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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

    辞达:“谈文秘密藏”

    作者:朱美禄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4日 15版)

        孔子圣迹图·在齐闻韶 焦秉贞/绘

        圣迹图·东流喻德 孔继尧\绘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辞”就是言辞,“达”就是把意思说清楚。这则话语,历朝历代解释甚多,在学者眼中常被视为从修辞角度对言意关系的论述,在作家看来则是文学创作的指导。由于学者和作家看问题角度不相同,加上古人和今人理解上有差异,因此对“辞达”的解释便歧说杂出,矛盾猬集,大致说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不文与文的矛盾

      对“辞达而已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西汉孔安国注疏云:“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孔安国的解释,代表了学者的主流观点,在后世获得了大量支持。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说:“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说:“辞皆言事,而事自有实。不烦文艳以过于实,故但贵辞达则足也。”他们都认为“辞达而已矣”,就是把意思说清楚就行了,无须在文采上踵事增华。这种规避“文艳”的理解,既凸显了孔子对朴实文风的倡导,又有对“而已”二字侧重的意味。

      在一些作家眼中,认为“辞达”与言文并行不悖。明代袁宗道在《论文》中说:“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文”即有文采的意思,袁宗道把达不达的问题转换成了有文采与没文采的问题,且表达了对文采的推崇之意。其实,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早就说过:“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一方面,苏轼认为“辞达”则“不文”是对孔子的误读,他以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作为佐证,打破了认为“辞达”则“不文”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苏轼认为“辞达”本质上就是作者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与认知,通过口与手的媒介准确地传达出来。作为一种极高境界,臻于“辞达”之后,文章出彩便自不待言。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苏轼把学者所排除的“文”又纳入了彀中。

      为什么必须要有“文”这一维度呢,清初文人魏禧在《甘健斋轴园稿序》中说:“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在魏禧看来,有文采才能够达意,否则就不足以达意。何以见得呢?他进一步指出:“请观于六经、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盖可睹矣。”意思是说,六经、孔子以及孟子之文,正因为不无文采,所以能够充分达意。可见“文”的加持,对于达意不无裨益。

    繁与简的矛盾

      其实,即使在认同“辞达”对创作有指导作用的大前提下,文人对“辞达”的理解也有繁简的差异。葛洪在《抱朴子·喻蔽》中说:“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在葛洪看来,语言太简略了,说理、叙事就不能充分;只有语言繁富,才能擘肌分理,传达意旨。明人张岱在《史阙》中说:“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所谓“鹞死怀中”,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唐太宗为听魏征言事,竟将宝爱的鹞子憋死在怀里了。张岱认为“鹞死怀中”四个字虽然简短,却有力凸显了唐太宗对魏征的尊重,可谓言简而旨达。

      其实,繁简各执一端者,皆非通论,文章优劣与是繁是简并没有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顾炎武主张辞要达意,但与繁简无关,可以繁而达,也可以简而达。于文章而言,达意是目的,繁简是手段,繁简须为达意服务。另外,文章该繁还是简,本没有定规,只能因文制宜,行百里者百里为达,行千里者千里为达。

    言与行的矛盾

      对于“辞达而已矣”,北宋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指出“此章明言语之法也”,意即讲的是修辞原则,这是从“言”的角度对“辞达”进行阐释。明代杨慎在《丹铅续录》中说:“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也,故云尔。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非也。”杨慎跳出了文学内部研究的圈子,从文学外部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他指出所谓“辞达而已矣”,是孔子告诫世人不要只顾说漂亮话,而应该在自我道德上修养上下功夫。

      尽管孔子的说法很简略,言说的历史语境也难以稽考,但是结合孔子的价值取向来看,杨慎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论语》中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居于首位,就充分表明了孔门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另外,孔子一方面说:“有言者不必有德”“知德者鲜矣”;一方面又指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对于漂亮的话语,孔子保留了清醒的警惕。把“辞达”理解为孔子对世人沉溺于修辞而罔顾道德修养的一种提醒,既别开生面,又凸显了孔子挽救世风的良苦用心。

    辞达新解

      既然歧说杂出,那么“辞达”还有没有新的解释呢?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一文中说文章“唯其是尔”,也就是说表现得恰到好处就可以了。后来北宋王禹偁说“惟师是尔”,清代章学诚说“文求其是”,都是对韩愈观点的继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述过于简单和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现代学者傅庚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中说:“文学创作造诣之高者,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无形之情愫,情景相融,浓淡兼宜,无损无益,无过无不及,所谓‘辞达’,且入于化工也。”由此可见,“辞达”就是艺术传达精妙入神,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是以现代语言,赋予了“辞达”崭新的内涵,比历史文人的解释要具体很多。张中行在《怎样作文》一书中也指出:“‘达’包括两个方面,用佛家的术语,一个方面是‘所达’,即意思,或说知识、思想感情等;一个方面是‘能达’,即语言文字。所谓达就是能达与所达一致,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与心里想的一模一样。”“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张中行对“辞达”的理解,在拿捏准确这一点上与傅庚生一致,在深度上则更进了一步。所谓“所达”与“能达”,张中行是从佛教角度进行解释的,但与现代语言学中的“所指”与“能指”意思颇为接近。“所指”为作者意旨,“能指”为物质符号,二者一致,就是“辞达”。

      对“辞达而已矣”作这样的理解,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明代李贽在《四书评》中道:“五字,谈文秘密藏”;近代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称之为“文章正规”,也就是说“辞达而已矣”五个字道尽了写文章的秘诀和规范。“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在具体语境中,一种思想有且只有一种最佳表达,作家所有的努力,就是寻找到那种最佳的表达方式。只有如此,方能成就好文章。

      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之说;西谚亦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辞达而已矣”的命题,因为内涵丰富,语义具有多面向诠释的可能性,历代文人学者从一己视角出发,各是其所是,所以聚讼纷纷,歧说杂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解释在各自的语境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并存不悖。这既表明了该命题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也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而透彻地理解这一命题,对现代人的话语修辞和创作实践都不无指导意义。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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