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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深沉而宏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巨人。长江也是一条具有永不衰竭的航运能力的黄金水道，因其一水之便，一代代诗人和作家行走于江水之上，以诗词和华章沿途点亮这道大江，让它放射出万古不灭的奇光异彩。浩浩的江水流淌的是诗词和散文，流淌的是文学，流淌的是绵绵不绝的中华文脉。
江上第一个文学巨子
春秋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整理问世，之后却挨过了几百年的沉寂，散文伴着竹简的推广已经诞生，初生的华夏文学在愈来愈焦渴地呼唤一个蓬勃时代。此时，长江推出的第一波文学高潮这样开场了：一个诗人屹立在天地之间，向着大江，向着南国大地，向着苍茫的天空接连发问，满腔悲愤，无可阻挡，一声高过一声，一发而不可收。《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等一首首诗歌接连问世，诗情万丈，流光溢彩，并且多为鸿篇巨制，其代表作《离骚》更是长达373句、2400多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抒情诗的最长纪录。
本为报国良臣，纵然怀有如此高的文学天赋，屈原却并非是为了填补“诗人空白”而写诗歌，他更没有料到自己将以留世的文字而成为万世尊崇的爱国诗人。那时，不但没有“诗人”这个称谓，连诗歌这种文体概念也还处在模糊阶段，只有“诗三百”才是诗，“不歌而诵谓之赋”。因此，从屈原逝后到西汉末年的三个世纪，人们将其作品称为楚赋、屈赋、屈原赋等，贾谊直接将《离骚》称为“离骚赋”，也有人称其为“楚辞”。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历代文献，才将他和宋玉等人的作品合编成集，定名为“楚辞”沿用至今。
今天我们已无必要讨论“楚辞”及其衍生的称谓是否准确，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称谓更深切地领会到屈原创作的拓荒意义。
《诗经》汇集的诗歌多数采集于民间，几乎所有的创作者都未能留下姓名，估计当时的采诗人也很难追溯到具体的创作者。因此，有名有姓的诗人出现，屈原是第一人；由文人书写诗歌，也是屈原居首；一个人把许多精力用于写诗，创造如此巨量作品，“第一个作家”也非屈原莫属。而且，这个伟大的开创者出手不凡，他以极其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瑰丽的词采，为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开辟了一条坚实的艺术坦途。至今，他还屹立在各种文化舞台上，展示其古远而非凡的风采。
由于屈原诗歌承载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他逝后七八个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人们将其精神赋予一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节日，从而形成了后来全民共度的以赛龙舟、吃粽子、祭屈原为主要内容的端午佳节。
关注屈原出生地的学者古来有之，最早者当数西汉东方朔，有籍可查。他在《七谏·初放》中，开头就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平，是屈原的字；国，即楚国的都城郢，也就是今天的荆州一带。而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在批注屈原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时说，“鸟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由于朱熹在后世的学术地位愈来愈尊，他写下“生于夔峡”的几个字便成了千古定论。无论是“生于国”还是“生于夔峡”，伟大诗人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长江之子。
屈原自沉汨罗江刚过一百年的某日，江边渡口走来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书生，向摆渡老者打听当年屈原怀石投水的具体位置。老者告诉他，当地几代人传下来几种说法，有的说屈原是在下游河滩走进激流的，有的说他就在这个渡口旁边的一块岩石上纵身跳进深水的。于是，那位俊男登上岩石，大喊了两声“先生”，接下来向着江水默立良久，最后揖谢老人缓缓离去。
