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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20世纪初中美中法丝业交往与合作

    作者:陶水木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2日 14版)

      1921年,中国丝商组团参展了纽约第一届万国丝绸博览会和里昂万国货样会,并考察美法两国丝业。在此前后,中美、中法丝业界围绕中国蚕丝改良,进行了频繁互动交往,开展了多方面合作。

    国际竞争格局下的合作机遇

      中国是丝绸发源地,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文明,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国际丝绸市场最主要供应国,中国也因此曾被西方称为“丝国”。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国丝业开始受到日本产品的竞争与挑战。1870年,日本生丝出口量还只是中国的七分之一,到19世纪末已达中国的三分之一,1909年首次超过中国居世界首位。

      与此同时,国际生丝进口国间的竞争同样激烈,并导致国际丝业中心的转移。鸦片战争后30多年间,英国是世界最大的生丝进口国,伦敦是国际丝业中心。自光绪初年始,法国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生丝进口国,国际丝业中心移至法国丝织中心里昂。20世纪初,法国的国际丝业地位又受到美国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纽约与里昂在国际丝业的地位已呈并驾齐驱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工业包括丝织业受到重挫,其国际丝业地位也从根本上被动摇。1916年,美国的生丝进口量已占世界生丝贸易量的60%,国际丝业中心移到了纽约。

      丝织业发达的美法两国,所需生丝主要依赖进口,而进口又基本被日本垄断。1917—1918年,美国进口生丝的81.3%来自日本,18.3%来自中国。一战结束后,法国输入的生丝中日丝占70%,华丝占28%。美法两国丝织业高度依赖日本生丝,使两国制造商深感不安。此外日本国土有限,扩大植桑面积以育蚕的空间已近极限,1919年日本因米粮短缺而发生暴乱,这使美国丝商进一步意识到,应及早设法解决丝织原料问题。美法两国丝商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欲加强与中国联系,合作改良华丝,以保障丝织原料供应。美国《丝业》杂志说,“美国生丝供给之前途,殊为危险”,“中国丝如能改良,天然能应美国之需”。《申报》也指出:“美人恐丝业一宗,将为日人所垄断,故极盼望中国丝业昌盛,而与日本平衡,保持丝价之常度。”《东方杂志》评论,法国“深恐丝市操于日本人之手”,因此“极热心中国”。而美法两国丝商又彼此担心对方与中国过从甚密,使己方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都主动联络中方寻求合作。中国丝业界一些有识之士,在与日本生丝竞争失败的反思中,也欲加强与欧美丝业界联系,学习世界先进蚕桑技术,借欧美之力改良生丝,“以复既失之地位”。

    频繁互动交往中的合作

      中国生丝在与日本竞争中败北,缘于蚕种多病质劣、缫法落后,以致丝质不高、标准不一。美法丝商出于“利己主义”、确保己国丝织原料供给,希望中国改良蚕丝。所以,这一时期的中美、中法丝业交往与合作,都围绕增进相互了解、改良中国育蚕与缫丝方法、提高生丝质量、扩大双边贸易而展开,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互派代表团或代表访问、考察,促成中国丝业界参展纽约和里昂相关博览会,深入了解生丝供需状况。早在1915年11月,美国丝业会、纽约生丝检验所及美法两国丝织商就专为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驻纽约领事杨毓莹等举办“中国生丝缺点陈列会”,现场试验中、日、意等国生丝优劣,说明其原因,还专门编著《改良中国生丝节略》。书中指出:美国丝织家“甚盼中国丝商先明美国丝织厂家之情形”,美国需要干净、均匀、坚韧、粗细一律的生丝,建议中国丝业界加强与欧美交流与合作以改善丝质。包括介绍欧洲纺丝新法于中国产丝各地;选派纺丝人员至意大利学习新法,延请意大利或法国纺丝人员充当教习;设立采用欧洲新法的试验或模范丝厂;设法促成中美直接生丝贸易,或中美在华合办丝厂;由中国政府设立蚕丝学校,采用欧法改良中国丝产;由政府在上海、广东设立生丝检查所等。

      从1917至1923年,美国丝业代表团或代表5次来华访问考察,每次来华的目的都不离《改良中国生丝节略》要旨。如1917年春夏,美国生丝检验所陶迪等数名丝业代表来华,在广州、福州、上海、杭州等地,陶迪除实地调查丝茧状况外,还向中国丝茧业界演讲美国生丝市场之广及中国如何增加产额以供美国市场之需,并结合携带的影片向中国丝商演示、讲解各国生丝优劣,阐述中国成立生丝检查所之必要。1920年,美国丝业代表7人来华考察,目的是协助中国采用新法改良丝茧、增加产额。他们除在广州短暂考察、北上北京争取政府支持外,将此行重点放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心上海及周边产丝区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他们每到一地便宣传世界生丝市场形势、华丝不能畅销美国的原因及改良华丝的方法——改良育蚕、采用复摇新法、设立生丝检查所。1923年3月,美国丝业会会长高书密又率丝业团访华,与中国丝商“集议改良制丝方法,以冀增进中美丝经贸易”。在丝茧总公所的安排下,丝商团参加了上海中外丝商联席会议,讨论发展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以下简称“蚕桑改良会”)、上海生丝检查所等问题,并参观了蚕桑改良会、杭州纬成公司、金陵大学育蚕试验所等,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丝商研究蚕丝问题。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设了里昂工业展览会(也称里昂万国货样会),实际上是制造商和贸易商的直接交易市场,展销商品丰富多样,而“以织品最为夺目”。展览会筹备之始,即请中国参会,“其意首在与中国丝商联络”。1919年,里昂工业展览会总事务所又特派柏尔梅特来华邀请中国参会,“以促进两国工商业之发达”。1920年3月的里昂万国货样会,中国派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巴黎万国青年会《华工周报》主任陆士寅等5人参加。展览会总干事夏福内在欢迎致辞中希望下次展览会时,中国不仅派代表参加,“且有商客到会陈列货样”。

