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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5日 星期日

    汉语的知音

    ——作为语言学家的启功先生

    作者:王宁 黄易青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5日 05版)

        启功(1912—2005)

        《古代字体论稿》

        《汉语现象论丛》

        《说八股》

        《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先生(1912-2005)的书法闻名于世,而他的语言学研究则鲜为人知。启功先生的语言学著作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和《古代字体论稿》等,融多门学术,立一家之言。他的语言学,是在渊源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还滋养了他另外两方面的成就:字画碑帖等文物的考据和鉴定,以及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研究。从根基上看,是书画艺术、文物考据、文献学方面的涵养,造就了他极具特色的、中国化的语言文字学。

      在汉语方面,启功先生根据汉语单音节词意义、用法灵活的特点,以“万花筒”镜片组织和碎纸渣的拆装道理,比喻组词成句的灵活性,用“意义控制说”解释语序;根据中华民族宏观思维的特点,用“开合”或“起、承、转、合”解释句子、句群的结构;根据人呼吸的生理特点提出“自然音律说”,对汉语中的对仗、节奏、复重等现象所作的解释精辟又独到;用“平仄竿”解释律诗的声律,自然而易懂。在汉字方面,启功先生突破中国几千年的识读汉字学,创建了书写的汉字学,从体、法、理、趣四个方面总结出汉字书写的规则……启功先生语言学的特色是一切从汉语现象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上俯视和解释汉语现象。

    壹:“小竹圈”套得了“大熊猫”吗

      《马氏文通》把“葛郎玛”(语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这确乎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接着也就来了。首先,汉语的首要特点是单音节词,从而有对偶、平仄、骈文、格律诗,这些没有成为“葛郞玛”的研究对象。其次,中华民族有整体、综合、感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汉语句子常有主、谓、宾成分不足的现象,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英语有形态,词的分类与语法作用对应,汉语词没有形态,“用法太活,性质太滑,以英语套汉语,每有顾此失彼的情况”,于是用“兼类”“名物化”等来解释,“这绝非葛郎玛不好,而是套的方法可议。……小孩游戏,有套圈一项。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自然没问题,如套大熊猫,就非换大圈不可了,何况汉语研究,又非套圈游戏可比呢!”

      启功先生认为,“假如从汉语的现实出发,首先承认英语自有规律,然后以英为鉴,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方法、乃至局部零件,岂不很好!”

      启功先生从年轻时开始教古文,他归纳文言转译中词、句、段三重层次的问题:词要关注含义、用意趋向和情态,以及古今演变的情况;句的组成,主、谓、宾以及偏、正、倒之类不是急需知道的,“急需的却是这个万花筒共有几块镜片,多少颜色碎纸碴,怎么拆开,又怎么装上的”;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群,就像一个四层的书架上摆着的书,无不合于起、承、转、合的组织规律,此外,语法、韵律、修辞也是密切关系。它们表现特殊的“汉语现象”,超出了“葛郞玛”的解释范围。

    贰:人类没有尾巴,是“省略”还是“进化”

      汉语句子成分往往不全。启功先生说:

      “……教起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问题就来了。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

      启功先生认为:“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常见句中‘主、谓、宾’元素不全的现象,在填不满一条模子时,便以‘省略’称之。猿有尾巴,人没尾巴,是进化原因呢,还是人类‘省略’了尾巴呢?孔雀尾长,鹌鹑尾秃,恐怕也难以‘省略’称之。可见省略太多,便微有遁辞的嫌疑。”

      汉语的特点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思维的特点,启功先生的语言学跟他的文化艺术修养有直接关系。他在讨论语法时联想,“由于古汉语具有那些特点,所以出现那些缺头短尾而跑得很快的老虎。这不但在古汉语中出现,即在中国民族艺术其他品种中,也常有这类情况:例如中国古典绘画中常有画着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画面上题写‘陆羽高风’。如果画一个酒壶,一个酒杯,便可题‘陶潜逸兴’。没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语;没画茶或酒流入杯中的过程,很像句中省略谓语;杯中不画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宾语;壶口并不一定必向着杯,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很像句中词汇偶然颠倒或成语先后调换。至于陆羽饮茶,陶潜饮酒,正是两个典故。”

