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主编的《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文学课》(青岛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回望报纸创刊四十多来的温暖旅程,遴选出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创作谈、演讲、随笔札记、谈艺录等,对当代文学多元辽阔又生动深刻的图景进行了个性化展现。三十九位作家共同聚焦的话题涵盖了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包括如何看待文学与时代现实的关系?文学的书写如何走向内心?当代文学如何实现精神的重建?如何想象文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对作家来说,故事有着恒久的魅力,而讲好故事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也是作家毕生追求的事业。王蒙的《创作是一种燃烧》回忆了半个多世纪的写作历程,深入探讨了创作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谈及写作方法时,王蒙认为要有意识地控制主观,“有节制地使用主观的激情、追求”。毕飞宇坚称情感是其写作的最大诱因。路遥坦陈在其作品构思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给感情上的强烈震动寻找适合的表现方式。文学对情感表现的尺度和分寸由此跃升为考验作家创作能力的重要标准。正如陈应松在《负重远行的生命》中分享的背铁砧上山的故事,其内核也是情感,是一种悲悯情怀和对土地上每一个体的博大同情。
作家或喷涌而出的感情,或深藏潜隐的情感有着不同的指向。在很多时候,这种情感投射到作家自我的内在宇宙,是对幽微、深邃的内心的探秘。刘醒龙真诚地分享自我的创作,文学很有温度且富有生活的质感。张炜看重的是文学与记忆的关联,尤为重视文学与童年回忆的关系,以为童年是文学的出发之地。韩少功结合《山南水北》的创作,认为文学要重新走向内心,走向感动和创造。而在孙频看来,创作要观照自我的内心和情感,在《所有的生长都来自暗处》中她指出成熟的作家要完成内在自我的启蒙和成长。而阅读是通向内心澄澈和艺术圆熟的重要路径,这也是梁晓声的《几片平凡的叶子》、张柠的《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宁肯的《二十三个问题》、何大草的《反辽阔》等都谈及的阅读和写作话题。
文学作为构建一种精神的独特存在,对创作者的素养有很高的要求。这就关系到作家的立场、视野、思想等问题。在格非看来,当下的文学面临诸多问题和多重可能,作家要对现代主义予以反思,要警惕文学科学化及其后果,他强调文学是特别需要洞见和警觉的事业。哈金认为,小说需要一个故事,涉及语言细节、叙事角度等技艺性问题,但要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传递永久的消息,就是要表现作者对生活独特的感受、洞见和智慧。他甚至将洞见视为小说精神的根本。
文学创作在主题的开掘、表现的深度与广度上,受制于创作者的经验与能力,也与文学生成的文化环境和土壤密不可分。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文学创作如何与时代脉搏共振。时代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但也考验着作家的文学立场、格局与情怀。阿来在四川省作协西昌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培训会上的讲话《文学创作要上天入地》,是作家关于时代和创作思考的一份真诚而睿智的答卷。作家要使创作不至于边缘化,就要有深入社会的现场感,深入历史和典籍,窥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要秉持现实主义的精神,客观地打量、深入地体察,学习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如此才能更好地去书写乡村巨变。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其不断延展与变化,这或许是形成文学与现实对话的困境。王家新的《上海的街》关注诗歌与都市的话题,也是诗歌这一文体在现实面前的一种思索。事实上,在充满挑战性的时代,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文体都亟待探求新的出路。而在女作家看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还与自我、自然等命题相关联。徐小斌在《只有灵魂可与世界接轨》对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有理性而犀利的分析。同时,如今的日常生活被媒介所裹挟,创作也受到媒介文化的持久影响。金宇澄分享了自己在“弄堂网”发帖写普通上海人的故事,到《繁花》出版这一从网络回归文坛的过程,深入剖析网上写作在创作心理方面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严肃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在哪里发表,而在于作者处在怎样的写作立场。
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是基于中国立场和文化语境对中国特色文学道路的不断探寻与实践,也是中国作家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资源,以阔大的胸襟和格局予以创造性吸收和转化,进而与西方优秀文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此间,传统与现代、域外与本土、他者与自我是每一个作家势必要面对和深入思考的命题。李敬泽在《文学资源的焦虑》中盘点了作家创作的资源问题,试图回答中国作家逐渐在与世界文学“共时”局面中如何确定自我意识。我们不难在作家的阅读史中发现域外文学的深远影响,如路遥对雨果《九三年》、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欣赏,王安忆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熟稔,苏童对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理论的深入研读,王家新对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创作的洞察,李洱对库切作品《耻》的独到解读。
而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的异质性,在彰显民族独特性的同时赢得文学的尊严和力量,是中国文学更好实现“走出去”的时代使命。铁凝结合短篇小说《哦,香雪》的写作,以及与国外作家交流的情况,指出作品要表现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的内容。迟子建在演讲中谈及大自然与命运感、苍凉与温暖、现实与超验、女作家与女性形象等话题。她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重要的时代使命,但“走回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因为珍视我们的内心生活,珍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珍视我们脚下的土地,作家才不会坠入虚浮的泥潭。这般清醒而自觉的思考反映的正是作家的认真姿态,也是当代文学不断拓展、拥抱更为宏阔的未来图景的必要条件。
(作者:胡丽娜,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