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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灿若群星，就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大诗人白居易堪与李杜鼎足而三。他一生“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进士出身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今年适逢白居易诞辰1250年，我们本次讲座，就通过长安这个窗口，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与生命轨迹。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至曾祖白温时徙籍华州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父亲、祖父与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世敦儒业”。身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岁，存诗近三千首。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可谓高寿，诗作数量更是首屈一指。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28岁，以宣州乡贡身份赴长安应进士试，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前后历时三十年整。在长安期间，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既有政治理想的凌云壮志，也有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更充溢着“长安居，大不易”的人生体验。
“长安居，大不易”
白居易年少时期遭遇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曾随父亲宦辙寄居符离，也曾避乱越中、旅居苏杭，经历了一段辗转流离、寄人篱下的岁月。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自己襁褓之中已“略识之无”，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是一个早慧的儿童，也是一个刻苦的“学霸”。
由于“家贫多故”，白居易应科举的年龄比同辈士人要晚一些。其《送侯权秀才序》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时年他已二十八岁，方在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帮助下应宣州试。同年冬，由宣州贡于京师应礼部进士试，从而踏上了艰辛的科举仕宦之旅，也开启了长安之旅。次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二月十四日，他以第四名的成绩一举登第，“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应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试，授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周至尉。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代科举主要有常选与制举。常选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以进士与明经两科最盛，进士科的竞争尤为激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习。据杜佑《通典》卷十五记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当时进士科的竞争达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许多士子科场蹭蹬，饱经磨难。孟郊四十六岁、姚合四十岁才登进士第，韩愈自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白居易则一举成名，在后来的“文场苦战”中连战连捷，一跃成为轰动京师的科场明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唐代科场有所谓“行卷”的风习，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显贵，投献诗文，求得汲引，谓之“行卷”。白居易科场经历中的行卷轶事，最早见载于晚唐张固的《幽闲鼓吹》：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稍晚至五代时期，王定保的《唐摭言》专载科场轶事，亦有类似记载，内容则更加生动：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比较两则材料，“米价方贵”变成了“长安百物贵”，“居亦弗易”变成了语气更为肯定的“居大不易”，顾况的谐谑性格也得以凸显。此后，《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辗转传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也因为这一“本事”而名传千秋，“长安居，大不易”成为人们熟识的谚语。
对于这则轶事，当代学者多有辨析，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通过对顾况生平的考证，皆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在长安。顾况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长安任校书郎、著作郎。贞元五年二月李泌卒，顾况即因嘲谑贬饶州司户参军，离开长安。当时白居易避乱南方，因而在长安空间内，顾、白二人不可能存在“时空伴随”的情况。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一是这则轶事的“当事人”留下的作品中，尚未发现唱和赠答之篇什。尤其是白居易文集保存完整，对顾况这位可能的“命中贵人”，并无只言片语提及。二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白居易的父、祖辈出身明经，皆为地方小吏，朝中并无沾亲带故的达官显宦提携他。他的科场成功，纯属个人奋斗、寒门逆袭。三是唐代著名文士科举之前的经历，往往模糊不清，为“好事者”杜撰提供了空间。四是时代背景使人们热衷于传播科场轶事。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是一个面向九世纪的转型期：“白居易生活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前叶的时期，正值从基于家世的社会阶层形成，到基于科举考试业绩的统治阶层的形成之过渡时期。”合适的时代、地点、人物与作品，提供了诞生这类轶事的合适土壤。
在长安的宦海浮沉
在首尾三十年的长安居住期间，白居易先后在秘书省、翰林学士院、门下省、京兆府、东宫、礼部、中书省、刑部等官府任职，从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做到了从三品的秘书监，也经历了贬官江州、外放苏杭的政治坎坷。
白居易于《省试性习相远近赋》题下自注云：“中书侍郎高郢下试，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按唐代的科举制度，进士及第只是获得出身与资格，释褐为官还需要通过吏部选试。白居易在回乡省亲之后，返回长安应吏部科目选，于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者有元稹、崔玄亮等共八人，成为日后的同道与好友。秘书郎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却是白居易宦海生涯的起点。其职任据《通典》载：“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秘书省又称“兰台”，既是藏书校书之司，亦为国家储才之所。白居易自谓“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事任清闲，余睱颇多，其间返乡符离，“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登科。元稹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入第四等（乙等），以“诏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授周至尉。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地位卑微而事务繁剧，所以白居易一再说“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至县北楼望山》）、“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但周至属京兆府，是所谓畿县，作尉畿县是文士晋身的美职，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曾列举从初入仕途到跃升宰辅的升官“八隽”，校书郎、畿县尉等职位列其中。