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周家“四良”

  在天津，周家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家族。周家先人有的是清朝两江和两广总督，有的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家后辈周叔弢，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古籍收藏家，曾向南开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捐赠珍贵古籍750多部类近万册，其中如宋刻《陶渊明集》，更是迄今罕见的孤本。周家的后辈中，也不乏著名的专家学者，仅以周叔弢这一房为例，他的10个子女中有8个是教授，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建筑学家周治良、神经学家周杲良、翻译家周珏良、生物学家周与良、植物学家周以良。他们还有几位堂兄弟，翻译家周煦良、数学家周炜良、建筑学家周艮良……也许是种缘分，我有幸同周家中的四位有过交往。

  第一位结识的是周一良。那是1951年，我刚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一良教授教我们“世界通史”课。他知识渊博，通熟各国历史，讲课中时常讲到课本以外的历史典故趣闻，所以同学们都很爱听，不过我们对他有一点意见。因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年轻学生们都仇视美帝，以至不少人对英语产生反感，认为讲英语是落后的表现，而周一良上课时，往往喜欢插上几句英语。当时我是班上的“总干事”（即班长），有一次就代表同学向周一良教授当面提了意见。他听后哈哈一笑，说：“以往我在清华上课，学生们都要求我全用英文讲，现在只插上几句，你们就不愿听，那好，以后我就不讲了。”我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不像生气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互相交谈一会儿后，他说：“以后有意见只管来找我。”

  第二位结识的是周煦良。1980年初《译林》创刊不久，因仰慕周煦良教授在英语界的声望，经陈冠商教授的引荐，我专程前往上海拜望周煦良先生。一是向他约稿，二是聘请他担任《译林》杂志编委。周煦良先生正住院，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译林》承担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图书的组稿任务，他欣然同意将他的译作《珍妮的肖像》交给《译林》，但对受聘担任编委尚有顾虑，认为要看过《译林》一两期的内容后再作决定，对此我表示理解。《译林》刊载完英国流行小说《吕蓓卡》（即《蝴蝶梦》）之后，我再次去看望他，征询他对《译林》内容的意见，他说：“《吕蓓卡》是英国流行名著，内容健康，情节精彩，值得介绍。好，我同意担任《译林》编委。”此后我同他常通信，成了忘年交。

  第三位结识的是周珏良。我们是1981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的。他那种随和、潇洒的气质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常找机会同他聊天。会后，《译林》编辑部要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我盛情邀请他参加，他欣然接受。那次会议，外语界的多位大咖，如吴富恒、戈宝权、杨周翰、冯亦代、陈冠商、施咸荣、梅绍武等都来了。周珏良虽是英语专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钟，对古文、吟诗、绘画、书法都有兴致。我知道周珏良当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翻译，相信他的英语水平，所以1989年冬我去北京周珏良家拜访，想约请他翻译《尤利西斯》。他笑答：“我长期只做口译，不善笔译，尤其我的性格，实在无心去钻研《尤利西斯》那样的怪书。”我理解他的谢绝，也相信他说的不是客套话。他去世后，我去看望过他的夫人方缃。

  第四位结识的是周与良。她是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的夫人，因为巫宁坤的推荐，《译林》出版了穆旦的《普希金抒情诗选》，由此我同与良相识。我早知道穆旦的学术成就和不幸遭遇，有一次我对巫宁坤说，穆旦政治上平反了，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少为人知，提议办一次穆旦学术研讨会。巫宁坤征得与良同意后，1988年5月，由《译林》编辑部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欧美同学会举办了穆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李赋宁、周珏良、邵燕祥等多位文化界大咖，实际上起到了在学术上为穆旦平反的作用。会后经我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穆旦等九位诗人的《九叶诗集》。我又约杜运燮主编，出版了一本《穆旦纪念文集》，书名选用穆旦的一句诗：“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对于这一切，周与良自然表示感谢，她几次邀请我前往天津她的家中叙叙，可惜一次也没成行，留下了遗憾。

  如今，我认识的周家“四良”均已辞世。回想起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虽出身名门世家，但丝毫不沾染纨绔劣习，个个都是富有文化修养的谦谦君子，令人钦羡、怀念。

  （作者：李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