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 呼啸而过

  【读书者说】

  编者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4岁。杨苡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仍然是这本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译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以下简称《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学者余斌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将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该书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2023年1月27日晚，104岁的翻译家杨苡，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走完了她传奇而精彩的一生。她将呼啸山庄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也将自己的人生谱写得跌宕起伏。她渴望自由，在山河破碎时，不做金丝雀，大呼“我要做觉慧”；她乐观豁达，在四海无恙后，满怀“等待和希望”，常说“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我们失去了眷恋祖国的爱国女性、崇尚好玩的人生智者、充满温情的翻译大家。她将化作一颗启明星，默默守护文林，供人时时仰望。

  杨苡先生原名杨静如，五四运动同龄人，1919年诞生于天津的一个不平凡家庭。她在中西女校接受了十年基础教育后，正值国破家亡，困顿之中受到巴金启蒙，冲破家庭束缚，前往僻处西南的“中国地”，在西南联大接受三年大学教育，密切接触许多著名学者、作家以及进步青年。在此后数十年岁月中，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珊、巫宁坤、许渊冲等人交往深厚，共同见证了国家的深重苦难与日渐昌盛。她因格外高寿，一百零四年的岁月里，见惯了人来人往，送走了故友亲朋，无论是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还是习焉不察的细密往事，均以时间的刻度，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地被她铭记于心。二十余年前，因一次偶然的上门送书，杨苡结识南京大学余斌教授。后来，二人无意中以兴趣为导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聊天”。杨苡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少女般的细腻心思，以碎碎念的方式，向余斌讲述过往，余斌以巧妙的构思和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呈现出了这部厚重的《杨苡口述自传》。

冲破旧家庭束缚，“我要像觉慧”

  杨苡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曾祖父杨殿邦官至漕运总督，叔祖父杨士骧官至直隶总督，叔祖父杨士琦则是袁世凯智囊，祖父杨士燮中过进士，曾任杭州知府、淮阴知府。杨士燮兄弟几人作为洋务派，思想较为开明，将儿辈大多送出国留学，或日美，或英法。杨苡的父亲杨毓璋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当时的北方金融中心天津做到中国银行行长，善理财，与北洋政府往来密切，徐世昌曾送他“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联语，表彰他的贡献。然而，正值壮年的他因偶感风寒，于杨苡出生几个月时即不治身亡。杨毓璋除太太以外，还有两房姨太太。杨苡的母亲徐燕若是大姨太，杨苡和姐姐杨敏如、哥哥杨宪益属于“庶出”，但因杨毓璋的太太只生了两个女儿，杨宪益自小跟随太太生活，是位名副其实的“少爷”，备受家族宠爱，与杨苡姊妹地位悬殊。父亲去世后，这个庞大显赫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在杨苡十来岁时，因为三叔私自拿钱贩盐，运输船只翻覆，钱打了水漂，杨苡童年生活的花园街大宅院都被变卖以维持家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渴望进步的青年想投入时代洪流，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无数人的爱国情怀被激发。然而杨苡这样生于大家庭、生活优裕的青年，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往往需要挣脱来自家庭的束缚，激烈的冲突之下大多时候比较苦闷，只能通过给友人写信、埋头写作或者参加社会活动、革命运动等来纾解郁结。比如杨苡一生的精神导师巴金，便是从写作中寻找自我的意义与价值。杨苡中西女校的同学蔡惠馨，家里是买办阶级，高门深院，但她也深刻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无形压力，二人因此要好。随着年龄增长，视野逐渐开阔，杨苡越来越想挣脱家庭的羁绊。

  高中刚毕业，杨苡觉得家里太闷，出去报各种班，学踢踏舞、画画、钢琴，尽量不待在家里，即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排遣心中苦闷，家庭桎梏和各种规矩却如影随形，“听上去我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事实上那段时间我很苦闷。我的苦闷并不是毕业了之后才有的。上高中时我就经常有这种感觉了，特别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母亲对我的管束特别严，哪儿也不许去。平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好朋友刘嘉蓁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各种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我也有参加的冲动，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我是根本出不了家门的，对那些同学只有羡慕”“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这也更加坚定了杨苡冲破家庭，走向自由的决心，更促使其不久之后离开家庭庇佑，独自南下求学。