和今天一样，“先生”之前不加姓氏是一种特别崇敬的称呼。摇船老人不知道来人是谁，当地村人也没有打听到他是个什么人，但历史知道，他就是贾谊。他是在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之后，于赴任的路上特意赶到汨罗江畔的。他和屈原一样满腹才华，并且都具有高洁的品格和远大的人生抱负，这次凭吊之后他写了《吊屈原赋》，堪称屈原最早的“铁粉”。
时光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作为屈子贾生“铁粉”的司马迁，在撰写《太史公书》时，将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文学天才合为一传，庄重地写入了史书。
司马迁还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带过一笔：“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里列举的是屈原死后楚国出现的几个追随者，但包括宋玉在内，都生平不详，他们的作品也基本散佚。虽然历史上曾经流传宋玉的10多篇作品，但专家认为都是后世伪托，只有《九辩》可以确认系宋玉所作。宋玉很好地继承了屈原的诗歌艺术，历代评价很高，因此有了“屈宋”之称。
由此看来，屈原创造楚辞，并且以楚辞鼎起一个文学时代，只有他“单打独斗”，是其一人之功。
鲁迅评价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在他的心目中，“离骚”就是历朝历代诗文极品的代名词。
两汉文学的旗手“赋圣”
楚辞以长江为舞台，为华夏文学开启了极为隆重而辉煌的一幕，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学的奠基礼。紧随而来的汉赋，因为直接受到屈原楚辞的影响，情感恣肆，气势磅礴，结构宏大，语汇华丽，甚至在形式上就与楚辞非常接近。汉初，人们将“辞赋”连称，或干脆称作“骚体赋”。
毕竟时代不同，文学也在演进，汉赋作为继《楚辞》之后迅速兴起的一种新式文体，在朝野文人中广受追捧，成为几百年间文人争相探索的主要文学体裁，风行两汉而不衰，并且受到后世辞章家的极力推崇。
汉赋极兴之时，中华大地早已河山一统，但长江仍然以喂养中华文学为己任。这次，它为汉赋兴起而培植的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自司马相如开始，在不同朝代多次为中国文学养育顶级文豪的岷江，本是长江的一道重要支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古人一直认为长江源于岷江，是其干流。《禹贡》说“岷山导江”，《荀子》及其后来的《孔子家语》都记载：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
那时，西汉帝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外攘夷狄，内抑诸侯，修明法度，接连开疆拓土，是刘氏王朝“可圈可点”的短暂时光。赋的兴盛，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势的需求。司马相如幸逢时代机缘，一篇《子虚赋》以恢宏大气的华彩文笔而让汉武帝大为赞叹，为之倾倒，恨自己不能与其作者同世。当然，并非亡人，且处在韶华之龄的文学奇才很快得到皇帝召见，当场获赐笔札，尔后受到朝廷重用。
紧接着，司马相如写了那篇带有“命题作文”性质的《上林赋》，更是出手不凡。他先是以层层铺陈的笔法，调动大量连词、对偶、排比的句式，运用丰富而绚丽的辞藻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台观廊阁、山川水势、草木花卉和飞禽走兽。接着写天子狩猎之余的欢庆情景：“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全文采用这种极尽铺排、淋漓渲染的笔调，描绘宫苑的巨阔与富丽，以及天子游猎的盛况，宏伟华美，场面壮观。行文也波浪迭起，写得洋洋洒洒。
司马相如将汉赋创作推向高峰，盛极一时，一批卓有成就的汉赋作家也相继涌现，包括作出过“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评价的扬雄。这位为司马相如所折服的汉赋大家，恰是蜀郡郫县人，今属成都。因为他留下《甘泉赋》《羽猎赋》等名篇，而与司马相如一起被后世并称“扬马”。
还有一点，司马相如也比屈原、贾谊更加幸运，他与司马迁都生活于武帝年间，他去世不久，太史公开始忍受屈辱奋笔书史。写下《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太史公又浓墨重彩地单独撰拟了《司马相如列传》，不仅记述了作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的文学风流和生平功绩，还生动记录了他与卓文君勇敢而浪漫的爱情经历。
千古传颂的爱情故事，使才子佳人当年相识相恋的邛崃广为人知，那里的小镇是卓文君曾经当垆卖酒的地方。
乱世中的文脉承接
