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辨真伪

  伴随着《满江红》电影的热映，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问题被再度提起。迄今为止，无论是证实还是辨伪，都还没有发现岳飞写作《满江红》词的直接证据。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各种角度进行考证。不仅是《满江红》词的作者，就连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乃至《金瓶梅》的作者，也众说纷纭，多是旁征博引，“围点打援”。这样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也会开阔思路，从不同程度接近事实真相。然而即使是运用旁证考察，也需跳出思维定式。语料使用的时代性，便是我近年来考察《满江红》词真伪的一个路径。最近，我披阅文献，试图从史料所显示的一些间接证据来实证岳飞作为《满江红》词作者的可能性。

  间接证据之一，是岳飞本人的诗词。正如《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所言，“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根据我的搜集，岳飞存世将近20余首诗词。这些诗词的语词使用与意象表达，都有与《满江红》词相近之处。比如《寄东林慧海上人》诗中“功业要刊燕石上”，以及《小重山》词中“白首为功名”，便与《满江红》词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意接近。而《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词中“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则更是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极为相像。词中的“贺兰山”，成为一些学者证伪的主要证据。其实正如许多学者举出大量例证所言，北方的山脉贺兰山只不过是词中的虚指。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出近年来在日本新发现的一首岳飞七言诗为证，其中两句为：“男儿有意扶中国，不斩楼兰不易回。”这里的“楼兰”显然是虚指，由此也可以反证同一作者的“贺兰山”也非实指。这是一个作者的表述习惯与方式。

  间接证据之二，是宋代、特别是岳飞同时代人所习惯使用的词语，可以与《满江红》词互相印证。这类的旁证很多。例如，我在1983年整理出版的南宋罗大经所撰笔记《鹤林玉露》，就收录有生活在南宋初年的一个叫晦庵的和尚写的《满江红》词，其中就有一句“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与“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相比，很像是如出一辙的蹈袭演化。这反映出同时代人在用语方面的互相影响。在与岳飞同时的朱敦儒《相见欢》词中，也有“叹我等闲白了少年头”这样类似的表达。比岳飞稍后的王迈，在《赠郭五星》诗中，还有“匆匆白了少年头”。

  除了“白了少年头”，见于岳飞《满江红》词首句的“怒发冲冠”，典故来源悠久。《庄子·盗跖》中的“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经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蔺）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而广泛流传。唐人在墓志铭中描写一个叫孟宾的武将“公乃耸长剑，称霜戈，怒发冲冠，眥血沾臆，控弦捨拔，挫敌摧锋”。典故人皆可用，似乎难以用来证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不过，检视文献，我发现宋人，特别是岳飞的同时代人经常用这一典故。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戊子条引录当时知广州连南夫的奏疏中，就有这样的表达：“谁不怒发冲冠，握拳嚼齿而痛愤哉！”与其紧密衔接的前一条记载的正是岳飞反对与金议和的奏表：“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表曰，救暂急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在岳飞死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又于绍兴三十一年五月甲寅条又记载同知枢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称贺使周麟之奏疏云：“今天下无贵贱老穉，智愚勇怯，吿之以用兵复仇，则喜动容色；吿之以屈尊祈请，则怒发冲冠。”《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县丞喻梅隐先生南强》就有这样的记载：“同甫之得罪也，先生义形于色，骂其同门，言：‘先生无辜受祸，吾曹为弟子，当怒发冲冠，乃影响昧昧，是得为士类邪！’”这里的“怒发冲冠”，跟岳飞《满江红》词首句完全一样。陈亮所处的时代，仅比岳飞稍后几十年。稍后的洪迈在他的名著《容斋随笔》五笔卷5《虢巨贺兰》条也用到此语：“虽千百载后，覩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南宋末年的周密在《澄怀录》卷上讲到钱塘潮时形容：“犹猛夫之肝胆决裂、义士之怒发冲冠。”

  抗金词人辛弃疾在《贺新郎》中写道：“千骑而今遮白发，忘却沧浪亭榭。但记得、灞陵呵夜。我辈从来文字饮，怕壮怀激烈须歌者。蝉噪也，绿阴夏。”当我们读到这些词句，自然会联想到岳飞《满江红》词中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一个词汇，一种说法，尽管存在了很久，但犹如一块矿石，一旦被挖掘出来，往往会契合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一时流传开来，为人们所习用。“怒发冲冠”正是如此。在广泛流行的时代，被岳飞运用于词中，则不仅毫不奇怪，反倒是极为自然的。

  词语的时代印记，可以说是考证一篇作品产生时间的重要旁证。通常辨伪，也常用这种方法。识破仿古造假，往往会寻觅作品中因时代隔膜而不到位的表达破绽。这不仅可以用来辨伪，也可用来证实。以此途径入手，通过契合历史语境的表达，可以走近真实，解码作品和作者之谜。

  具体就岳飞《满江红》词而言，除了岳飞其他诗词和同时代人的相似表达这样的旁证，文献中还能发掘出其他新的旁证。最近作《宋史翼校笺》，在《宋史翼》卷32《马南宝传》中，读到了这样的记载：

  景炎二年十月，端宗自潮州之浅湾航海避敌，过邑境，南宝献粟千石以饷军，端宗敕奖之，召拜权工部侍郎。时帝舟为元师所迫，十一月，丞相陈宜中、少傅张世杰、殿前指挥使苏刘义奉帝幸沙卫，暂宫于南宝家。南宝竭力保卫帝躬，劳瘁备至，元人无知者。居数日，元兵陷广州，诸将召募潮居里民数百以行。南宝谓诸将曰：“功成之日，当以奉迎孝恭懿圣皇帝为先。”因饮诸将酒曰：“痛饮黄龙府，在此行也。”遂歌岳武穆“相捣良驱”之句，以相风励。慷慨激烈，闻者莫不壮之。

  在这段记载中，不仅“痛饮黄龙府”用的是岳飞的典故，更值得注意的是“遂歌岳武穆‘相捣良驱’之句”。“相捣良驱”，明代方志的另一种记载是“直捣长驱”。与唐诗不同，宋词可歌。而无论是“相捣良驱”，还是“直捣长驱”，因为歌唱的是岳飞的作品，所以不难让人联想到《满江红》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文献所引所唱，似乎正是这一句的隐括。这一记载，间接地证明着岳飞写作《满江红》词的可能性。这表明，岳飞的诗词作品，在当世便已传播。当处于民族危难之际，更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资源。

  语料的时代性，隐含着历史基因，无法伪造，无法改变。从上述所列举的一些语料看，《满江红》词的确是在宋代可能会出现的文本，并非明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去直抒胸臆，而发思古幽情的伪托。在缺乏直接证据的状况下，披阅文献，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间接而合乎逻辑的旁证，当亦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途径。

  （作者：王瑞来，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