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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白居易的长安生活与诗歌创作

    演讲人:魏景波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九月

    作者: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7日 10版)

        魏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陕西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若干。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唐三彩。新华社发

        清《晚笑堂画传》中的白居易像。资料图片

      唐代诗人灿若群星,就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大诗人白居易堪与李杜鼎足而三。他一生“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进士出身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今年适逢白居易诞辰1250年,我们本次讲座,就通过长安这个窗口,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与生命轨迹。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至曾祖白温时徙籍华州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父亲、祖父与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世敦儒业”。身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岁,存诗近三千首。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可谓高寿,诗作数量更是首屈一指。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28岁,以宣州乡贡身份赴长安应进士试,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前后历时三十年整。在长安期间,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既有政治理想的凌云壮志,也有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更充溢着“长安居,大不易”的人生体验。

    “长安居,大不易”

      白居易年少时期遭遇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曾随父亲宦辙寄居符离,也曾避乱越中、旅居苏杭,经历了一段辗转流离、寄人篱下的岁月。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自己襁褓之中已“略识之无”,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是一个早慧的儿童,也是一个刻苦的“学霸”。

      由于“家贫多故”,白居易应科举的年龄比同辈士人要晚一些。其《送侯权秀才序》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时年他已二十八岁,方在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帮助下应宣州试。同年冬,由宣州贡于京师应礼部进士试,从而踏上了艰辛的科举仕宦之旅,也开启了长安之旅。次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二月十四日,他以第四名的成绩一举登第,“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应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试,授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周至尉。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代科举主要有常选与制举。常选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以进士与明经两科最盛,进士科的竞争尤为激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习。据杜佑《通典》卷十五记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当时进士科的竞争达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许多士子科场蹭蹬,饱经磨难。孟郊四十六岁、姚合四十岁才登进士第,韩愈自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白居易则一举成名,在后来的“文场苦战”中连战连捷,一跃成为轰动京师的科场明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唐代科场有所谓“行卷”的风习,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显贵,投献诗文,求得汲引,谓之“行卷”。白居易科场经历中的行卷轶事,最早见载于晚唐张固的《幽闲鼓吹》: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稍晚至五代时期,王定保的《唐摭言》专载科场轶事,亦有类似记载,内容则更加生动: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比较两则材料,“米价方贵”变成了“长安百物贵”,“居亦弗易”变成了语气更为肯定的“居大不易”,顾况的谐谑性格也得以凸显。此后,《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辗转传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也因为这一“本事”而名传千秋,“长安居,大不易”成为人们熟识的谚语。

      对于这则轶事,当代学者多有辨析,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通过对顾况生平的考证,皆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在长安。顾况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长安任校书郎、著作郎。贞元五年二月李泌卒,顾况即因嘲谑贬饶州司户参军,离开长安。当时白居易避乱南方,因而在长安空间内,顾、白二人不可能存在“时空伴随”的情况。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一是这则轶事的“当事人”留下的作品中,尚未发现唱和赠答之篇什。尤其是白居易文集保存完整,对顾况这位可能的“命中贵人”,并无只言片语提及。二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白居易的父、祖辈出身明经,皆为地方小吏,朝中并无沾亲带故的达官显宦提携他。他的科场成功,纯属个人奋斗、寒门逆袭。三是唐代著名文士科举之前的经历,往往模糊不清,为“好事者”杜撰提供了空间。四是时代背景使人们热衷于传播科场轶事。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是一个面向九世纪的转型期:“白居易生活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前叶的时期,正值从基于家世的社会阶层形成,到基于科举考试业绩的统治阶层的形成之过渡时期。”合适的时代、地点、人物与作品,提供了诞生这类轶事的合适土壤。

    在长安的宦海浮沉

      在首尾三十年的长安居住期间,白居易先后在秘书省、翰林学士院、门下省、京兆府、东宫、礼部、中书省、刑部等官府任职,从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做到了从三品的秘书监,也经历了贬官江州、外放苏杭的政治坎坷。

