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

  若论“才情”，庄子之“才”自古至今为天下公认。以古人举例，明末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称《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而将《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以今人举例，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中说庄子“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其为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可见庄子的才学和文章历来备受推崇。但就“情”而论，则自古以来庄子基本被视为对世间无情之人。庄子思想因其深刻性以及入木三分的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历史上曾受到一些误解。后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必己》的注中，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这种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庄子便由于“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而被指为崇尚虚无、对世间冷漠无情。

  到了清代，庄子终于遇到了知音。一些学者透过庄子看似冷漠无情的处世态度，认识了庄子的真实心境。顺治年间学者林云铭（1628—1697）在《庄子因》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庭之常，工技屠宰之术，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乾隆年间学者胡文英（1723—1790）的评价则更为深刻、形象。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他认为庄子对于人世间的态度，是“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兼而有之。

  诚如所言，庄子并非对世间冷漠无情。《庄子·天下》篇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虽然“内圣外王”后来成为儒家关于修身与治国的基本思想，但这个理念毕竟是由庄子首先提出。它反映了庄子对于世间之人、世间之事的态度和情怀。庄子“冷眼”处世，并非出于无情，而是出于冷静清醒。权贵面前，庄子拒绝同流合污。世俗面前，庄子不愿随波逐流。他始终保持一份理智和清醒，而在他看似冷若冰霜的“冷眼”后面，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

  对于世间，庄子既是“热肠挂住”，为何却又“冷眼看穿”？根本原因在于庄子的救世主张与当时的“世之显学”儒家思想不同。儒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而在庄子看来，这样救世无异于“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儒家的救世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庄子·至乐》篇中如下的一则故事，假托孔子之口，批评了儒家试图通过提倡仁政、德治来救世的主张，同时表明了庄子的救世主张：一次，颜渊准备到齐国去宣扬儒家的救世之道，孔子面露忧色，说：“从前，有只海鸟停栖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听人说这只鸟是神鸟，就派人把它捉住，亲自把它迎接到祖庙里供养起来，奉上精细的膳食‘太牢’给它吃，演奏美妙的音乐‘九韶’给它听，然而海鸟被折腾得头晕目眩、惶恐不安。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了。”

  庄子认为，“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儒家的救世主张如同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按照鸟的习性来养鸟，所以结果就是把鸟折腾死。同样道理，救世一定要遵循人的本性。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是由于世人的纯真质朴的本性正在丧失。所以，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让人们归心“大道”。所谓大道，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

  依庄子之见，让世人归心天地大道、还原纯真本性，才是治世之要义。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安宁。《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以后，鱼儿为了活命，相互之间以口沫来保持对方湿润。这固然是友爱之举，但总不如各自回到浩瀚的大河大湖里去，彼此不相干甚至不认识为好。庄子以鱼喻人，以水喻道，认为人丧失了本性，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因此尽管儒家竭力提倡仁德之治，固然也能够收一时之效，却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庄子认为，与其号召天下人遵从仁义道德，不如引领天下人恢复本性，归于大道，即“救心”。从庄子对儒家救世主张的多次批评，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对世事冷漠无情的“出世”之人。倘若庄子真的漠视天下治乱和民间疾苦，又何必如此关注、批评儒家的救世主张？若无“热肠挂住”之情怀，何必谆谆而言之？

  为了“救心”，庄子提出了破除“机心”的思想。《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到楚国游历，返回的路上经过汉水一带，看到一老者正在菜园里忙碌。老者抱着水罐给菜地浇水。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一天不费多少劲就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您老人家想不想试试？”老者问子贡：“什么样的机械呢？”子贡说：“这种机械叫作桔槔。它后重前轻，用它取水非常方便省力，而且取水之快，如同泉涌。”老者说：“这种机械我不愿使用。人有了机械这种东西，就会谋取机巧；有了机巧之物，人就会有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胸怀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的人，他的纯真质朴的本性就会丧失；纯真质朴的本性丧失了，他就会远离天下大道。”可见，庄子的救世，就是要让世人从各种机巧、算计之中解脱出来，回归纯真质朴的本性。他认为，引领天下人的心灵回归本性，才是根本的救世之道。

  在庄子看来，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身体的病态甚至死亡，都不值得悲哀。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人的本性的迷失，这就是《庄子·田子方》所说的：“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世上能够诱惑心灵的事物太多，且不说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即便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等等，也无不牢牢地束缚住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逐而迷失本性、远离大道。唯其如此，救世就是要“复性”，用天下大道去挽救人心，恢复人的纯真本性。

  可见，儒家是试图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践层面救世，即通过实行仁政、德治而救世；庄子则希图从社会成员内在的精神层面救世，即通过救心、复性而救世。二者都有救世之心，但主张不同。庄子通过“救心”而救世的主张，难免被世人视为十分迂腐而不切实际的。惠施曾经将庄子关于“大道”的看似不着边际的言谈比喻为樗树，说它“立之途，匠者不顾”（樗树长在路旁边，木匠却不屑于看它一眼），原因就在于它“大而无用”。庄子则认为“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其实大道具有为世人所不知晓的大功用。这种“大用”，乃成就事物的本性，包括人的本性。在混乱的浊世，唯有大道可以挽救人心，恢复人的淳善本性。

  上述种种，使得清人胡文英认为，漆园吏庄子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比三闾大夫屈原更深切的悲天悯人情怀。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屈原哀怨，是由于他无力解救当时楚国灭亡的灾难；庄子哀怨，则是由于在他看来，世人纯真本性的丧失可能已经成为万劫不复的惨痛事实。正因为这样，对于人间世，庄子虽然“不能忘情、热肠挂住”，同时却又“终不下手、冷眼看穿”。庄子情怀的这种“复杂性”，似是庄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