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混乱，南方也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下，长江却未忘使命，一如既往地默默延续着中华文脉。
同样出身于南朝谢氏豪门的谢灵运、谢朓，并非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但他们先后生活于长江一线，都很钟情山水诗的创作。他们前后“接力”，精心描绘眼前的江南瑰丽风光，一扫过去士人阶层流行的玄言诗风，开创了以描绘山水为特征的新诗体。谢灵运雕章琢句，典丽厚重，富艳精工，被誉为山水诗派的第一人。谢朓传世的优秀诗篇也多半是山水题材，清新流丽，他对身边的大江更是情有独钟，一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成为不少后世诗人化用的经典意象。
谢灵运、谢朓前赴后继开创的山水诗体，为随后出现的诗坛盛世开辟了道路。200多年后，孟浩然、王维等大批山水诗人相继涌现。杜甫、李商隐、刘长卿等唐代诗人都曾赋诗高度赞赏谢朓，狂放孤傲的李白更是独尊其诗，并在10多首诗中称赞谢朓，直到清初，学者王士祯还在《论诗绝句》中写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
如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哪个文学家在当今最具影响力，那肯定是陶潜了。人们常挂于口头的成语“世外桃源”源于其《桃花源记》，那篇经典美文如今仍然被编入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更是让其家喻户晓。他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无数向往田园悠闲的人回味不已。
田园诗人，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几个简单的词组就是陶渊明性情与人生的写照。虽然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生活选择，虽然他描绘的与世隔绝、脱离社会现实的桃花源般的幽静安逸世界只是一种空泛理想，但作为社会个体，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去做了某种“尝试”，并且彻底地退身官场，归隐田园，亲自参与体力耕作，这在那个时代更具传奇色彩，极其罕见，极为不易。
可以说，陶渊明的创作及其追求的桃源恬静与其现实人生并没有“脱节”，他在作品中体现的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志趣，与其光明峻洁的品格是相符的。尤其是归隐之后，他亲历躬耕，与朴实的乡民共话桑麻，深切体味到劳动大众的贫苦，不但使其诗中增添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种农事劳动的生动场景，而且在情感上与普通民众更加贴近了。
陶渊明同样是一个文学开拓者，说到开创田园诗风，他居首功。如果说谢灵运、谢朓是临摹山水的丹青，陶潜就是田园写生的高手。假如没有南朝诗歌和散文，没有谢灵运、谢朓和陶渊明，中国文学肯定有一种缺憾。
最后还需要明确的，陶潜是浔阳柴桑，即今天的江西九江人。他时仕时隐的岁月也是在长江一线度过的，他最后任过80多天县令的彭泽县，长江穿域而过。至于他的归隐之处，有庐山、黄山、当涂姑孰等种种说法，可以说，他一生都没偏离过长江。
自东汉末年到隋统一，长达三四个世纪的混战分裂和山河破碎，幸有长江的默默呵护与庇佑，否则中华文学可能会严重地荒芜衰败，甚至出现文脉中断。
文学盛世的大江怀抱
长江承载着中华文脉一路前行，是以一个又一个高潮的水势推进的，就像它在汛期要如时推出一个又一个洪峰一样。当长江伴着时光流入唐朝时，前所未有的文学盛世出现了。
如今人们了解的所谓盛唐，就是诗歌映射出来的。那时的文学苍穹，漫天诗星，璀璨斗光，而汇聚在长江上空的一簇簇群星格外耀眼，他们所鼎起的远远不止半壁星空。几位泰斗级的诗家先后活跃在长江的怀抱，让这个天然的文学舞台光焰万丈。
有学者认为，李白一生除了寄居山东的岁月和去过三次长安，大部分光阴是在长江流域度过的，而他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作品，大多写于长江一带，尤其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多数是在长江边上吟出的。
一个伟大诗人将自己的志趣和情怀乃至生命融入一道自然山水，并且不负大江的厚赐，这在中国漫漫文学史上不但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我曾经在脑子里搜寻过，中国还有哪一方山脉河流能够像长江这样与文学珠联璧合，蕴藏着如此丰富的诗意？可以说，李白以他一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山水与文学”的一个千古典范。
