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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

    清代翻译科举的兴衰嬗变

    作者:王春侠 范立彬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8日 14版)

      翻译科举是清代独有的专为旗人设立的一种科举制度。入关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已开始以考试来选拔人才,入关以后,效仿明制设立文科举,后允许八旗子弟参加,并准识汉字者考试翻译。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满语骑射的衰落及对满汉翻译人才的需要,正式设立了翻译科举。雍正乾隆朝是翻译科举的初创时期,后经不断调整和完善,至嘉庆道光时,翻译科举的各项制度趋于常规化。翻译科举是清代科举制度与民族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对清代政治、文化、翻译人才选拔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翻译科举的设立源于清初八旗科考。早在关外,皇太极为振兴文治,于天聪三年(1629年)在八旗内首次进行了生员考试,取中之人给予优奖。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组织通满、蒙、汉书文义的旗人进行考试,十六人取中,授予举人头衔。此时的考试,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只是对通满、蒙、汉书的八旗子弟的一种测验与嘉奖,对取中者冠以举人头衔而已,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以翻译作为选拔人才的形式已露端倪。与翻译科举有直接渊源的当属顺治八年(1651年)的八旗科举。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族士人,沿明朝之例设立了文科举,但因天下未定,八旗尚须征战,故不与试。顺治八年,天下初定,为备循良之选,故准八旗子弟参加文科举,后命礼部在现行科举规制中研议八旗科举之例。因满、蒙子弟的汉文能力不足以与汉人相较,故对其应试内容做了特殊规定:满、蒙应试者识汉字的,翻译汉字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汉军则比照汉人例。至此,八旗子弟正式加入科举考试,并出现了翻译这一形式的考试内容,为雍正元年设立翻译科举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八年八旗子弟参加的科举考试,关于翻译的考试内容,只是针对识汉字的满蒙旗人。其考中者归入文科举举人、进士中,并非以翻译举人或翻译进士冠名。因此,顺治八年八旗子弟参加的科举仍属于文科举的范畴,只是根据满蒙士子是否识汉字采取不同的考试内容,可视为旗人专科考试的一种早期尝试。

      清朝日常行政办公呈现多种文字并行的特点,清初皇帝的谕旨、官员的章奏等往往满、蒙、汉文兼用,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大量翻译人员来从事与翻译业务相关的工作。清朝入主中原后,八旗子弟生活在汉文化当中,满语逐渐生疏。雍正元年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礼部酌议考取八旗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议定:满、蒙人士能翻译者,三年之内考取生员两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翻译乡试事宜及所用物件,交顺天府办理,会试事宜,交礼部办理(《钦定科场条例》(下),(清)奎润等纂修,岳麓书社2020年,第1120页)。此后,翻译乡会试多在文科举乡会试之后办理,翻译科举正式设立。如乾隆帝所云:设立翻译科举,“考取时必取真才,然后未得考取之人方知奋勉勤学”(《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23页)。有清一代,以“翻译”选拔八旗人才的名目很多,只有始于雍正元年的翻译科举,才是和文科举并行且授予功名的独立考试,是基于顺治朝八旗科举的进一步专门化,以后逐渐成为清代正式的、常规性的考试科目。

      雍正乾隆朝是翻译科举的建立和发展时期。雍正元年翻译科举设立时,只允许八旗满洲、蒙古士子参加,雍正四年(1726年)定翻译考试增添汉军八旗,因其考试内容为满汉翻译,故称“满洲翻译科”。虽然满洲翻译科允许蒙古士子参加,但应试人数较少,于是雍正九年(1731年)为蒙古子弟专设蒙古翻译科,考试满蒙翻译,取中者以备理藩院用。同时规定:无论是翻译童试、乡试还是会试,应试之前均须试以骑射,合格者才准考试。为防舞弊,还设有同考官及提点监视官,阅卷时,实行誊录制。在取中规模上,雍正朝作为翻译科举初创的朝代,取中人数却很少,乡试每科取中仅十余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最多,但也仅取中三十四名(《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45页)。因乡试取中人数较少,雍正朝未举行会试,待日后满六十人再行会试。乾隆三年(1738年),经礼部题准:翻译乡试已历六科,翻译举人,约有百余名,拟于乾隆己未年八月,举行翻译会试。首科翻译会试于乾隆四年(1739年)举行,二十二人取中。自此,翻译科举形成了童、乡、会试三级科考体制,但因此后翻译会试取中人数始终在二十人以内,故有清一代翻译殿试因会试人数较少始终没有举行。乾隆朝是翻译科举应试和取中人数最高的时期,为防多寡不均,乾隆时始定数额,还对考试资格、防弊措施及初仕之路等做了规定,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科举的规范性。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里,翻译乡会试有二十多年未举行,只保留了童试,而在翻译乡会试恢复之后,又将翻译科举的三年一试改为五年一试,其时举时停及考试时间的变化等使翻译科举呈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

