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国博藏沈从文物证钩沉

  【业界新视角】  

  “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

  “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

  “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沈从文

  在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重新梳理了沈从文1949年8月—1978年3月在国博工作30年间的资料，新发现相关物证200件，包括《1962年9月致齐燕铭的信》和1959年国庆前写成的《历史博物馆十年》两份重要手稿，以及捐献给国博的156件文物，其中90件为三级文物。这些正是沈从文所说“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的最好证明。

  1922年，20岁的沈从文来到北京，投身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大潮中。1949年8月，他的人事关系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编者注），开始了在国博的三十年历程。

一张1952年7月8日的收条

  我们在国博库房发现一张1952年7月8日写给“马先生”的收条。收条记载，“唐人写经3份，沈从文同志捐赠我馆（即中国历史博物馆），请查收并函沈从文同志致谢”。账本上也有记载：“《唐人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长415厘米，高26厘米，1952年1月沈从文捐赠。”此外，还有记载“《唐人写佛遗日摩尼宝经卷1》长826厘米，高26.5厘米，1952年1月沈从文捐赠”。再查，一张国立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用笺上，也记载了1952年7月8日沈从文捐赠唐人写经3份。

  此外，我们发现沈从文的捐赠不仅仅有唐人写经，还有各类文物。仅在1958年7月，他就连续捐赠了清代嘉庆豆绿釉碗、清代仿成化青花网纹梅花碗、清代雍正青花蝴蝶纹盘，以及清代乾隆釉里红缠枝莲纹八棱盒；1961年7月18日又捐赠明代竹纸，1975年7月28日捐《明代阿房宫图卷》。

  沈从文一贯热衷于文物征集与收购工作。1952年7月，沈从文和傅振伦、姚鉴等5人成为历史博物馆首批文物收购组成员。沈从文1978年5月在给胡乔木信中讲，仅在1952年前后约40天，他“一共大约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经手过眼了大几十万各种各样文物”。

  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为丰富馆藏，经手收购了古画、金笺纸、瓷器、陶俑、织绣、服饰、明清家具等多种文物，并为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文物。他还自费购买《阿房宫图》等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捐赠给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据沈从文同事李之檀回忆，有时收购的文物，馆里感到不需要，他便自掏腰包，或自己收藏或送给其他单位。沈从文征集到的大部分文物属于民间收藏，如《千秋绝艳图》《宫蚕图》等古画。他选择文物时，并不单纯以名家之作为标准，而是重视是否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尤其是对劳动人民生产是否有用。他为丰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做出了贡献。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账本看，沈从文先后捐献各类文物156件，其中目前已经定级的三级文物达90件。经专家评估，他捐献的文物，按照目前市场价应不低于10亿元。

一张1957年1月的工资单

  用自己的工资购买文物，成为沈从文的习惯，有时遇到价格高但特别有价值的，他甚至会向别人借钱来买。

  沈从文收入是多少呢？我们在国博图书资料部查到一张1957年1月的工资单。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沈从文级别为4级，工资为201.5元。还有两位知名学者，傅振伦4级，工资为201.5元；史树青6级，工资为149.5元。

  据与沈从文在国博共事的学者齐吉祥回忆，此为1956年国家工资改革后的工资，在当时不低，但确实也不算高。如果按照沈从文1946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会高于分管业务的领导。他主动提出薪资不要超过馆里的业务领导。沈从文在1978年评为正高前，25年间职称都是副高，工资变化幅度不大。

  对于国博这段经历，沈从文是不计较工资待遇的，他在乎的是做事的平台。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讲演时说：“对我来说，进了历史博物馆，能够坚持30年，这是一个机会，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他特别强调国博这个平台的价值：“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

  沈从文用自己的方式“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一封1962年9月5日的信

  我们还新发现了沈从文1962年9月5日写给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的信。这封信全长2000字，是在北京东堂子胡同21号的家里写的，从中能获得很多信息：

  其一，沈从文“有一个较大计划”——做好试点工作，做一个长编性质的服装形象著作，由商到清，形成3000多年的传统服饰大系。他初步估计，将构建800到1000个有代表性的服饰形象。其实早在1959年4月，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作了题为《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书面发言。1959年7月5日，沈从文给兄长沈云麓的信中说：打算“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的讲演中说：“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面对大量考古遗址不断出土的服饰资料，沈从文开始服装史的研究。

  其二，沈从文越级直接给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写信，说明他推进服饰研究的迫切心情。从信中也可看出博物馆领导积极支持他的研究。1960年4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1960年5月中旬，《中国服饰资料》项目计划初步完成，用到六七百种古画和石刻，还拟进一步编成十本书；1960年6月，此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然而，再继续下去，需要上级领导支持，所以沈从文才越级写信。

  其三，沈从文将范曾等青年学者争取到研究团队。信中他先讲意义，认为这项工作成果可以为博物馆及美术院校的工作提供扎实的参考资料，同时“对于今后文物局方面，拟进行大规模工作时，也还有参考价值”；再谈因人手不够，进度太慢；最后建议“商调范曾和吴景同二同志”，认为二人不仅专业上对路且工作效率高。在沈从文努力下，范曾正式成为国博员工。

  其四，沈从文有四件政协提案都是让“冻结”在库房中的丝绣材料“活起来”。沈从文在这封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何每年政协提案都要说到这一问题。一是遗产十分丰富，冻结在库房中，不起作用。二是教师知识储备不足，教出学生的能力不强。他认为，千百万人在那里日夜努力生产的工艺美术品缺乏文化特色，“在国际市场上不受欢迎，即赔本售出也还多积压，不易和人竞争”。他提到，“故宫丝绣馆因缺少美工助手，百千种有用材料都只有冻结在库房中，实在十分可惜”，“生产部门如南京、苏州、四川更少参考资料，谈学习优秀遗产，古为今用，极易落空”。为此，他建议，“所以上次在政协提案四件，都提到要改进教材内容，提高教师有关知识，充实生产花样，最好还是让教书的、编专题教材的、主持生产设计的，轮流到故宫多学学遗产”。

  沈从文的这封信引起领导对中国服饰研究的关注。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提出编印一本精美的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国宾的文化礼品。1964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全面展开。沈从文作为主编，提出具体图版目录，在摹绘工作进行的同时，撰写文字说明。

  1978年3月，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该所建立服饰史研究室，沈从文任主任。1981年，因故一度搁置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据沈从文助手王亚蓉回忆，此书豪华版的第一本样书被沈从文送给了邓颖超，后来外交部购买了20本，“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送的国礼有这本书，还有胡耀邦访问日本时送给日本天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华时送给女王”。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拓展了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这项研究，也填补了人类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作者：翁淮南，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