      白居易于《省试性习相远近赋》题下自注云:“中书侍郎高郢下试,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按唐代的科举制度,进士及第只是获得出身与资格,释褐为官还需要通过吏部选试。白居易在回乡省亲之后,返回长安应吏部科目选,于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者有元稹、崔玄亮等共八人,成为日后的同道与好友。秘书郎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却是白居易宦海生涯的起点。其职任据《通典》载:“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秘书省又称“兰台”,既是藏书校书之司,亦为国家储才之所。白居易自谓“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事任清闲,余睱颇多,其间返乡符离,“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登科。元稹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入第四等(乙等),以“诏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授周至尉。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地位卑微而事务繁剧,所以白居易一再说“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至县北楼望山》)、“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但周至属京兆府,是所谓畿县,作尉畿县是文士晋身的美职,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曾列举从初入仕途到跃升宰辅的升官“八隽”,校书郎、畿县尉等职位列其中。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冬之际,白居易很快等来了升迁的机会,先是充京兆府试官,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五日“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三者皆为差遣兼职,此时白居易的职事官仍为周至尉。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品阶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事”(《唐六典·门下省》),属于谏官系列的职事官。翰林学士则供奉于内廷,掌重要制诏的起草,代天子立言,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与顾问,时人“号为‘内相’,以为‘天子私人’”(《唐六典·门下省》),地位非常尊崇。白居易《论制科人状》云:“职为学士,官是拾遗”,对此两职颇为自矜。对于拾遗一职,白居易更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初授拾遗》以杜甫陈子昂两位先贤激励自己,云“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诗歌的调子是自谦而自豪的。此期的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答和诗十首·和阳城驿》),他的大量政治讽谕诗也作于此时。

      元和五年(公元811年)五月,拾遗秩满,依例可迁补缺,白居易因供养老母,选择了俸禄更高的京兆府户曹参军,但却因此脱离“清望官”轨道。《初除户曹喜而言志》:“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京兆府户曹是地方官,诗中所谓“荣与位”大概指“清流”官职之尊崇的地位与声望。元和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元和九年冬还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本是一个闲职,但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却被加上越职言事罪名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四年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夏穆宗即位被召还朝,拜司门员外郎,年末转主客郎中、知制诰。经过数年的宦海浮沉,白居易与僚友们中书宿直时感慨万端:

      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

      诗中既有久谪终归之喜,也有自伤迟暮之悲,更有世事无常之叹。长庆元年(公元821)六月加朝散大夫著绯,了却白居易一桩“心愿”。十月,拜中书舍人,这是“词臣”系列的最高职位,此职“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号称“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通典》)。对舍人一职,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后去职刺杭时亦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醉戏诸妓》)。

      在中书舍人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正色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常住长安之意。然而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即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外放为杭州刺史。史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天子昏聩,朝臣纷争,白居易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又被昏暗的政局浇灭。其后购置履道里宅,已是宦情日薄,意属洛阳。敬宗时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苏州刺史,文宗时为秘书监、刑部侍郎,辞官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

    在长安的居所轨迹

      自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去世,凡十七年,一直定居洛阳。在宦游长安首尾三十载中,除去返乡、贬官、外任等,白居易实际在长安的时间约十二年,却换了六处不同的住宅。白居易谒顾况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杜撰的小说家言,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但“长安居、大不易”确为白居易京城生活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在长安频繁搬家,随着职务的变动,基本上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先后在街东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与昭国坊租房而居,年届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宅第。长安俗称“西富东贵”,文人士大夫多在朱雀大街之东,白居易的六次搬家也集中在街东中部地区。根据其诗文,我们可以勾勒其在长安的生活轨迹。

      1.常乐坊。白居易《养竹记》云:“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地处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校园内。白居易一生雅好松竹,此处环境清幽,“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酤”。此时诗人官居秘书省校书郎,尚未成家,比较自由。《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2.永崇里。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白居易退掉常乐里宅,与元稹、周谅等人入住永崇里华阳观,准备制科考试。较之常乐坊,永崇坊偏南,离东市较远,为幽僻之坊。《永崇里观居》云:“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制科登第,授周至尉,就此结束华阳观生活。

      3.新昌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白居易与杨凭屡有交往,此年秋调入长安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冬十二月拜翰林学士,因借宿杨家,有诗《宿杨家》:“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此后白居易迎娶杨汝士妹,租住新昌坊,有诗《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此时白居易充翰林学士,银台门是入学士院必经之门。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云:“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

      4.宣平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罢左拾遗,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退新昌坊,赁于宣平坊奉母而居。《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居易母陈夫人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白居易遂退居下邽丁忧。

      5.昭国坊。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除之后,白居易重返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赁居昭国坊王家,至次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出贬江州。这是白居易六处居所中最南最远的一所,位于今西安市大雁塔北。官闲地僻,但属于供奉官,仍需早朝,因而白居易羡慕友人说:“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昭国居所的环境也很优美:“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虽居城里,犹在山中。

