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寻来时路

  百万年、一万年、五千年、一千年……入选“2022年六大考古新发现”的6个项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昭告天下：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灿烂辉煌。

文化寻根：填补历史的空白

  考古学家通过“识骨寻踪”，可以从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中解码破译出丰富的信息。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2022年，这里出土了一具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这具头骨颧弓保存良好，没有明显变形，直立人形态特点十分明确，可供考古学者读出更真实丰富的古人类信息。它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之一，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三位一体’的发现”，3号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的解剖学特征，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境内及东亚直立人来源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对全球人类演化系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王幼平表示：“难得的是在同一层面上发现人类化石、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器及动物化石，这对我们认识百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境十分重要。”

  百万年前，“郧县人”在森林中生活，随着季节流转和食物丰裕情况，不断在大地上“流浪”。进入新石器时代，厌倦四处漂泊的人们择一水草丰茂之处建起房子，开始定居，比如万年前的四台古人。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6座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半地穴房址。这些成组的房址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实证，表现了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向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转变。

  四台遗址还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早中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从出土的诸多石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连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新伟如是总结。

文明进程：建筑设计的艺术

  集中的社会权力往往可以调动最大的人力物力，建设“国家级”工程。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长城，无不是这种集中创造的奇迹。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5000年前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国”。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有九座夯土台，环壕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和超3600平方米的“宫城”，是需要数千人花费数年方能建成的“国家级”工程。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所说：“这是整个北方黄河地区商代以前最大的遗址。南佐可能是继良渚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史前史的重要发现。”

  在南佐遗址发现了年代最早、布局严整的“宫城”，宫城外围有宫墙，墙外又有相当于“护城河”的大型环壕。“宫城”不仅面积大，而且精工细作，墙体均为夯筑，地面和墙壁涂抹草拌泥和白灰面装饰。“宫城”中央的主殿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构成，室内面积约58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20平方米，是五千年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南佐遗址不但讲究夯土的艺术，还发现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土坯和陶砖等建筑材料，当时建筑工艺之先进，可见一斑。

  南佐遗址的宫殿格局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层层递进，是中国后世都城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分布的滥觞。如此规模巨大、恢宏严整的建筑，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

  在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仅仅从陵园就可以看出皇家建筑设计之精心。近两年，在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人员新探明王陵区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的外围，围沟各有两个缺口以供出入。考古学者通过综合判断，认为两个围沟是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隍壕即“兆沟”，是护墓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通常只有王陵才有。以往的考古中发现，陕西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区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雷兴山认为：“这两个‘兆沟’的确认，对研究墓地制度、王陵制度有一系列的启发，比如两个兆沟确定了两个独立的墓区，可以确知墓地分区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民族交往：持续不断的交流

  从古至今，中原对边疆地区或管控治理、或交流交往，各族文明在交流中百川归海，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800多枚官印、私印的封泥及千余枚带字简牍残片。封泥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是一种古代的保密措施。此次发现的不仅有如“益州太守章”“益州长史”“楗为太守章”等郡级官吏的封泥，而且包括“滇池长印”“谷昌丞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下辖属县的官吏封泥，目前已发现西汉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20个县的长官封泥。此外，还发现了带字的简牍，比如“罪当死”“律令”等公文类简牍。

  考古人员根据封泥、简牍等文书资料，以及河泊所遗址发现的道路和疑似的大型建筑遗迹，可以初步确认这里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出土的汉代文书资料反映出西汉时期汉代政府对边疆实行的有效管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河泊所的考古发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证个案。汉武帝时期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成为滇池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上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当地进入汉王朝政治版图，开始了郡县制的治理。”

  在南陲，考古阐释了云南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而在塞北，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的苏峪口西夏瓷窑遗址见证了中原与西夏的交往互动。

  苏峪口瓷窑遗址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遗址出土瓷片数量47万多件，瓷器产品主要为胎白细腻、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超强的精细白瓷。可能是受到宋朝统治阶层、士大夫的影响，西夏统治者也喜欢白瓷，西夏官窑生产白瓷，这说明西夏即使在和宋朝激烈交战时，也还是吸收了不少宋朝的文化。

  除了审美上对白瓷的偏爱，技术上，苏峪口瓷窑遗址在北方传统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越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贺兰窑”，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认为：“如果苏峪口瓷窑遗址以煤为燃料成立，那么它和定窑在北宋晚期的转变是同步的。苏峪口瓷窑遗址在釉料里面加石英，和北宋晚期汝窑的加玛瑙又是一个同步。放到大的时代背景、几个政权下对比几处官窑，它们在瓷器生产、管理、皇家用瓷的品质追求上是同步发展或稍微滞后的。虽然政权在对峙，但我们可以看到以瓷器为代表的文化统一。”

  （本报记者 李 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