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冬之际，白居易很快等来了升迁的机会，先是充京兆府试官，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五日“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三者皆为差遣兼职，此时白居易的职事官仍为周至尉。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品阶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事”（《唐六典·门下省》），属于谏官系列的职事官。翰林学士则供奉于内廷，掌重要制诏的起草，代天子立言，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与顾问，时人“号为‘内相’，以为‘天子私人’”（《唐六典·门下省》），地位非常尊崇。白居易《论制科人状》云：“职为学士，官是拾遗”，对此两职颇为自矜。对于拾遗一职，白居易更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初授拾遗》以杜甫陈子昂两位先贤激励自己，云“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诗歌的调子是自谦而自豪的。此期的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答和诗十首·和阳城驿》），他的大量政治讽谕诗也作于此时。
元和五年（公元811年）五月，拾遗秩满，依例可迁补缺，白居易因供养老母，选择了俸禄更高的京兆府户曹参军，但却因此脱离“清望官”轨道。《初除户曹喜而言志》：“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京兆府户曹是地方官，诗中所谓“荣与位”大概指“清流”官职之尊崇的地位与声望。元和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元和九年冬还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本是一个闲职，但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却被加上越职言事罪名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四年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夏穆宗即位被召还朝，拜司门员外郎，年末转主客郎中、知制诰。经过数年的宦海浮沉，白居易与僚友们中书宿直时感慨万端：
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
诗中既有久谪终归之喜，也有自伤迟暮之悲，更有世事无常之叹。长庆元年（公元821）六月加朝散大夫著绯，了却白居易一桩“心愿”。十月，拜中书舍人，这是“词臣”系列的最高职位，此职“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号称“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通典》）。对舍人一职，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后去职刺杭时亦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醉戏诸妓》）。
在中书舍人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正色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常住长安之意。然而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即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外放为杭州刺史。史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天子昏聩，朝臣纷争，白居易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又被昏暗的政局浇灭。其后购置履道里宅，已是宦情日薄，意属洛阳。敬宗时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苏州刺史，文宗时为秘书监、刑部侍郎，辞官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
在长安的居所轨迹
自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去世，凡十七年，一直定居洛阳。在宦游长安首尾三十载中，除去返乡、贬官、外任等，白居易实际在长安的时间约十二年，却换了六处不同的住宅。白居易谒顾况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杜撰的小说家言，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但“长安居、大不易”确为白居易京城生活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在长安频繁搬家，随着职务的变动，基本上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先后在街东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与昭国坊租房而居，年届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宅第。长安俗称“西富东贵”，文人士大夫多在朱雀大街之东，白居易的六次搬家也集中在街东中部地区。根据其诗文，我们可以勾勒其在长安的生活轨迹。
1.常乐坊。白居易《养竹记》云：“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地处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校园内。白居易一生雅好松竹，此处环境清幽，“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酤”。此时诗人官居秘书省校书郎，尚未成家，比较自由。《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2.永崇里。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白居易退掉常乐里宅，与元稹、周谅等人入住永崇里华阳观，准备制科考试。较之常乐坊，永崇坊偏南，离东市较远，为幽僻之坊。《永崇里观居》云：“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制科登第，授周至尉，就此结束华阳观生活。
3.新昌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白居易与杨凭屡有交往，此年秋调入长安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冬十二月拜翰林学士，因借宿杨家，有诗《宿杨家》：“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此后白居易迎娶杨汝士妹，租住新昌坊，有诗《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此时白居易充翰林学士，银台门是入学士院必经之门。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云：“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
4.宣平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罢左拾遗，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退新昌坊，赁于宣平坊奉母而居。《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居易母陈夫人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白居易遂退居下邽丁忧。
5.昭国坊。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除之后，白居易重返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赁居昭国坊王家，至次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出贬江州。这是白居易六处居所中最南最远的一所，位于今西安市大雁塔北。官闲地僻，但属于供奉官，仍需早朝，因而白居易羡慕友人说：“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昭国居所的环境也很优美：“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虽居城里，犹在山中。
