平原南部的一座小城——小克洛什，距离首都布达佩斯130公里。他的父亲裴妥洛维奇·伊什特万有斯拉夫血统，母亲是一位贫寒的农妇，结婚之前只会说斯洛伐克语。裴多菲上中学时就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更有匈牙利特色的“裴多菲”,“菲”在匈牙利语中有“男孩”和“儿子”之意，表明他是大平原之子，人民之子。他的父亲虽是一名屠夫，却尽其所能为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裴多菲从小就在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这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先后在九所学校读过书，曾经与匈牙利伟大小说家约卡伊·莫尔短暂同窗。裴多菲15岁时，由于多瑙河暴发洪水，以及他父亲为一个破产的亲戚提供担保，家庭陷入了财务危机。裴多菲被迫辍学，之后尝试过多种职业，在剧院里跑过龙套，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匈牙利。在那期间，他目睹了在贵族地主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匈牙利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激发了他拯救祖国的爱国热情。

  1838年，裴多菲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完成了处女诗作《告别》。1842年他创作的《啜酒者》，是他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歌，这首诗初步体现了他毕生遵循的创作宗旨——用匈牙利民歌体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以及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不过在那段时间，裴多菲对表演更感兴趣，1842年11月，他加入了一个剧团。1844年2月，穷困潦倒、体弱多病的裴多菲带着自己的七八十首诗稿，从德布勒森市徒步240公里前往布达佩斯，得到了著名诗人沃勒什·马尔蒂的帮助，在其引荐下，裴多菲成为《佩斯时尚报》的助理编辑，他的第一部诗集也得以出版，逐渐为人所熟知。在此期间，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批激进青年，他们经常在佩斯的皮尔瓦克斯咖啡馆聚会，热烈讨论革命的话题。后来，这些年轻人在1848年革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845年4月，裴多菲再次周游全国，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旅行札记》和《旅行书简》。这两篇游记中饱含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文中也阐述了他对文学、友谊的看法，回顾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揭露了匈牙利社会的矛盾。可以看出，此时的裴多菲，思想上已流露出革命性。

  1846年秋天，裴多菲生命和诗歌中最重要的时期开始了。他结识了伯爵管家之女森德莱·尤利娅，一年后两人成婚，爱情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性，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鼎盛时期。此时他的诗歌既饱含着对爱情的赞美，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裴多菲在1848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妻子：“……我勇敢的、鼓舞人心的、心爱的小妻子，她总是鼓励我的思想和计划，总是站在我前面，就像军队前面高高举起的旗帜那样。”在这一时期，他写过多首爱情诗，这些爱情诗构成了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匈牙利抒情诗歌的经典，比如《自由与爱情》《小树在颤抖》《我愿是急流》《秋风在对树叶低语》，抒情中也浸透着革命性。

  1846年，裴多菲组成了匈牙利最早的青年文学会——“十人小组”，并且参加了当时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时尚杂志《生活画卷》的编辑工作。当时的匈牙利处于哈布斯堡王朝和本国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触即发。裴多菲相信人民的力量，“人应该活得像人，不要成为傀儡”。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统治者：“受奴役的人民，为什么忍耐着？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不砍断枷锁？”

  1848年春天，欧洲各地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也纳三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匈牙利人。裴多菲在皮尔瓦克斯咖啡馆完成了他呼唤革命风暴的著名诗篇——《民族之歌》，这是匈牙利最重要的革命文学作品之一。裴多菲属于佩斯激进派，他首先试图通过选举进入议会，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3月15日，佩斯的爱国者在裴多菲等“三月青年”的号召下举行了游行示威，提出了《十二点要求》，裴多菲在民族博物馆前的高台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发出了“匈牙利人自由的第一声怒吼”，揭开了1848年革命的序幕。裴多菲的《民族之歌》中写道：“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民族之歌》成为革命开始的口号。裴多菲的文友兼战友——莫尔·约卡伊后来记述，这一天被人们称为“裴多菲日”。可以说，1848年3月15日掀起的革命风暴，主要归功于裴多菲的革命精神和勇气。《民族之歌》在匈牙利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可以称之为国歌，它采用古老民歌的形式书就，激励着人们打破腐朽的旧制度，获得新生，获得自由和民主。裴多菲称3月15日革命是准备阶段，是“思想革命”，他写了大量诗歌，反对国王、抨击政府，他还发表了著名的政治诗《致贵族老爷们》和政治纲领性的长诗《使徒》，《使徒》描写了一个心怀崇高理想、因刺杀国王而被处死的革命者悲壮的一生，是诗人后期的代表性作品。

  1848年12月15日，裴多菲的儿子佐尔坦出生。1849年1月，裴多菲便告别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投身贝姆将军的军营。他不仅要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也要和妥协派作斗争，他的很多朋友与其政见不合纷纷离他而去。在1849年7月31日的锡吉什瓦拉战役中，裴多菲失踪，时年26岁。他实现了归于理想的最大幸福，在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战场上留下自己年轻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

二、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

  19世纪是匈牙利民族文学蓬勃兴起的时代，裴多菲奠定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他不仅在匈牙利的文学史上，甚至在匈牙利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裴多菲的诗歌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并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浪漫主义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发展，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首先在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流行起来。到了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传遍了欧洲大陆。东欧浪漫主义文学则带有更加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特征是和推翻封建统治、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另外还肩负着发展民间文学、推动文学语言革新的任务。

  浪漫主义文学有着自己的特点。在思想上，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戒律清规，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具有鲜明的主观性，注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在内容上，浪漫主义多以历史为题材，侧重描写自然风光，远离现实；在艺术特点上，浪漫主义惯用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大力提倡想象。

