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婚礼

  仪式感是人们内心对一件事情郑重的外在表现。婚礼可以说是人生仪式中最为繁复而又最为简单的仪式，因为它将开启漫长的家庭生活而繁复，又因为它的内核是爱情而简单，因为相爱而走入婚礼的“殿堂”，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

  闻一多虽然主张恋爱自由，但是婚姻却是父母之命。据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婚前，闻一多提出三个条件：“不祭祖、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不闹洞房”。傍晚，婚礼前，闻一多还抱着书籍不放，直到家人几番催促才穿着起来。“花轿到了，喜炮齐鸣，喇叭吹奏，闻一多与高真在堂前行鞠躬礼。”一场新式婚礼就这样完成了。这竟然促成了闻家后来婚仪改革的一种定制。

  胡风和梅志的婚礼十分简单，他们的婚姻是从租住的一个小房间开始的。1933年12月25日，胡风和梅志在上海一间约12平方米的三楼小屋内开始了新生活。屋内家具简单，有一张旧书桌，是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四个圆凳是自己买的。“只有房间的墙壁，原来又脏又晦色，梅志爱清洁，觉得太不雅观，特去买来一些浅蓝色的薄光纸糊在墙上，顿使房间焕然一新，显得幽雅亮堂，有了点儿‘新房’的气氛。”一整理，一个整洁、简单的小家就成了。从此，他们相濡以沫、互爱互敬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

  说起简单来，汪曾祺和施松卿的婚礼恐怕可以与胡风和梅志的比上一比。汪曾祺与施松卿相识于西南联合大学，施松卿因为当时身体较弱，经常生病，被人称为“病美人”。施松卿十分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华。其时，汪曾祺也只不过是个落魄青年，1946年在上海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甚至一度想自杀。当沈从文得知汪曾祺的遭遇时，去信将汪曾祺大骂一通：“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汪曾祺由此才稍加振作。汪曾祺和施松卿结婚时，确乎异常简单，他们来了一次北京一日游，先后去了天安门、故宫、北海公园、王府井，中午在北海公园一家小饭店各自吃了一碗面条，晚上则兴高采烈地向沈从文和张兆和宣布：“我们结婚了……”

  语言学家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礼也相当简单，几无仪式，只是在同学胡适的劝说下，才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精致小巧住宅里”，杨步伟赵元任请了两位朋友，杨步伟烧了“四样适口小菜”，四人“吃了一顿精致晚餐”。茶后，在胡适和朱春国小姐的见证下，赵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于是，婚礼就完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收到的第一份新婚礼物则是一本胡适注解的《红楼梦》。此外，他们只收两种例外贺礼，“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在国内结婚固然好，有时候不得已只能在异国结婚。冯至与姚可崑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然后订婚，经过了六年，才终于迈进了神圣的婚姻。他们讨厌世俗的结婚仪式，最终，在1935年7月20日，于巴黎的一座名为山东饭店的中国餐馆举行了一个小型婚宴，约八九人，由冯至的老师张凤举先生作主婚人和证婚人，甚至兼任家长代表。就是如此简约的婚礼，让他们走入了相伴相守的婚姻。后来，冯至常对妻子说：“我越倒霉，你对我越好，我一帆风顺，你就看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啊，婚姻不就是艰难困苦中的相濡以沫吗！

  诗人穆旦和周与良的婚礼与冯至和姚可崑的一样，也是在异国他乡举行，也非常简单。1949年，穆旦和周与良两人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穆旦在攻读硕士学位，周与良在攻读博士学位。是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史逊维尔举行结婚仪式，据周与良后来回忆，“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市政厅登记，证婚人是杲良和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装。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杲良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由于生活不富裕，穆旦连正式的西装也没有买。当时，穆旦在芝加哥，住的是地铁旁的小房间，吃的是炼乳、面包、花生酱，水果也吃最便宜的橘子、葡萄等。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两人走在了一起。

  巴金和萧珊的婚礼也算是相当别样，他们来了一次战时大后方的“旅行结婚”。1944年5月初，巴金让李济生将“旅行结婚”的通知分送给桂林的亲朋好友，然后离开桂林前往贵阳。5月8日，巴金、萧珊来到贵阳南郊花溪镇的一座西式建筑——“花溪小憩”旅馆。在这个幽静的花园洋房里，没有酒宴，没有任何婚礼仪式，一个年近不惑，一个尚未而立，相知相恋8年的恋人终于结成夫妻。后来巴金回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是幸福的，他们“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比起以上诸位先生的婚礼，钱钟书的婚礼就相当繁复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婚礼既有西方的礼仪，也有传统的形式。而且在杨家和钱家分别举行了婚礼，可谓相当前卫。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举行婚礼，仪式采用西式。杨绛穿婚纱礼服，有花童提花篮，有花童提拖地长纱，钱钟书着黑色礼服。还有现代的乐队演奏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行鞠躬礼，互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盖印。主婚人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宾客中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有尚未成为夫妇的诗人陈梦家和翻译家赵萝蕤。当日下午，钱钟书与杨绛又在钱家举行了一次中国的传统婚礼。进门，放双响爆竹、百子爆竹。会亲，给钱基博夫妇等叩头。然后，给家祠祖宗叩头。最后，吃“团圆饭”。晚上，还有酒席。这一通下来，新婚夫妻竟然累病了，杨绛后来写道：“钟书和我都折腾得病了。钟书发烧病倒。”看来，婚礼还是简单点好啊。不过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生活确乎简单、幸福。

  婚礼或许可以简单，或许可以繁复，但总归不过是一种仪式，重要的还是婚姻生活的幸福。

  （作者：李玉辉，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