      嘉庆道光两朝对翻译科举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嘉庆八年(1803年),鉴于乾隆末年实施的五年一举与三年一试的文科举不相协调的状况,将翻译科举改为三年一试,成为定制,至此,翻译科举走上了常规化、制度化阶段,三级考试体系一直保持到清末。嘉庆七年(1802年),为广宗室登进之阶,允许宗室子弟参加翻译科举,可以不经过童试直接进入乡试,命题和成绩评定亦有别于平民。由于只准宗室子弟参加,故称“宗室翻译科”。宗室翻译科在举行几科之后,因应试人数太少而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停止。

      嘉庆时,驻防子弟已不用远赴京城参加文科乡试,准予在当地就近应考,但此种措施并未惠及翻译科举,驻防子弟参加翻译科举时仍须远赴京城,给其体力、时间及经济上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准驻防子弟童乡试就近应考,由于在驻防各地考试,故称“驻防翻译科”。为增加应试人数,还特别规定:驻防子弟不再应试文科举,只准应试翻译科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驻防科举的应试人数。针对翻译进士升途较隘的情况,道光帝制定了翻译进士转入翰詹的九条章程,有助于增强翻译科举的吸引力。还对翻译科场出现的弊端进行了规避,使其防弊措施更加健全。但此时,翻译科举取中人数更低,乡试每科取中仅十余人,比嘉庆时期减少了很多,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蒙古翻译乡会试也因应试人数较少而停止。

      由于道光帝规定驻防子弟只能应试翻译科而不准应试文科举,咸丰年间出现了习汉文之八旗子弟无上进之路的问题。咸丰十一年(1861年)取消各处驻防专试翻译的规定,准驻防子弟于翻译科举外,仍复考取文科举,后驻防八旗子弟既可就近考取文科举又可考取翻译科举。道光之后,翻译科举未再做大的调整,翻译科举虽持续举行,但应试人数更为减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翻译科举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翻译科举同文科举一样,都是一种考试取士制度,在考试与取士的设置上,主要效仿文科举,但作为专为旗人而设的一种科举制度,其又有很大不同。在考试资格上,翻译科举为吸引更多的旗人参加,对应试者限制不甚严格,在考试资格的规定上相对宽泛。在考试程式上,翻译科举只有童、乡、会试三级,而这三级也很不稳定。在试题上,无论是童试、乡试还是会试,题型、题量及出题范围都较为简易。在防弊措施上,翻译科举大体参照文场之例,但在具体设置上不够完善,远不如文科举严密。翻译科举取中率要比文科举高出许多,在童试与乡试上体现尤为明显。按理来说,翻译科举应该具有吸引力,但到清代后期却出现无人应考的局面,一方面与旗人满语荒疏、骑射松弛有关,另一方面与翻译科考试与取士的上述设置不无关系。翻译科考试程式多变,翻译乡会试时举时停,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稳定性,考试资格相对宽泛,防弊措施又不甚严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在取士制度上,翻译科举固然相对优越,但在制度设置上亦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在初仕之路上,翻译生员较广,而翻译举人、进士的初仕之路却不如文举人、进士广阔。在升转上,对翻译科举的出身并不限定,翻译生员与翻译举人、进士的仕途升转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是生员亦会有一个不错的仕途。因此,易使翻译士子止步于生员,不再向上考取举人、进士等功名,致使应试翻译乡会试之人不断减少。

      虽然翻译科举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设立拓展了旗人的进身之阶,为清代政务运行及满、蒙、汉文化交流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为旗人专设翻译科举,另开取士途径,为其增加了一条仕进之路。如道光帝所谕:“我朝抡才取士,于定立制科之外,复设翻译科目,既以广八旗士子登进之阶,亦识不忘本业”(《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39页)。翻译科举设立之初,官方行政公文中还多是满汉并行,需要大量通晓翻译之人,翻译人才在政务翻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层官员中,翻译士子出任八旗驻防都统和边疆大臣的居多,满足了处理八旗及边疆政务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

      (作者:王春侠 范立彬,分别系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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