      应美法两国邀请,1921年2月,丝茧总公所组织以丁汝霖为团长的丝商团携带丝茧产品及缫丝机械,赴美参展纽约第一届万国丝绸博览会。他们参观了美国先进的丝织厂及与丝织相关的生丝检验所、染丝公司、纺织学校等,并与美国丝业会、丝织业公司、各地商会等就华丝改良、在华设立生丝检查所、中美丝业直接贸易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形成许多共识。中国丝业界希望这次博览会能成为“中美两国丝绸贸易前途之转机”。纽约丝博会甫一结束,中国丝业参展团又马不停蹄赴法参加3月举行的里昂万国货样会。除参展外,他们还与里昂市政厅、丝商总会、法国总商会广泛交流,参观纺织厂、丝织机械公司,向法国丝商征询华丝使用情况及意见,讨论华丝改良及华商设立直接对外贸易机关诸问题。货样会闭会后,代表团将所有参展品分送里昂丝业总会、百司洋行、中法俱乐部,以联络情感、推销产品。

      二是设立蚕桑教育和蚕桑改良机构。为保证原料来源,美法两国丝商都力促中国从速改良蚕丝,并积极创设或与华商合作设立蚕桑教育和改良机构。1917年,上海法国商会会长麦田联合美英意在沪丝商(后日本亦加入),并邀丝茧总公所参加,创设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专以研究、改良中国蚕桑为宗旨。该会董事会由法、英、美、日丝商8人及丝茧总公所6人组成,但“主其事者,实为法人”。作为当时重要的蚕桑改良机构,该会至1921年已在上海设蚕桑改良总场,并在武进县横林、苏州、南京,浙江嘉兴、诸暨及安徽青阳建立蚕种制造场,采用法国巴斯脱育蚕法,大量制造改良蚕种,供给江浙皖蚕农,又在江浙皖广设蚕业指导所,指导蚕农育蚕,仅无锡就设了24家。1918年,广州外国生丝协会及广东法国商会、英国商会与华商广东丝业研究所共同组织万国丝业改良会,也采用巴斯脱育蚕法制造蚕种分发蚕农。

      美法丝商都注重把蚕桑教育、科研与蚕丝改良试验相结合。1920年,美丝业会捐助岭南大学创建蚕桑系,随后又陆续捐建三座大楼用于蚕桑科研和实验,包括育蚕所、蚕茧冷藏室和意式缫丝实验场等。1923年又在校内成立广东蚕丝改良局,使岭南大学成为中国南方蚕桑教育、科研和蚕丝改良的重镇。1923年,美丝业会又资助金陵大学筹建蚕桑系和蚕院(也称育蚕所),建立蚕桑场,研究蚕业科学,培育无病蚕种。

      三是合作设立生丝检验机构。上海生丝出口检验原来一直由洋行各自进行,以陶迪为代表的美国丝商则认为:在中国设立生丝检验所,统一生丝质量标准,可以确保输美生丝质量,更便于中国丝商实地直观了解“其所产之丝缺点在何处”和美国丝织厂对于生丝的要求。所以早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时,陶迪就向中国丝业代表倡议在上海联合设立生丝检验所。1920年计南嘉、陶迪等美丝商团来华,再次与丝茧总公所商议,并达成口头协定。1921年中国丝商团参加纽约丝绸博览会,陶迪及美丝业公会极力推动,双方签订了上海生丝检验所合同,规定检验所资本及创办费6万美元,美国检验公司与丝茧总公所各出其半。1922年2月,上海生丝检验所正式开业,该所检验生丝、蚕茧及各种丝类、丝织物,其所颁证书具有美国公司证书同等效力。

    成效有限及其原因评析

      百年前围绕中国蚕丝改良的中美、中法丝业交往与合作,加强了相互联系,深化了双方对生丝供需市场的认识,在调查中国丝绸业状况、倡导蚕丝改良、引进和推广世界先进蚕桑和生丝检验技术、培养蚕桑和生丝检验人才、促成一战后中国蚕丝改良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开始,华丝出口逐渐恢复、发展,1927年出口量已达16万担,比1920年增长53.8%。特别是“对美对法输出年年增加”,增长尤速。对美出口从1922年的20287担,增至1927年的46465担;对法出口从1922年的26795担,增至1927年的82942担,显示了一定的合作共赢之效。

      但由于蚕丝改良合作之实权操诸美、法之手,美、法丝商热心华丝改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己国丝织原料供给,实系“利己主义”,影响了华商合作的积极性。合作形式主要是中外丝商的民间合作,缺乏政府力量的推动,未能被中国丝商特别是广大育蚕制丝的乡民广泛接受,使蚕丝改良合作成效十分有限。被誉为“改良蚕种效果宏大”的蚕桑改良会,虽然散发的蚕种“逐年锐进”,从1918年的25万窝增至1924年的449.18万窝,但从需求来看,包括蚕桑改良会的全国所有公、私立蚕种改良机关1924年所产改良蚕种,尚不及全国所需的百分之一。上海生丝检验所创办后业务冷清,1922年仅检验1118件,1924年的检验量虽增长3倍多,但也不及其检验能力的六分之一,以致连年亏损。因蚕丝改良成效不佳,华丝对外贸易并没有扭转颓势,日本生丝外贸增速仍远快于中国。

      (作者:陶水木,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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