6.新昌坊。与元和初租住在新昌坊不同，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白居易购置新昌宅。此时已届知天命之岁，这也是当时唐朝长安多数官员购房置业的平均年龄。新昌坊有青龙寺、崇真观等寺观，地势高畅，为登览胜地，张礼《游城南记》载：“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此坊东南近延兴门，出城便利。先后有崔群、牛僧孺、李绅、姚合等人于此卜宅，形成了一个文官聚集区。白居易住宅面积不大，甚至有点局促：“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题新居寄元八》）但虽非豪宅，却颇为欣慰，《卜居》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折射出诗人一贯的知足常乐心态。
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说：“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退居洛阳七年后，这处宅第终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卖掉，从此白居易也完全放弃了对长安的牵念。
兼济与独善变奏的文学复调
长安既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是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职长安的前期，从元和初到贬官江州的十年，可谓志在兼济的十年。宪宗即位之初，“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士人风习颇为振奋，加以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垍亦在相位，对元稹、白居易等人多有提携。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与《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讽谕诗，践行传统的儒家诗教主张。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与元九书》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序文字透露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视为其诗学思想的纲领。
通行观点认为，江州之贬可谓白居易文学与思想的分水岭。贬官江州之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兼济天下”一变而为“独善其身”。其实，白居易的思想呈现为渐变的过程，兼济与独善是其思想谱系中此消彼长的两极，时有摆动，犹如变奏的复调。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八百余首，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讽谕诗与闲适诗最为重视：“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两类诗代表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的两个侧面。
值得注意者，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实即有随遇而安、独善其身之意，《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开头就说：“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他人的“名利场”与自家的“安居所”对写，颇有闹中取静，忙里偷闲的意味。同年作《早春独游曲江》：“慵慢疏人事，幽栖遂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亦示人以疏懒形象。《长安闲居》云：“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更是把繁华的长安城视为远离尘世的深山。作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早送举人入试》：“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归隐之情比比皆是，这恐怕不能视作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种子。
长庆还朝时期适逢堂弟白敏中进士及第，白居易作诗勉励：“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他从年少二十岁的堂弟身上看出自己的当年影子，在自伤之叹中亦有自振之意。
长安的为官经历赋予白居易作品特殊的意义，他因文而得官，也应官而作文。《旧唐书》本传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其间，他创作的那些震动朝野的讽谕之作，也是对左拾遗这一政治职守的文学回应。
渐行渐淡的长安情结
唐代文人多有深厚的“长安情结”。令狐楚《赴东都别牡丹》有云：“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回望中有不舍的精神依恋。刘禹锡和作云：“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一出春明门，即有天涯之叹，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恋京情结。
白居易的长安情结经历了从疏离到认同、从留恋到淡然的嬗变。他的长安初时印象是在孤独无依中开启的：“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长安时的印象。次年春放榜前他似乎依然闷闷不乐：“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
当长安接纳了白居易，长安就成了其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贬官江州时恋阙望京成为此期一大主题。未到江州白居易就频频回首：“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江州的山川风物勾起诗人对长安的记忆：“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甚至做梦也想回长安：“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
外放杭州离长安时，《初出城留别》就表现得非常淡然：“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杭州时的《食饱》则乐不思归：“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春末，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远离开长安。此时的诗人感慨系之，写下《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白居易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赴京应举之后的三十年间，曾多次出入长安。从贬谪江州的恓惶无措到退居洛下的从容去官，从“昔时”的迁谪之感、怨恋交织，到“今日”的身外之闲、淡然处之，折射出诗人长安情结的悄然变化。长安在诗人心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远逝的背景。
晚年退居洛下时期，诗人对长安与洛阳经常对写：“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酬别微之》），“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吾庐》），“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在洛阳作《新雪二首》其二云：“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早期深长的留恋已淡化为悠然的感慨。
白居易晚年秉持“中隐”的人生态度。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并非彻底的归隐，忆及翰林旧友云：“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多少还是有些不甘。白居易晚年的诗，断然放弃了早期的自矜与自持，融入了太多的自放与自适，但也未免带上明显的自怜与自伤。
梳理白居易在长安的仕宦与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长安从承载文人凌云壮志的传奇都会，逐渐演变为充满生活气息的烟火人间。以文学史角度审视，这也标志着唐宋文学从传奇性到日常化的演进，白居易其人其作可谓这一转型的典型代表。文学作品既呈现出作家本人的文学史、政治史，也蕴含着生活史与心态史，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和生活轨迹，可以还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环境，从而重建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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