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升汉降”与史学史之延长

  【读史札记】

  传统“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双峰并峙，影响深远，而两者间的异同高下之比较，也成了中国史学史上最有兴味的话题之一。有的时代人们喜欢《史记》，有时则更喜欢《汉书》，概略地说，大约中唐之前，人们甲班乙马，宋以后，人们劣固优迁。汉唐间，《汉书》对《史记》占有压倒性优势，因为《史记》被当作诽谤愤怨之书。中唐之后，文风递变，《史记》开始受到青睐，宋人如郑樵和刘辰翁都贬低《汉书》。到明代，文学领域的拟古派、唐宋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清代随着考据学兴起，《汉书》地位相对升高而《史记》稍诎，但也算不上扳回一局。一定程度上，通过《史记》《汉书》的“较量”，可以窥知不同时代的学术氛围与思想倾向（近如大木康所著《〈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一书就持此见）。

  那么，唐宋间这个“史升汉降”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徐复观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史记》实际上是“以文而见重”。中古中国是个贵族社会，典雅渊懿的《汉书》符合贵族阶层爱好骈文的审美口味。唐以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对散文的爱好逐渐成为主流，《史记》地位因此快速上升。这个解释之外，胡宝国的名文《〈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增加了史学内在理路的解释：这和史学从“重叙述”走向“重解释”的变化有关，《史记》贯穿了对历史的某种解释，当宋代以后人们逐渐重视历史解释的时候，《史记》自然就受到了推崇。

  在“史升汉降”的转折点上，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唐代的韩愈。韩愈对《史记》推崇备至，他本人“雄深雅健”的风格也和司马迁一脉相承。钱钟书《管锥编》讲：刘勰尚不特重《庄子》和《史记》，是韩愈卓越的鉴赏力改变了这一点：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主张越过六朝的骈文时代，回到司马迁时代，以《史记》为古文典范，由此开始了《史记》的复兴与地位提升。推崇《史记》，韩愈是关键人物，当然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实际上也代表了时代的脉动和文风之演变，此后唐宋诸家、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皆追随其后。

  不过，我们不必过度强调这一过程中的个人因素与偶然性。精英人物在鉴赏品位上的引领固然重要，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则是文化变迁之基础，两者互动合拍才使某种品位成为主流阶层的文化标识。这里我们就着历史思维的一个特点，补充一个对“史升汉降”的观察。这个特点就是“据后以论前”，按历史哲学家阿瑟·丹托的看法，历史评论都是“据后以论前”的：立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断修正对前面发生事情的评价。史学史上单本著作（历史人物、艺术品同理）并不具备完整的评价意义，它们只是某个史学史叙述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意义要和所有进入这个历史叙述的著作对照才能衡定。当这个历史叙述不断延展，每一次加入新著作，都会使得已经在这段历史中的原有经典著作挪动位置——哪怕是一点点的挪动。E.T.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新作的出现使得整个艺术史的体系有所修订，“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后人继承着前人，续写着历史，但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后人加入历史就会影响前人的历史定位，续写历史同时也改写着历史。后出的历史把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同时使人们调整此前历史的叙述。胡宝国说：“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这段话就是采取了“据后以论前”视角。到唐初为止，除《史记》之外，可以说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通史，到唐宋后出现“三通”、《资治通鉴》等出色的通史著作，长于会通的《史记》随之更受重视；后世纪传体越是蓬勃发展，纪传体鼻祖《史记》的地位自然会越来越高。或许就像阿瑟·丹托的名言“彼特拉克无意开创文艺复兴”一样，司马迁也无意开创“历代纪传体正史”，彼特拉克“文艺复兴开创者”的身份和司马迁《史记》“史部第一书”的地位，不完全是由其自身，而是由其后加入的名家名作推上去的，踵效其后的人物越多、阵容越盛，他们的历史地位就越高。

  《汉书》从来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著作，它的背后有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的加持。《汉书·序传》：“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在班固看来，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成功。“汉绍尧运”，也应有如椽大笔予以记述。“巍巍乎其有成功”的汉王朝，呼唤着并产生了“焕乎其有文章”的《汉书》。从班固这个自我定位来看，《汉书》如同记载上古尧舜之事的《尧典》一样，是一个朝代的记功碑，事实上也正是《汉书》的文字，奠定了后人对汉朝的集体记忆。《汉书》的文本与汉朝的历史是相互成就的，可以说，《汉书》乃汉朝一代之大制作，有其神圣性。一个王朝和一本史著相得益彰，这一情形在渗透着强烈批判精神的《史记》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历史至唐宋走出了一新境，所以《史记》《汉书》评价的转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对生活于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的人们来说，除了渺远的三代之外，理想的王朝、盛世的典范只有一个：汉朝。到隋唐中国重归统一强盛，此后宋元明清诸王朝加入历史，足够长的历史就给人们呈现了更多的可能。对唐之后的人来说，可以羡汉也可以慕唐，还可以把赵宋推为“造极之世”，汉朝作为“典范王朝”的意义在人们心中因为唐宋等朝代的出现不再具有唯一性，《汉书》价值的下降某种程度上与此不无关联。

  到了唐朝，历史延长了，可以重估汉朝的意义；史学史也延长了，足以编排出一个趋势。在当时尚古思维定式的支配下，“先马后班”某种意义上从时间顺序变成排位顺序。宋代的叶适曾就古书中的“序”说：“司马迁变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到了班固“浅近复重”，至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得出一个从司马迁到班固再到后世逐级而下的叙述。清代章学诚的史学史叙述中，“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史学从班固开始变糟糕起来，如“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章学诚甚至说“唐后史学绝”，意思是唐朝之后的史书集众官修，拘守成法，在“摹规较矩”中失去灵魂。我们知道，《史记》《汉书》有一个关键不同：《史记》本为私书而《汉书》实为官书。《史记》称得上是古代最富有个人色彩的史书，上承战国时期的“百家言”而非“王官学”传统。而《汉书》“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刘知几语）。班固被指控“私改国史”后得到皇帝特许，在宫廷直接监控下以“官督私撰”的方式完成前汉兴亡史，书成之后又得到朝廷推广，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编纂官方史学的前驱。《史记》虽列正史之首，列朝统治者心中的正史范本显然是《汉书》而不是《史记》。唐朝后馆局分曹编纂、强分抑配、陈陈相因，益发衬出作为私人修史的《史记》的独立精神和个性风采。直到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他写道：“《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之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梁启超笔下，司马迁是“史界太祖”，而以“作俑”贬词加之于班固，到此时，《史记》《汉书》地位似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之后，《史记》受重视程度远胜《汉书》。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在探寻国家和文明起源上，《史记》有着《汉书》无可比拟的价值。当现代史学以新的史料观念全面重估古代史著价值时，甲骨文研究及考古成果不断验证《史记》内容的可信度，现代通史编纂的兴起也使得《史记》更受推崇。

  （作者：章益国，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