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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文化就是乡村的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
农耕实践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农业生产将土壤、水分、空气、阳光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所谓“靠天吃饭、靠地立身”，古人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孕育出天地人“三才”思想，“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是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齐民要术》提出，“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吕氏春秋·审时》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等。农时观强调“不违农时”，形成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地宜观就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比如古人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砂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节用观主要是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指用和养要平衡。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出适宜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农耕家庭的道德风尚——孝老爱亲，耕读传家。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家”为基础生产单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强化了小农家庭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也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比如，哈尼族先民在梯田农耕实践中，将积累的关于自然山水保护、动植物利用、生产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编成“四季生产调”，在父子、母女、师徒中流传。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北宋的宋仁宗颁布了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这一政策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追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西道圣人”扬雄的“耕道而得道”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农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农耕社会的行为规范——守望相助，以和为贵。农耕劳动具有社会性，古人在开沟或其他耕作劳动中通常需要两人一组进行协作，实行二人二耜并耕，即耦耕。清代学者程瑶田以为，“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为言并也，共事并行，不可相无之谓耦。”耦耕后来泛指两人伴耕或集体劳动。开田辟壤、种植收获、挖渠建陂、抵御灾害等都需要人们互助合作，四川都江堰、安徽芍陂等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的见证。在传统乡土社会，劳力相互调剂、畜力互助合作、生产共同体等形式繁杂的劳动合作广泛存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乡邻间在共同劳动中，形成情感认同和规则意识，中华农耕文化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度大，有着多样的地形、气候特征，孕育了游牧、渔猎、种植等多种农业形式并融合共存，形成了种养结合、农林复合、农牧交错等，农耕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充分反映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包容性。合作在农业生产上有其必要性和普遍性，当前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合作经营、集体经营是农村重要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5万家，通过开展生产、流通、信用、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
农耕劳动的人文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农业生产战天斗地，为了收获劳动果实，劳动者需要与自然灾害、地形地貌、病虫害等多种不利条件和因素做斗争。有关研究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的3700年间，中国共发生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蝗灾482次，雹灾550次，风灾518次，此外还有疫灾、地震、霜雪等，总计5258次，平均每年1.4次，足见农业灾害的频繁性。一场灾害往往将一年的劳动付之东流，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劳动人民积极防灾抗灾，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农耕劳动具有艰苦性，“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哈尼梯田的三千多级台阶见证了先民的勤劳与汗水。在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铸就了中华民族韧性，这种品格也支撑着中华民族从一次次灾难中涅槃重生。传承艰苦奋斗的人文精神，在农业农村建设中，锤炼出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跨越。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建设行动，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弘扬勤劳勇敢、不畏困难、苦干实干的精神，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就要让农耕文化“活”起来，推进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一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产业，成为产业兴旺的新动能。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复兴一批传统手工艺，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影响力，依托农耕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二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生态，成为生产宜居的风景线。保护好古建筑、古树名木、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等。传承传统生态农业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三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合乡风民风，成为文明乡风的根与魂。支持建设农耕博物馆等，用印迹乡村的形式推进村落共同记忆的回归。四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成为治理有效的软实力。将优秀农耕文化重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村规民约，成为广大村民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五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农民生活，成为生活富裕的正能量。挖掘传统民俗活动，融入农民丰收节，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性。鼓励优秀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多元供给。
（作者：张灿强，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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