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2年，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受中央美院委派，开始创作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命题油画《开国大典》。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个狭小的平房内，董希文将画布钉在一整面墙上，开始他的创作。这幅作品历时数月完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经典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时的辉煌历史瞬间。

  接到《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时，董希文做了充分的酝酿与准备。他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画纸上画出了精心构思的草图，并对好友、油画家艾中信说：“这幅草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以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在投入正式创作后，董希文画得很顺利，他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完成了这幅长4.05米、宽2.3米的鸿篇巨制。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画家看到这幅作品后都极为赞赏。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在给予赞扬的同时也认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油画《开国大典》令时人眼前为之一亮，原因在于它在创作上有两大突破：其一是画面采用“左实右虚”的构图布局，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的对比效果；其二是画家略去了原本立在毛泽东主席右前侧的一个大红柱子，使广场显得更为开阔，增添了画面气势。在色彩运用上，董希文大胆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画面基调，将蓝、棕、绿色调和使用，天空画得干净利落，以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色彩效果呈现庄严而热烈的盛大场景。换言之，这幅油画“太中国”，以至看上去缺少了西洋画的“油画味”。

  董希文早年辗转求学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艺专、河内美专等校，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大量古代壁画。他丰富而开放的人生经历，使他在艺术上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敢于大胆创新。比如他在画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地毯时，其装饰风格就源自敦煌壁画，而为了体现地毯毛茸茸的质感，他甚至在颜料里加入沙子。在《开国大典》中，他努力将西方油画技艺与中华传统审美观相融合，并巧妙结合了中国画、壁画、年画以及苏联油画的特色，以响亮明快的色彩和整体的装饰意味营造出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画面气氛，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毛主席看到油画《开国大典》时称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是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油画就应该是地道的中国风。

  1954年春，川藏公路建成通车。这一重大事件触发了董希文新的油画创作构想。画家将原本叙述性极强的公路建设题材转换为藏民在初春高原上劳作的抒情场景，通过描绘开垦的土地、劳作的妇女、摇曳的杏花、公路、物资运输车队、藏区新式房屋等，表现出川藏公路建设带给藏区人民生活的新变化。这幅作品就是名噪一时的《春到西藏》。当时在中国支教的苏联油画专家马克西莫夫看到该画时，充分肯定了主题性创作将风景与人物巧妙结合的形式。马克西莫夫指出：董希文的处理方法不同于苏联油画，具有中国特色，应为中国油画界所重视。

  1956年，毛主席面向文艺界提出关于“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一重要指示很快在美术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同年8月，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油画教学座谈会，倪贻德、董希文、卫天霖等美术家针对油画的风格问题先后发言。董希文作了《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的报告，他说：“由于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油画经验，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要把这个外来形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风格”，“油画中国风，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在这次讨论会上，董希文的观点涉及中国油画的形式语言、资源借鉴和实践方法等问题，是对油画“民族化”问题的具体阐述，也是他多年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这一时期，美术家们也对油画民族化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如吴作人认为，民族风格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中国学派的油画会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倪贻德则表示，油画民族化不能流于表面形式，应从内在的本质性方面进行探索。追求民族风格要具备两个因素：一是真实地描写中国人的生活；二是积极吸收本民族的传统形式。只有将二者结合后大胆创造，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油画。与此同时，新一代油画家在创作实践中更注重立足于本民族艺术传统，以各种艺术表现语言不断开拓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新路径。

  不久，从苏联留学归国的画家罗工柳也同样表现出对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思考和诉求。延安鲁艺出身的罗工柳曾以《地道战》和《整风报告》两幅“土油画”而成名。留苏期间，他深入研究俄苏油画的情节性表现手法，并开始关注纪念性绘画形式。回国后，罗工柳主动扬弃苏联油画惯用的叙述性风格，转向注重艺术提炼和概括处理的表现形式。面对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问题，罗工柳主张“求变”，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口味，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形式和色彩，这就要求变，不能不变”。他在主持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时，曾有意识地将传统美学观渗入其中，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的感情体认。他注重“以形写神”，将中国传统绘画精神融入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语言表现中。研修班的学生创作，在民族化形式、艺术语言运用以及意境表现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油画民族化，体现了新中国油画家的艺术自觉。他们在实践中将油画的中国学派推向了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并对艺术语言本体进行了有效建设。这是一次扎根传统艺术土壤的创新，年青一代艺术家重新体认了民族艺术的作用与价值，自觉建构起油画艺术的民族语言体系。

  （作者：商桦，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该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新美术运动研究》子课题结项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