李白自称，他是读了其“乡人”司马相如的辞赋，才来荆楚之地看云梦大泽的，可他到扬州和金陵漫游了许多时日之后，又辗转到达安州。他为什么要来到安州，是哪位高人促成了他与相门之女的婚事，早已无关紧要。像世上无数人的婚姻一样，李白与安州许氏的结合，具有某种偶然性，只是某种机缘使然，但他走进长江的怀抱，深情地将自己的诗情乃至生命，与这条大江联系在一起，则是他的志趣、情怀和艺术抱负的需求。
诗人一生潇洒浪漫，使他得以拥有人世间的大江巨流，他可以放下金殿的生活，放下自己的故乡，放下妻儿，可他无法放下自己生死相托的长江“福地”。李白殁于长江之滨，他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这道古老的江流来说，实乃一次莫大的哀荣。
安史之乱期间，唐代诗坛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杜甫也走近了长江。他曾经高登夔门，俯望脚下湍急的江流，无限苍凉地吟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声感叹，令山河为之动容。
携妻带子的杜甫先在成都草庐度过了几个春秋，后因生活无着，不得不顺着长江漂泊，在沿江留下几处草堂，成为后世缅怀诗圣的名胜。
这是一场极其不公的命运悲剧，但苍天几经犹豫，仍然将其安排在大江上演，最后竟不可思议地让他的生命终结于汨罗江上，终结于某个漆黑的夜晚。贫病交加困死于汨罗孤舟的伟大诗人，被就地草草安葬在今日湖南平江县的某片坡地，40年后其子孙将其遗骨背回河南偃师，但大江仍然挽留了他的灵魂，平江、耒阳等地至今各自保留着诗人的衣冠冢。自宋代开始，历朝都在平江修葺纪念性建筑，以致有了今天相当规模的杜公祠。
在中国千万条江河中，注入洞庭湖的汨罗江只是一条普通的区域性河流，但因为文学史上相距千年的两个重大事件而广为人知。
赤壁边的“一词两赋”
从楚辞到汉赋，再到唐诗，长江一路担当而来，接下来中华文脉的又一个高潮呼之欲出。
天降大任于斯，文学巨制非长江莫属！这次，冥冥中的那只天地神手倒是果决，不过，它指向的位置实在是个世人意料不到的地方——黄州。
黄州，地处长江之滨的这座小城，既是县城，也是州治，但它从一个叫邾城的县城迁到江滨没有多少年，属于偏荒之地。否则，朝廷不会把一个罪臣发配到这里。
于是，宋代“文学大剧”最为精彩的一幕在小小黄州悄然开场，但谁也没有关注舞台上的动静，人们担心的是苏轼本人。虎口余生的苏轼来到黄州，浑如一场噩梦，好久缓不过神来，但这里宽阔的江流和宁静的波涛使他渐渐摆脱伤感，恢复了他的豪放，让他走出人生的低谷。
苏轼一生几次在眉州和京城之间往返，从水路出川，在荆州江陵登陆返京，其后的宦海生涯曾经让他来回行走于江上。他熟悉长江的风物，也深爱这条江流，并且在诗中写过“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谪居黄州期间，他推窗看到长江从自己身边奔流，总会想到其中几朵浪花来自上游的峨眉山，来自他故乡的岷江，长江与他更加息息相关，使他情动于斯，反复吟咏长江。
假如要物色一个长江形象的“代言人”，李白可能会赢得很多赞成票，但不少人认为苏东坡更符合条件。
苏轼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无论他真以为黄州是三国古战场，还是他把这儿想象成那场大战的发生地，都只是“触景生情”。如果不是黄州，或者是黄州没有赤壁矶，能否产生这首旷世名作就很难说了。当然，最终还得归于大江，只有它才能承载如此悲壮的战事和历史烟云，正是这重重沧桑触发了词人广博通透的历史情怀。词人面对浩阔东去的滚滚江涛，那首气吞山河的怀古词喷涌而出，激荡千载。
有学者编选《宋词排行榜》，将《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列第一，谁都不感意外。
为了文学，长江将苏轼这次刻骨铭心的人生遭遇化作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本是悲剧主角伤心地的黄州，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黄州让他浴火重生，让他的人生大放异彩。有研究者统计，苏轼在黄州的四年零两个月期间，平均每两天一篇作品，共写出各类作品735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词两赋”，并且都是写于赤壁，都是写长江。
就这样，苏轼在黄州留下那么几纸诗文，就把小城高高垫起。也有人说，是黄州成全了苏轼，没有黄州就没有苏轼。更准确地说，没有长江就没有苏轼，真正能够托起文化巨擘的，是长江，是这座神奇的文学长廊。
众所周知，接下来的南宋偏安江南，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几乎独倚长江。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杨万里、范成大等一批南宋诗人，大多出生于长江流域，也有人因为参与反金斗争或避兵流亡，从北方南渡而来，大家汇聚于长江怀抱，怀着国破家亡的忧愤，表达对王师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爱国情怀是南宋百年间诗词最鲜明的主题，都是源于作者亲身感受的南北分治之切肤之痛，成为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章节。