      6.新昌坊。与元和初租住在新昌坊不同,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白居易购置新昌宅。此时已届知天命之岁,这也是当时唐朝长安多数官员购房置业的平均年龄。新昌坊有青龙寺、崇真观等寺观,地势高畅,为登览胜地,张礼《游城南记》载:“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此坊东南近延兴门,出城便利。先后有崔群、牛僧孺、李绅、姚合等人于此卜宅,形成了一个文官聚集区。白居易住宅面积不大,甚至有点局促:“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题新居寄元八》)但虽非豪宅,却颇为欣慰,《卜居》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折射出诗人一贯的知足常乐心态。

      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说:“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退居洛阳七年后,这处宅第终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卖掉,从此白居易也完全放弃了对长安的牵念。

    兼济与独善变奏的文学复调

      长安既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是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职长安的前期,从元和初到贬官江州的十年,可谓志在兼济的十年。宪宗即位之初,“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士人风习颇为振奋,加以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垍亦在相位,对元稹、白居易等人多有提携。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与《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讽谕诗,践行传统的儒家诗教主张。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与元九书》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序文字透露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视为其诗学思想的纲领。

      通行观点认为,江州之贬可谓白居易文学与思想的分水岭。贬官江州之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兼济天下”一变而为“独善其身”。其实,白居易的思想呈现为渐变的过程,兼济与独善是其思想谱系中此消彼长的两极,时有摆动,犹如变奏的复调。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八百余首,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讽谕诗与闲适诗最为重视:“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两类诗代表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的两个侧面。

      值得注意者,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实即有随遇而安、独善其身之意,《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开头就说:“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他人的“名利场”与自家的“安居所”对写,颇有闹中取静,忙里偷闲的意味。同年作《早春独游曲江》:“慵慢疏人事,幽栖遂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亦示人以疏懒形象。《长安闲居》云:“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更是把繁华的长安城视为远离尘世的深山。作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早送举人入试》:“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归隐之情比比皆是,这恐怕不能视作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种子。

      长庆还朝时期适逢堂弟白敏中进士及第,白居易作诗勉励:“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他从年少二十岁的堂弟身上看出自己的当年影子,在自伤之叹中亦有自振之意。

      长安的为官经历赋予白居易作品特殊的意义,他因文而得官,也应官而作文。《旧唐书》本传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其间,他创作的那些震动朝野的讽谕之作,也是对左拾遗这一政治职守的文学回应。

    渐行渐淡的长安情结

      唐代文人多有深厚的“长安情结”。令狐楚《赴东都别牡丹》有云:“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回望中有不舍的精神依恋。刘禹锡和作云:“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一出春明门,即有天涯之叹,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恋京情结。

      白居易的长安情结经历了从疏离到认同、从留恋到淡然的嬗变。他的长安初时印象是在孤独无依中开启的:“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长安时的印象。次年春放榜前他似乎依然闷闷不乐:“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

      当长安接纳了白居易,长安就成了其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贬官江州时恋阙望京成为此期一大主题。未到江州白居易就频频回首:“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江州的山川风物勾起诗人对长安的记忆:“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甚至做梦也想回长安:“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

      外放杭州离长安时,《初出城留别》就表现得非常淡然:“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杭州时的《食饱》则乐不思归:“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春末,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远离开长安。此时的诗人感慨系之,写下《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白居易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赴京应举之后的三十年间,曾多次出入长安。从贬谪江州的恓惶无措到退居洛下的从容去官,从“昔时”的迁谪之感、怨恋交织,到“今日”的身外之闲、淡然处之,折射出诗人长安情结的悄然变化。长安在诗人心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远逝的背景。

      晚年退居洛下时期,诗人对长安与洛阳经常对写:“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酬别微之》),“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吾庐》),“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在洛阳作《新雪二首》其二云:“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早期深长的留恋已淡化为悠然的感慨。

      白居易晚年秉持“中隐”的人生态度。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并非彻底的归隐,忆及翰林旧友云:“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多少还是有些不甘。白居易晚年的诗,断然放弃了早期的自矜与自持,融入了太多的自放与自适,但也未免带上明显的自怜与自伤。

      梳理白居易在长安的仕宦与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长安从承载文人凌云壮志的传奇都会,逐渐演变为充满生活气息的烟火人间。以文学史角度审视,这也标志着唐宋文学从传奇性到日常化的演进,白居易其人其作可谓这一转型的典型代表。文学作品既呈现出作家本人的文学史、政治史,也蕴含着生活史与心态史,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和生活轨迹,可以还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环境,从而重建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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