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

  编者按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观察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在语言的诸多要素中，词汇是最活跃、最敏感、最开放的部分，能够快速而生动地记录社会变迁、反映人民心声、描述世界万象，也因此被看作是时代的“晴雨表”。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语言生活日益丰富多元，语言的发展演变也趋于加速，一些旧词语渐渐从人们口中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不断产生的新词新语。因此，语言与时代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时代性也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

丰厚语言文化土壤

  语言是有生命的，语言的生命力常常体现在它的时代性上。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十分重视语言的时代性，他在《古代汉语常识》中指出：“语言的时代性，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唯了解语言的时代性，对于语言研究而言十分重要；时代性也体现着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读懂时代，从读懂那个时代的语言入手。

  《诗经》是记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部诗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若将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比作一幅璀璨的历史画卷，《诗经》列作卷首最璀璨夺目的一章，当之无愧。

  《诗经》的语言生动形象、活泼优美，不仅描绘了三千多年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立体再现了先民的喜怒哀乐、风土人情，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充满浪漫主义情怀，想象丰富，情感真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后世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养分。

  例如，《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富有时代感的诗歌，不仅彰显着诗歌本身的生命力，也体现出时代的生命力和语言的生命力。

  春秋时代，思想学术流派林林总总，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诸子的学术著作中，相当数量的词语为时人所造，承载了他们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学说。

  例如，《老子》的“圣人、四邻、万物、微妙”，《庄子》的“扶摇、莽苍、天池、野马”，《墨子》的“诋讦、肌肤、亲戚、外交”，《荀子》的“博学、邪辟、须臾、中正”；后世定型的成语中，有不少出自先秦诸子的著作，如“功成弗居、和光同尘、绝圣弃智、上善若水”出自《老子》，“不耻下问、斐然成章、诲人不倦、见贤思齐”出自《论语》。春秋时代创造的大量词语，为那个文化昌盛时代的横空出现，为之后一个个文化盛世的来临，提供了丰厚的语言文化土壤。

雅正转而为通俗

  语言由强调雅正转而为通俗的表达，是话语权由庙堂向市井转移的标志，也是语言走向草野，向民间寻求生机的生动体现。郑振铎指出，中国俗文学史发轫于先秦，在唐后，尤其是在宋元勾栏瓦舍的文化中迎来大发展。

  唐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的朝代。大唐盛世，亦可从渐趋通俗化的鲜活语言与市井崛起后的多元社会和谐发展角度作出解读。隋末唐初即出现以俗言俚语入诗的王梵志，他的诗明白如话，如“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至中唐，白居易的诗以让村妪明了为至高境界，宋代彭乘的《墨客挥犀》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唐代李义山的《杂纂》记录下不少被后世称作歇后语、惯用语的熟语，如以“必不来”为引语，以“醉客逃席”“把棒唤狗”“客作偷物请假”“追王侯家人”为对释语，成为一引多释的歇后语；“必不来”这样的三字语本身还被后世视为惯用语。至晚唐，歇后诗风靡一时，连宰相郑綮都是个中高手，《旧唐书·郑綮传》：“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这样鲜活的文风和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多元与开明。

  中国古代早有《山海经》《淮南子》那样优秀的神话寓言故事创作，至宋元两朝终于迎来了话本小说成熟的时代。《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小说话本集，通篇采用通俗、灵动的语言叙述，它们的问世标志着古代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至明清，随着说书艺术的广泛普及，一方面催生出大量俗语词；另一方面，小说创作日臻成熟，中国文学走向一个高耸的山峰，出现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红楼梦》囊括了各色人等的语言，对人物的语言描写达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出神入化之境。它典雅而通俗、华丽而朴素的语言叙事，使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堪称18世纪中国的一部社会语言的百科全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理解时代的金钥匙

  历史进入20世纪，白话文运动的大幕徐徐拉开。胡适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以今世世界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1918年1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同年5月，由鲁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载。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白话文运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初刚刚脱离封建桎梏的中国文化的进步，而且为之后中国社会的长足发展作了重要铺垫。

  新中国成立后，有着崭新时代色彩的鲜活词语层出不穷，读懂它们，对于了解处处呈现着勃勃生机的新中国至关重要。如20世纪50年代的“铁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60年代的“学雷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70年代的“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八九十年代的“上网”“地球村”“女排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

  有着崭新时代色彩的词语反映的往往是新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它们成批地出现，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新鲜感，形成一道新词语的靓丽风景线，是理解那个时代的金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基于文化自信创造出来的新词语也更彰显新时代的新色彩，更具崭新的生命力，如“双碳”“高铁”“公益车”“祝融号”“绿色通道”“不忘初心”“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造血干细胞”“爱拼才会赢”“第二大经济体”等，反映着新的时代气息，处处彰显着良好的社会风貌。体现着语言生命力的鲜活语言，更显示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形成一个充满自信的语言新景观。

  （作者：周荐，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