    叁:“葛郎玛”为什么总是躲着诗

      人们很少看到拿诗句作语法分析的,是诗歌没有语法,还是葛氏语法分析不了诗歌?汉语词的用法本来就很灵活,一到诗歌里更像小泥鳅,到处跑。启功先生说:“诗文句中词汇有时颠倒调换着用,虽也常用,但总是有条件的,不能任意颠倒调换。”

      启功先生分析杜甫《秋兴八首》其八的名句:

      红豆啄馀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

      它的语义是:

      (那里有)鹦鹉啄馀(的)红豆粒,

      (和) 凤凰栖老(的)碧梧枝。

      但作者在这首诗里主要是写那个地方风景之美,而不是要夸耀珍禽。红豆、碧梧是那个风景区中名贵物产,作者有意地把它们突出,所以放在首位。也就等于是说:

      红豆(是)喂够了鹦鹉的粒,

      碧梧(是)爬够了凤凰的枝。

      启功先生分别了语义逻辑的句式与为突出强调对象的句式,指出诗是要强调红豆和碧梧,仍不失语法。这不纯粹是写物,重在引起历史的联想。它的上联“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波”。昆吾、紫阁的典故在扬雄《羽猎赋》:“(孝成帝时羽猎)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又说“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昆吾、御宿是汉时苑林,紫阁在长安,杜甫取汉时故事、长安风物为兴,发沧桑悲慨,写黎民忧思。

    肆:格律诗的形状为什么像乌龟

      乌龟的模样是典型的前后左右对称,立鳌足于四极;上圆下方,合于天地之象;两头狭,应原始要终之德;中间宽,当厚德载物之义。

      律诗凝练出语言的特点而具有更典型的表现思想内容的韵律。启功先生说:“古体格律诗一般八句,首尾两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中间四句必须是两两相对的偶句,这样的句法分布有人称之为‘宫灯体’,也有人叫它‘乌龟体’。过去有一种灯,上边一个提的绳,下边一个穗子,中间是四个柱,装上砖或玻璃,里面点上蜡烛就是灯。格律诗首尾两句不对偶,相当于上面的绳和下面的穗,中间两相对的四句,就像四根柱。说它像乌龟,也是说它们形状上的相类。”形式上,颔联和颈联的对偶,具有上下左右对称平稳分布的美,又能穷尽变化的四种平仄句式,在内容上是全诗的核心。如李商隐《锦瑟》诗,《诗人玉屑》谓:“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调适、哀怨、凄清、中和,锦瑟之音的特质,就集中在此诗的颔、颈二联。但是,宫灯总不能只是中间四柱的主体,还必须有上挂以导之、下垂以安之,就像乌龟也不能没头没尾,无首联交代因缘则显突兀,无尾联余音袅袅则诗意难永。这种体式是历时事物发展规律的典型表现。

      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流,吕叔湘先生有句很有名的话概括:“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启功先生没有经过西方理论的洗脑,他的语言学就不能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框架,只好在体系之外,不为世人理解。独特往往被视为另类。古代有一种兽:“麕身,牛尾,马蹄,一角。”非鹿、非牛、非马、非犀,这就是麟。还有一种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似鸡非鸡,似燕非燕,似鱼而能飞,似龟而羽丰,只好称它为“凤”。东方学术研究是在宏观构架下分析微观,西方是在分析的个体中求关系。在一个分科细微的学术体系里,要是硬把启功先生的语言学归到哪一类,都是“四不像”。凤麟不因人们的分类,大象不依盲人的论断,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或许才是汉语的知音。

      (作者:王宁 黄易青,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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