  杨苡女儿赵蘅在《为妈妈杨苡画像》文章中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舅舅从英国给外婆写信，劝她允许妈妈离开天津，说妈妈的性格不合适留在沦陷了的天津，外婆这才放手让妈妈去了西南联大。哪知联大偏以自由闻名，教学自由，选师自由，结社自由，师生打成一片，让妈妈觉得自己像只飞出笼子的鸟儿，开心极了。”正是在哥哥杨宪益的“鼓动”下，杨苡得以顺利进入西南联大。从传统家族到西南联大，杨苡崇尚自由、烂漫爱玩的天性得以完全释放，身心得到极大宽慰。虽然物资匮乏，环境艰苦，但对杨苡和她的朋友来讲，西南联大的自由氛围，不拘一格的讲授方式，广大学人的报国热情，各类社团的异常活跃，等等，共同组成了他们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杨苡能够拥抱自由，冲破家族樊笼，离不开巴金的鼓舞。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就具有颇高知名度，许多进步青年都给巴金写信。杨苡年轻时就读过巴金的作品，他的《家》《雾》《雨》《电》等小说，《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的编译作品，都对青年杨苡产生重要影响，奠定了她追求自由的精神底色。杨苡曾说“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当时十七岁的杨苡大着胆子给巴金写长信，从对他作品的喜爱和对他的崇拜写起，谈到对自己家庭的不满，向巴金表示自己要做觉慧，出走家庭。巴金爱护青年，更清醒地体悟到一个女子想要独自闯荡的艰辛，反而劝她要念好书，有耐心。但是渴望自由的种子一旦种下，很快就会生根发芽，从而一发不可收。

十年中西女校，形塑现代知性女性

  中国传统社会不太重视女性的知识教育，而是注重其技能培训和道德规诫。杨苡出生的年代正值传统社会结构崩裂，新文化运动兴起，女性教育逐渐盛行，就此培养出了一代杰出女性。

  杨苡能够受到完整教育，与其母徐燕若息息相关。作为庶母，她极其重视子女教育，坚定地认为儿女必须上学才能有出息，将三名子女全部培养成才。杨宪益自英国留学归来，与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取得瞩目成就；杨敏如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她的丈夫罗沛霖则是电子学与信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苡自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教书之余从事翻译工作，首创世界名著《呼啸山庄》译名，撰写诗歌、散文等，她的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教授，翻译了《红与黑》等经典之作。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傲人成绩，实现了自我价值，有益于社会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家大太太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上过一阵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没进过学堂，晚年的处境相当不妙。

  在母亲的竭力争取下，杨苡八岁便进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从小学到高中，她在这所学校度过了美好纯粹的十年时光。中西女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建筑洋派、设施完备、理念先进。中西女校特别强调团结友爱、平等待人，以及热爱自己的国家、为社会服务，注重学生教养，培养淑女。在这种环境下，全校一百多位女学生关系融洽亲如姐妹，杨苡非常享受这种环境，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无话不谈、友谊长存的知己朋友。

  十年间，杨苡接受了身心舒展、发展全面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的性格底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终生志业。“中西的课外活动太丰富了，演剧，唱歌，琴房里每月都有学琴的人开音乐会。青年会设德、智、体、群四部，出板报，救济贫民，还下乡。这些是自由参加的，周六的文学会则是师生都参加的。文学会上有演讲，有报告，还有辩论。最最热闹的，是一年一度的恳亲会和体育大会。”斑斓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了杨苡爱玩的天性。

  中西女校重视音乐教育的理念，更是长久滋养了杨苡的生命。离开中西女校后，从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歌曲，无所畏惧满怀欢欣去拥抱新生活。开学前的日子里，她还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合唱团活动。音乐的滋养看似无形，力量却不容小觑。中西女校对音乐的重视，天津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学者张绍祖曾特别提及，而同样曾就读于中西女校、沪上传奇女子严幼韵也酷爱音乐和钢琴，饱经生活磋磨的她晚年常常坐在钢琴前弹上一曲，将在战火与黑暗度过的日子唱成一首歌。

  中西女校还特别提倡爱护自己的国家，这从学校的校歌中不难看出。中西女校有中英文校歌各两首，中文校歌除了《巍巍乎我中西》外，还有一首《中西女校》之歌，歌词中有“勉为国家栋梁，鹏程万里，不可限量，为我祖国发光”的句子。杨苡的口述中也时时处处能见到她对国家发自肺腑的热爱。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杨苡和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她们内心排斥英文教育，私下开玩笑把说英文叫“放洋屁”，毕业演出时，杨苡更是带头提出要用中文演出《玩偶之家》。她崇拜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大着胆子给她写信，信中特别提出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中国人常常是丑化的，而她从不演辱华的电影，所以对她无比喜爱。瑙玛·希拉给她回了信，寄来亲笔签名照片，这让青年杨苡激动莫名。在毕业时，按照惯例，班级同学要送学校礼物，杨苡主动提议要送学校旗杆，她们班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最深，因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他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

  杨苡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轻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杨苡和她的同代人无须号召，即用坚定不移的行动践行了这一点。

求学西南联大，走上翻译之路

  中西女校十年的教育，使杨苡得到全面的素质提升，激发出炽热的爱国精神。中西女校毕业以后，她获得保送南开大学的资格。此时，日军进犯，“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联合内迁，先落脚长沙后到达云南，共同成立西南联大。而杨苡更为在意的却是终于可以离家，了结她在时代洪流与家庭束缚碰撞下的内心苦闷。

