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演变的两大推动因素

  汉字产生于夏商之交，是自源文字中唯一发展为语素文字的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字也在发生着演变，而且这种演变并非直线式的。简约性与区别性的矛盾关系推动着汉字螺旋式发展。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汉字简化史。汉字简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隶变、楷书简化、繁体简化。隶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把小篆的圆转线条变成了基本笔画，改造了偏旁，形成了隶分隶合的部件转换。楷书将隶书笔画的波折改为平直，形体由扁平改为方正。《干禄字书》是收录唐代正、俗、通文字的一部字书，具有规范汉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简化字总表》是我国推行汉字简化的成果，实收2274个简化字及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等14个简化偏旁，不仅精简了汉字系统的字数和笔画，而且为人们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字体规范。《简化字总表》与《干禄字书》有283个相同的字，既说明隋唐时期社会简体字已相当流行，也说明今日部分简化汉字确实是历史的保留与继承。

  简约性使得汉字演变经历了一条历时的优化选择的道路，包括构字基本单位笔画的简化、笔形的变化、部件位置和结构关系的优化选择和调整组合。在甲骨文和金文时期，汉字的部件位置和组合很不稳定，在能够正常表意的前提下，组成汉字的各个部件要素也很散乱。如：甲骨文[图1]是个象形字，字形像兽毛朝外的皮衣；甲骨文[图2]是个会意字，指用荆条（[图3]朿）鞭打逼迫返还钱财（[图4]贝）；甲骨文[图5]是个会意字，指从矿坑（[图6]）里产出的（[图7]生）颜料；金文[图8]是个会意字，指以麦秆（[图9]来，麦子）为原料编织（[图10]索，绳子）的草料。这四个字属于独素造字或合素造字，表意是其唯一标准，字形上并不讲究其结构的整齐或部件的定型。隶合之后的四个字为“表、责、青、素”，原有的构字部件之间发生黏合变异，部件数量整体减少，部件位置出现对应整齐的特点，笔画数相对减少，笔形也由弯曲繁难转变为笔直简练，汉字形体内部的重心更加稳定，外在轮廓也趋于规整，整字结构呈现“方块状”特点。但是，不同部件的合并却部分失去了造字时的理据，我们从现代汉字的字形上很难推出其本义。

  20世纪初以来的汉字简化在保留汉字粗具框廓的基础上，采用了整字替换（灶/竈、归/歸、板/闆）、部件替换或简省（唇/脣、赵/趙、汉/漢）等方式。部件的位置变化也会导致汉字的形体简化，如“水”在左边写成“氵”，“阝”可以表示“阜”和“邑”等。汉字形体的简化减少了汉字的笔画和字数。《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相对于繁体字，平均每个字的笔画减少5.7画，其中482个是基本的简化字，其余皆是类推而来。汉字类推简化是指汉字中相同部件进行简体写法的替换，从而达到成批量、成系统的简化。

  无论是减省笔画，还是类推简化、部件更换、整字代替抑或新造文字，汉字漫长的简化过程始终遵循汉字简化传统，即“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汉字在简化过程中，虽然理据性在减弱，但有些简化字的表音表意作用优于繁体字。例如：“众、笔、尘”等表意功能增加，“补、战、粮”音符的表音度为100%。

  简约性使汉字的发展既能真正扎根于中华文化，成为中华历史的记载工具，又能顺应社会发展，易于传播和书写，同时也避免走上汉字拼音化的道路。简约性是汉字发展的内在属性之一，然而这种属性也有负面效应。汉字形体的简化提高了书写效率，同时也造成了字体区别度的减弱，从而形成书写认读中易错的形近字。例如：“言”旁简化为“讠”后与“氵”旁、“冫”旁、“扌”旁相近，形成多组形近字，如讯-汛、详-洋、话-活、请-清、谅-凉、诀-决、评-抨、译-择。2021年3月，国家语委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字表的3000个汉字中共有449组形近字，因造字方法产生的形近字有79组，因隶变产生的形近字有108组，在楷书阶段产生的形近字有95组，因汉字简化产生的形近字有167组。

  如何消解汉字形体近似带来的形体识别和语义理解难度？汉字演变中的区别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汉字的区别性主要体现为意符的语义范畴化和音符的语音提示性。当汉字的结构方式由独体变为合体时，人们会给隶属某一基本范畴的汉字附加上此范畴的形式标记——部件，从而将其归类。这种加部件以赋予范畴标志来区别意义或语音的手段，是人的分类认知规律在字形上的体现。汉字的表意部件系统即汉字的意符系统，它反映了古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和概括，是一种民族思维的外显，体现为一种语义范畴。有些意符的字形简化后变成了记号，但是其负载的义类可以帮助人们联想到该字记录的语素义或词义的大致范围，增加了现代汉字的理据性。

  例如，在《通用规范汉字表》的8105个字中，有21个形声字以意符“车”为形旁，“舆、轿、轩、轻”是车的运输工具，“辕、轮、辐、轴、辖”是车的结构部件，“轨、辙”是车的轨迹，“输、载、转”是车的运载等。这些以车为部件的字大都具有某种语义范畴的归属。同时有些意符也可以区别系列同音字，如：姑、菇、估、咕等。汉字的意符语义范畴化的认知过程增加了汉字表达的有效性，扩展了汉民族的认知范围。

  汉字的表音部件系统，即音符系统则是汉字语音区别的体现。《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有5631个形声结构的字，包含1325个音符，音符的总体标音度为66.04%；音符与该音符组成的形声字读音完全相同且数量达到或超过5个的有148组。音符具有明显的类推作用，对汉字的整字读音具有较强的提示性。有些音符还有意义的示源作用，如：“揉、糅、鞣、媃”跟柔软、柔弱有关。《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310组合体形近字中，通过部件的“表意功能”或“示音功能”进行区分的形近字组约占合体形近字总数的76.1%。可见，部件作为意符语义范畴或音符语音提示的功能特征在区分大部分形近字时较为有效。当然，汉语拼音方案的实行，也弥补了汉字音符标音弱化的功能。

  用传统的六书已较难解释现代汉字的构成与理据，学界提出了字符分析法。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3500个常用字中，由意符组成的表意字占5%（如：田、尖），完全不表意的记号字占18%（如：鱼、车），半意符或半音符+半记号字占19%（如：疫、球），由音符+意符组合的意音字占58%（如：吐、杋）。这些不表意的记号字作为整字出现时，无法从汉字的构形上解读出意义，但作为部件构成整字时，依然具有区别语义范畴的作用。例如，“马”作为整字无法从字形上判断出本义，是个记号字，但是作为部件却构成了“骏、驯、驹、骔、骆”等同一语义范畴的系列字。这些字按照语义特征的不同又可以进行语义小类的汇聚，表示马的名字、毛色、优劣、脾性等。

  汉字在易于书写的前提下，其字形简化会减弱或丧失其象形表意功能，而为了实现辨识功能，又要增加音和意的区别标记。因此，汉字的发展在简约的前提下要求承载更多的区别信息，这对内在矛盾属性在汉字几千年的演变历程中不断权衡，推动着汉字螺旋式演进，以实现简繁适度的优化造型。汉字虽然历经沿革，但是其展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内涵，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身上得以传承。

  （作者：章 婷，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