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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乐大师刘天华逝世90周年。“国乐与西乐并驾齐驱”一直是刘天华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提出并探索的“音乐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及“国乐改进”等理想，对当下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
刘天华，189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儿时的刘天华对民间音乐有强烈的兴趣，常常沉醉于各种民间音乐活动，“听钟鼓，管弦之声”，乐而忘返。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熟练掌握了西洋铜管乐器演奏，并接触到戏曲音乐，进一步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才能。1913年随兄刘半农到上海参加了进步戏剧组织“开明剧社”，学习了音乐理论和西洋乐器，并从此萌发“改进国乐”的想法。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后，他回到家乡。其间他遍访民间艺人，虚心求教。曾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及琵琶，又从崇明派琵琶大师沈肇州学习演奏《瀛洲古调》。为进一步学习民间音乐，他曾赴河南学习古琴，沿途遍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学习佛教音乐；又专门学习昆曲，在家中组织昆曲社团，研究京剧和地方剧种，学习三弦搭戏等。在研究中他不断深入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丰富的内涵。
刘天华把他的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的基因中。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发扬光大。他将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创作手法有机融于一体，创作了《病中吟》《良宵》《悲歌》《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等十首二胡曲和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这些作品极富传统文化意蕴和艺术的美感。如《空山鸟语》，作为刘天华最有影响的乐曲之一，借鉴唐代诗人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和李白《蜀道难》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把“子规”（杜鹃）与“月夜”巧妙结合，并用二胡模拟鸟语，使听众感受到幽静的空山中绿意春浓，花香鸟语，动静相宜，体现出作者抱朴含真、陶然自乐的高尚情操。
在创作中，刘天华充分利用我国传统音乐创作规律，不拘一格借鉴吸收各种西洋乐器演奏技巧和创作方法。如他创作的第一首二胡曲《病中吟》中，运用了民间弓弦乐器即兴换把大跳进等演奏技巧，用来体现大起大落的情感，并把民间声腔音调中常见的长乐句运用到作品中，来表达曲折婉转、绵延不断的情思和思绪，并加入西洋音乐中独特的变化音、变化节拍等手法。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创作语言贴近生活，具有丰富的情感表现力，彰显了民族特色，使二胡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也唤起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心。
2、让更多的人学习民族器乐，热爱并传播民族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的主要功能是服务封建统治者。“五四”运动后，大量西方音乐进入我国，各种音乐思潮不断涌现。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文学”思潮等的影响，刘天华提倡“平民音乐”的观点，这是一种可贵的、朴素的为平民大众的观点。他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他认为，虽然现在有人在那里学这些人弹琴、唱歌，但大多数还是贵族式的。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还真是一件万分渺茫的事。他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衷”。刘天华提倡“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他选取了在民众中较为普及的二胡和琵琶入手进行改造，让其更能为普通百姓接受和喜爱，让更多的人学习民族器乐，热爱并传播民族音乐。
1922年，刘天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任国乐导师。在他的努力下，二胡音乐也进入了高等学府，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二胡和琵琶，为他实现改进国乐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其间他曾向俄籍小提琴家托诺夫和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并向美籍教授范天祥学习作曲理论。通过研究，他借鉴小提琴的优点来改进二胡和琵琶。在演奏技巧上，他在继承二胡传统演奏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洋乐器演奏技法，借鉴小提琴的揉弦、颤弓、滑奏等技巧和钢琴的轮指手法，丰富了二胡演奏效果；并对二胡的弓法、指法等技巧进行规范；对二胡制造的材料和技术进行了调整，以达到更好的音色和音量；对二胡两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并对二胡的演奏技巧进行改革，通过移换把位，将一个把位扩展到五个把位，突破了原来仅用一个固定把位演奏的传统，将音域从九度扩展到近三个八度，使二胡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刘天华还对琵琶进行了革新，对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增加相品，制作了六相，并且增加了半音品位，制定了可使琵琶自由转调的十二平均律制，极大增强了琵琶的艺术表现力。
此外，刘天华对音乐的推广和教育十分重视。他对于一般民众有兴趣学习音乐者不计代价教导，并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国乐。现代社会有众多琴童与成年人热衷于学习二胡、琵琶等各种民族乐器，这正是与当初刘天华所倡导的“音乐应顾及一般民众”相应和。
3、毕生致力于改进和振兴国乐
20世纪初，统治当局不重视音乐，国乐命运堪忧，尤其是二胡音乐，地位更是地下。与此同时西方音乐大量传入我国，各种新的音乐形式不断涌现。国乐的发展之路往何处去，在我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排斥“西乐”，认为只有传统音乐是中国的出路，“崇洋派”则主张“只学西乐”，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最先进的。刘天华感到，若不改进、振兴国乐，国乐必将衰亡，因此，他把改进和振兴国乐作为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他珍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保守残缺的“国粹主义”，他主张取西乐之长，补国乐之短。他认为，“国乐之在今日，犹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子，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他主张中国音乐的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深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借鉴西洋音乐“兼收并蓄”，在中西音乐融合中推动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改进和振兴国乐，1927年5月，刘天华与徐锡麟、吴伯超等35位志同道合者联名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邀请蔡元培、刘半农、萧友梅、赵元任等为名誉社员，同时创办了《音乐杂志》。他在“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这两个字。”刘天华为国乐改进社制定了具体详细的工作计划：调查探访各地民间音乐家，收集现存乐谱、乐器，收集关于国乐的图书，把收集到的民间乐曲用乐谱记录下来并刻印出版；改良记谱法，使之与世界音乐相统一，把各种演奏法编成系统的书籍，以便让一般大众都能学习；组织乐器厂，改良乐器制造；发行刊物，创办学校，培养音乐人才，并组织研究，介绍西乐，“中西兼善，并会通其间”促进国乐的发展。
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发刊词中写到，“果尔，则吾人一方面为黄帝之子孙，不能继续发扬国乐，固无以对数千年之先哲，一方面为人类一份子，仅能食西人造成之果，而不能贡献我先哲造成之果于人类，亦何面目与他国之人握手为铸哉。”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他的国乐改进社的目标是小之期国乐普及于我国，大之期与西乐携手联欢，以造福人类之音乐。
刘天华一生为了改进国乐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历经千回百折，以期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他改革创新国乐的思想观点与成果，为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奠基和示范作用。他在民族器乐创作、演奏、教学和研究等领域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使得民族器乐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作为后继者，我们应用中国音乐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马毓，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高洁，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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