  辗转到达昆明以后，在开学前的一段时日，她体会到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报名漫画班，参加百人大合唱，排练抗日歌曲，演话剧拍电影，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这段时间她在昆明搬了几次家，青云街8号寓所最值得一提。在这里，她和流亡的国立北平艺专教务长郑颖荪住第一进，杨振声一家和沈从文住第二进，曾经刺杀孙传芳的民国女侠施剑翘和她弟弟住第三进。朱自清和沈从文还曾在杨苡住的房子外编大一国文。这段日子里，她在沈从文等先生的介绍下，接触了大量进步人士，也与沈从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次见面，沈从文就对她说：“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吗？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岁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在此后的岁月中，沈从文更是成了杨苡的人生导师、莫逆之交。

  杨苡十七岁开始写诗，抒发少女心事，虽不喜古典文学，但是对中文产生兴趣，所以保送南开时她选择的是中文系。而在大学阶段，由中文系转到外文系，则是受了沈从文的影响。杨苡回忆道：“我上联大念的是外文系，就是沈先生帮我拿的主意。……沈先生的意思倒是很明确，他不懂外语，对外语却很看重，说我原来在教会中学那么多年，学中文的话，扔了外语太可惜，进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线装书打交道了。”杨苡地道扎实的英文基础是在中西女校十年打下的，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到初中开始用英文授课，古希腊史、文学，甚至是数学、物理、化学，都是英文课本。虽然西南联大使用的教材也大多是英文教材，但是杨苡与其他普通学校毕业同学相比，有着十年的英文基础。沈从文看清了这一点，劝她改入外文系。就这样，杨苡学习外文，逐渐走上了翻译之路。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在特殊时代不得已形成的一个大学联合体，虽地处偏远、条件落后，却孕育出了足以令世界惊叹的文学、艺术、科学大师。诞生于硝烟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联大走出的学子，无不对之魂牵梦绕，何兆武先生《上学记》就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杨苡在口述中也说“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是很自由的，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上哪门课，头一次去的时候，把听课证交给讲课的老师就完了。总之，在联大，大体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这么自由，我特别喜欢联大自由的氛围”。

  西南联大上课的老师可谓名家荟萃，皮名举讲“西洋通史”，陈序经讲“社会学”，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等合教“大一国文”，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吴达元、林文铮教法语，吴宓上“欧洲文学史”，外文系主任则是叶公超，这为杨苡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除了杨苡，西南联大培养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家不可胜数，许国璋、巫宁坤、查良铮、许渊冲、陈羽纶等等，他们从战火中成长，“学贯中西，心怀天下”，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和文化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谈起西南联大的大师时，杨苡的口气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烂漫，“我们也挑老师，有的老师也不好。有的老师明明很有趣，比如闻一多，但他又教《诗经》这些”“吴宓教欧洲文学史，但我们不觉得特别好。发音，陕西调的”。

  杨苡从不认为自己是勤学之人，学习也以好玩有趣为导向，这与同在西南联大的丈夫赵瑞蕻的用功努力形成极有意思的对照。但或许正是这种纯粹和不求结果的赤子之心，才使得她在此后翻译作品时做到心无旁骛，灵感迸现。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曾译为《咆哮山庄》，杨苡重译时一直觉得译名不妥，在翻译此书期间，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感觉到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宛如凯瑟琳的哭泣，她反复念着Wuthering Heights，现实的感受与书中的情境交织，得出“呼啸山庄”这神来一笔的书名。杨苡始终觉得翻译好玩，对她来说翻译是一种快乐，她秉承“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忠实作者原文，努力使译文易懂、流畅、文辞优美。

  在杨苡的翻译道路上，巴金也是一位重要引路人。杨苡十七岁即开始给巴金写信，1987年二人的通信曾结集出版为《雪泥集》，收录书信六十封。巴金去世后，201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又增订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收录二人书信六十七封。由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巴金始终对杨苡的翻译工作极为关注，虽有严厉的批评，更有热情的鼓励，同时还大力推荐发表，这对早已成名且工作繁忙的巴金来说，实属难得。对于杨苡的代表译著《呼啸山庄》，数十年中，从想法诞生到翻译出版，巴金始终鼓励、不遗余力地督促，最终孕育出这部作品。1945年，巴金来信称“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从沈从文到巴金，前辈的提携、鼓励，点燃了杨苡绚烂华彩的文学翻译生命之光。杨苡则以其独有的豁达随性、机敏聪慧，为中国当代的翻译事业增添了一抹不容忽视的彩色记忆。

  2022年10月，杨苡先生103岁华诞之时，中国作家协会特别致以贺信，信中称“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的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杨苡先生风华百年的人生历程，精准把握了她所取得的众所瞩目的翻译成绩。杨先生从旧时代走来，在山河破碎之际依旧坚持读书，在困顿的生活罅隙中从事热爱的翻译工作，这些对前半生的深情回忆，均凝练在了这本《杨苡口述自传》中。

  （作者：井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