  裴多菲诗歌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从他1838年初登文坛一直持续到1844年。在他早期多愁善感的作品风格之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源泉，即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他的演员经历某种程度上使他能够对民歌的形式进行模仿，并且加以创新，他的很多诗歌甚至被同时代人认为是原创民歌。

  裴多菲把文学语言与人民的生活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大大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凡是能引起诗学审美情趣的东西都在他的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他扩大了情感范围。古典诗人首先表达的是经过反思过滤后的感情，而浪漫主义的原则是直接表达自我，带着所有的激情和热情，因为一切自然和真实的东西都是美的，也只有自然和真实的才是美的。

  裴多菲丰富而坦率的情感表达对匈牙利公众来说是颠覆性的，他用真实的名字向全世界坦白自己的爱情，在诗中坦诚详述自己的父母，自己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自己的祖国，甚至夸耀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的愤怒、蔑视、憎恨、喜悦等各种情绪在诗歌中表露无遗。

  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勇敢的约翰》——一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主人公勇士约翰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和爱情，经历重重磨难，战胜了巨人国和黑暗国的威胁，最终到达仙人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诗人通过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形象给予人民希望和斗争的勇气。

  在第一个时期之后，裴多菲认为民间传说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寻找出路和实验——1846年，他开始了以“自由与爱”为主题的时期，将诗歌革命扩展到了政治革命。在这一时期，他也希望自己成为人民政治的诗人。这段时期中他的诗歌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革命诗歌和为妻子尤利娅写的爱情诗。

  1846年，裴多菲宣布：“我们不要用打补丁的方式来修理，我们要让国家焕然一新。”他认为诗人的职责是带领人民走向迦南，19世纪的诗歌理想只能是为社会、为人民而战，甚至为人民而殉道。在《致十九世纪诗人》中他这样写道：

  “假如从那丰满的篮子中，

  大家都能一样地采取；

  假如在权利的桌边的座位，

  大家都能一样地占据；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样地把所有房子的窗户照遍：

  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停下！

  看哪，这儿正是迦南！’”

  爱情和婚姻在裴多菲的价值观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他最美的爱情诗是写给妻子尤利娅的。这些诗超越了匈牙利诗传统的求爱诗，既表达了爱的归属感和永恒的安全感，同时也反映了浪漫主义对自由的渴望，透过它们，理想的存在变得具体化。

  裴多菲擅长运用对比、感叹、重复等手段来加强语气，尤其是他的爱国主义诗歌、政治颂歌和战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力量。另外，由于早年不安定的流浪生活，他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渴望无限的传奇，因此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敏感的灵魂被一切事物所激荡。他的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向远方飘荡，“自由与爱”成为他诗歌中永恒的主题。

三、裴多菲在中国

  在中国，对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民族文学的译介始于20世纪初期周氏兄弟的《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裴多菲及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他的诗歌被翻译成德语版本传入日本，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注意到了斐多菲。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之后又根据《匈牙利文学史》翻译发表了《裴彖飞诗论》一章。他称裴多菲的抒情诗创作特色是“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向来是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的”。1925年，他陆续翻译了裴多菲多首诗，在散文诗《野草》中，他引用了自己翻译的裴多菲的《希望》一诗，并写道：“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鲁迅先生的推介引发了中国革命者的强烈共鸣，裴多菲其人及作品在中国开始产生影响力。茅盾、孙用、殷夫等人翻译了更多的诗歌作品，使裴多菲成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一位外国诗人。与茅盾比起来，孙用的翻译更为丰富。1931年，孙用通过世界语翻译了裴多菲的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孙用一直坚持翻译裴多菲的作品，持续20年之久。

  与上述作家和翻译家比起来，白莽译介裴多菲的作品并不多，在鲁迅的帮助下，1929年白莽翻译的文章《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即《裴多菲传》）和9首诗刊登于《奔流》杂志。白莽一边从事写作，一边参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活动，1931年，包括白莽在内的5名“左联”成员同其他18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鲁迅怀念故人，翻阅白莽留在他那里的德译本诗集《彼得斐诗集》时，在诗歌《格言》的旁边，看到用钢笔写下的四行译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道出了这桩往事。随着这篇文章在1949年被收录进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人通过鲁迅了解了裴多菲，通过白莽了解了《自由与爱情》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诗。这首诗歌写于1847年1月1日，这天正好是裴多菲24岁的生日。它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不仅是由于其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更因为其包含了裴多菲对于爱情理想与政治愿望的追求，“以诗明志”，最为重要的是因为鲁迅在白莽牺牲后对它的推介。

  裴多菲牺牲时年仅26岁，留下22岁的妻子和1岁半的幼子。关于他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论，但他的精神和作品永垂不朽。如今，在匈牙利，裴多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自由与爱”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在匈牙利，很多学校、街道和广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仅在布达佩斯，就有11条裴多菲街道和4个裴多菲广场，一个国家电台（裴多菲电台），多瑙河上有一座裴多菲桥，小行星4483以裴多菲命名。裴多菲的诗人生涯开始于18岁，在八年时间里，他写了大约1000首诗，其中约850首被保存下来，这意味着，他平均每年要写125首诗。此外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且有很大部分是在战火中完成的。他的作品这样丰富，在欧洲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裴多菲的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了匈牙利的诗歌发展，他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匈牙利人追求独立、自由和文明，他的诗歌是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诗人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匈牙利诗歌和匈牙利的民族独立，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作者：郭晓晶，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匈牙利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