长江孕育中国古典文学最后的惊世杰作
继唐诗宋词的辉煌之后，元明清几个世纪，长江再创文学奇迹。它为中华文学铺展了更为辽阔的生长平台，无论是戏剧、散曲和诗词，还是稍后兴起的小说，大江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丰硕果实。
这个时期，全国出现一句流行语：湖广熟，天下足，寓意是南方稻熟天下无忧。同样，长江一带的文化大丰收也足以让天下人分享，随之而来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将中国古代文学推上巅峰。
本文至此，也只能简要叙述长江孕育《石头记》的惊世造化。《红楼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标高，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内涵之宏富，思想之深邃，语言之精辟，无须介绍，很多人说它浓缩了古代二十四史，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可见其是如何博大精深。红学作为学术界影响广泛的一门显学，持续不衰，让多少人穷其一生精力研究这部巨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作为中国的固有优势与外国比较。
说长江孕育了这部旷世巨著，不是空泛的溢美，也不是有意给文章主题添彩。如果没有长江，哪来遍地桑麻和千里稻浪的江南富饶膏腴之地？哪来“江南织造”？哪来一个醉生梦死的巨富贵族来暗喻日渐式微的封建王朝？长江不但为催生这部文学重器提供了地域平台、文化土壤，还恰如其时地准备了一个天才作家。
因为《红楼梦》的普及，读者都知道与其作者以及他的小说紧密联系的江宁织造府，并且，这种存在于明清两朝的独特衙门是名副其实的皇商。清朝设置“三大织造”，共同经营江南地区的丝绸产业，江宁织造是内务府置于南京为皇室办理绸缎服装并采买各种御用物品的特设机构，尤为引人注目。因为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当初给康熙帝当保姆，据传童年玄烨出天花，宫内人们皆避之不及，唯有孙氏和另一位乳娘不弃，将他带到宫外一座寺庙隔离养伤，没料到避痘成功。谁料躲过死劫的玄烨又很快做了皇帝，为报孙氏救命之恩，他让曹家世代出任“江宁织造郎中”，曹雪芹祖父曹寅还同时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
人人都说这是个躺着就可暴发的肥差，被曹家几代人垄断了60年，并先后四次为南巡的康熙帝接驾，极尽恩宠。
大约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一天，曹雪芹诞生在南京江宁织造府的深宫宅第，是其父曹颙的遗腹子。虽然曹雪芹未出生时父亲已亡，但极其优越的家庭环境，仍然让他在此度过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直到曹家的“贾府”被抄，全家被赶到北京郊外，贫困度日，那年他13岁。
他后来的小说“大旨谈情，实录其事”，极尽风月繁华之盛，反衬“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以此来展现封建家长制的瓦解，揭示帝制社会的兴衰铁律。虽是小说，更是历史，人们能够从中读出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皆因作者的身世经历。
经历过六朝古都和江南山川的陶冶，广闻博识，又饱受诗书濡染的曹雪芹，当然不缺才学。但是，假如让他晚出生几年，不让他在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享受“江南织造”的锦衣玉食，又亲历这个南京第一豪门的迅速败落，他此后或许还是写小说，但很可能不是《红楼梦》，不是这种字字泣血的天赐之作。
如此天地造化，可遇不可求。哪一样因素都不可或缺，哪一个环节都必须恰到好处，都必须恰如其时，多一样或少一样，早一点或晚一点，都可能导致功败垂成。然而，一切都像是有一个神奇的导演在暗中操控，才有了这部伴着一个豪门悲剧所诞生的伟大作品。
长江，从西部遥远的天际逶迤而来，又安静从容地流向东方的地平线。长江也是中华大地的一条文学之河！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一条文学长河贯通下来，就像一江丰盈的碧水。
（作者：任 蒙，系散文家，著有《任蒙散文选》《诗廊漫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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