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春雨兄

  【文坛述往】

  1983年春，我和袁厚春兄合写的一篇作品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授奖大会主办方通知我到北京领奖。我谁也不认识，报到当晚，一个人躺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书。天黑后一个人推门进来，是朱春雨，开口就是一个玩笑：“一个人在屋里干什么坏事？……”

  我笑着坐起迎接他。门上贴有我和他的名签，我早就知道主办方把我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那年他的中篇小说《沙海的绿荫》获奖，中国作家协会将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四项文学奖安排在一起颁发。

  但一眨眼人就不见了，东西放下，急急奔出，一夜不归。早上六点醒来，才见他回房，倒头便睡，马上睡着，直到开会的人要上车了，他才被人从床上架起来。上车后他立马“满血复活”，和每个熟悉或不熟悉的获奖作者大声说笑。

  后来我才知道，过去多年在长白山当伐木工的经历让他成了个夜猫子：晚上11点兴奋，12点写作，早上6点睡觉。所以，授奖大会那几天，夜里基本见不到他，我乐得一人独睡，一次也没有被他有名的鼾声吵醒过。

  那时春雨兄正值盛年，文名遍天下。先是下放长白山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山魂》由茅盾先生题写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文坛盛事，而他也由地方作为人才调入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马上就写出了描写导弹兵生活的中篇小说《沙海的绿荫》，一经发表就好评如潮，连续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1983年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是文学空前繁荣的时期，读者在欣赏到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像当今追星一样追捧每一位文学新人。春雨兄不像有些地方作家，调入部队后长期“水土不服”，他就像那种在任何土壤上都能蓬勃生长的植物，一到部队就出作品，出作品就掌声如雷，各种文学奖拿到手软，在其后的几年里，他接连写出了他一生中几部最好的作品——《深深的井》《亚细亚瀑布》《橄榄》《血菩提》，尤其是《亚细亚瀑布》和《血菩提》，我认为是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何况他写起东西来文思如涌，喝凉水都能拿出一部大作，人又豪爽、睿智、诙谐，看谁都是他的兄弟，你怎么可能不在敬慕之外喜欢上他呢？

  领各种奖就会到处开会，包括部队内部的创作会。那时我是小字辈，春雨兄则是会上发言最踊跃的知名人物之一。但他有个问题，就是说着说着总要拐到他的住房上。那时他一家四口进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房里，门前的走廊常污水横流，要垫上一溜砖才能出门，所以每次会上他都要大声疾呼与会首长关照单位领导给予改善。这种事多了，再开会，组织者就会先给他打招呼：“春雨呀，这次不要说房子了。”等到80年代末，他终于分到了一套小两居的单元房，那时我也调进了他当主任的第二炮兵创作室。

  我和春雨兄相熟，并非因为我们都是满族作家，而且背后都有女真谱系可考。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春雨兄那时认可我是因为很欣赏我发表在《人民文学》1982年8月号上的短篇小说《在密密的森林中》。他在部队青年作家中处处高看我一眼，后来支持并帮助我短暂地调入第二炮兵创作室，全和这篇小说有关。

  这就有了我和他后来的故事。那时只要我来北京改稿，就住进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书库兼招待所，天一擦黑，春雨兄的电话一准会打进来，然后几小时几小时地聊。我从没问过他是怎么知道我到了北京的。招待所不大，改稿的作者不止我一个，电话只有一部，每天夜里我和他的这一通电话成了所有人的灾难。但我不能也不愿意阻止他打来电话，因为他对我来北京是那么高兴，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位他瞧得上的、“艺术感觉好”的朋友聊聊他在写什么。慢慢地，这种貌似闲扯的谈话就会转向他正在写的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以及好玩的情节，等等，听着听着你就知道他在说的过程中也在听你的反馈，凭你的反应判断这些人物、故事、情节“灵不灵”。一次，一起住在书库的一位老作家实在受不了我们俩的电话了，提醒我别以为朱春雨天天夜里打电话来是因为喜欢我，他就是这个习惯，必须找个人祸害一通，让自己兴奋，十二点他就不打了，因为要开写了。其实不止一个人对我这么说过，但我仍然在天天夜幕降临之后等着春雨兄把电话打过来。他在讲述中不停地“像奶牛产奶一样”——春雨兄自己的话——讲自己的作品从酝酿直到写出来的过程，思想的产生，人物的挣扎，事实上说出了写出一部作品秘而不宣的心路。有时候我自己也写了一天，昏昏欲睡，但依然觉得应该陪他聊一聊，让他兴奋起来，没准他正在写的可能是军事文学的又一部“爆款”呢。

  春雨兄在文学方面对我耳提面命并不多，但无形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1984年8月，我们一起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作家代表团上前线的活动。抵达战场前昆明军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采访，半道上前方发生交通事故，整整四个小时大家下车“胡谝”。就有人起哄，说朱春雨吹牛，什么多少篇古文，张口就能背诵，你背一个试试。他开始不干，但架不上别人夸，就上当了，一个人在长达四小时的时间里一篇一篇地按别人的提示背诵古文经典，当然不是每篇都能从头背到尾，但只要有人说得出篇名，哪怕是像《左传》中的《阴饴甥对秦伯》这么生僻的文章，他也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开头的几句。从小到大我自认为也是个书虫了，但那天，被他自己称为“狼狈不堪的表演”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和他的差距，于是下决心重读经典。

  1988年末我调到了二炮创作室，单位门前有个小书店，要关张，正以一折的价格出售中华书局二十卷本的《资治通鉴》，我买了一套，同时还买了一套精装的《诗经直解》。那时我回头重读古文已经有几年了。春雨兄看见了，眼眉中全是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刚调来，要紧的是写东西，“挣表现”。

  那段日子里，我天天和他见面，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正在把世界各国所有最好的军事文学作品列一个单子，不管是买还是从图书馆借，全部都要弄来读。他说：“我们既然要搞军事文学，就要对世界上最好的军事文学作品都了如指掌。”于是，我有样学样，从一本此前闻所未闻的美国作家约翰·赫西的战争小说《钟归阿达诺》开始，下决心读遍所有能读到的世界军事文学经典作品。

  真正算得上耳提面命的那次是我刚到北京时。当时我没地方住，住传达室，天天趴在那张放电话的桌子上写东西。春雨兄很关心我，天天过来看看我在写什么。有一天他拿起我刚写完的一页稿子，读了一遍放下，说：“这不行，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即使做不到一篇作品中不两次使用同一个形容词，也至少要做到每一张印刷页上不让同一个形容词出现两次。”虽然到了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他说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他的这次耳提面命确实提醒了我，写作时一定要养成习惯，规范自己的文字。要想避免在一张书页上一个形容词出现两次，就必须掌握庞大的词汇量，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

  我和春雨兄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分开后不久他就生了病。1996年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和几位老大哥结伴去看他，他仍然想说几句诙谐的话，但已经说不出来了。又过了几年，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春雨兄1959年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场记，1963年任松江河林业局文工团编辑，后来到部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的作品超过400万字。

  春雨兄离开19年了，想念他，心中难过，写下了这些文字。

  （作者：朱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