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书法之外的价值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同治四年进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堪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也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积极倡导和推介西方新学思想。《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惟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盛名。

  安徽博物院收藏多幅吴汝纶书法作品，其中两幅有题名上款的条屏，我见到颇为兴奋。尤其是一幅带“海门”上款者，在博物院季永先生帮助下目睹真迹原图，如暗室逢灯，绝渡遇舟，顿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海门”者，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之祖父也。其名朱道海，又名文涛，字维祯，号海门，晚清廪贡生（秀才）。《朱氏宗谱》说他“夙具颖悟，年十三塾课能拈笔成章”，后在桐城孔城镇主持桐乡书院，“一时从游者众，门多桃李”。不论是朱光潜先生自己写的自传，还是诸多学者所著朱光潜评传及生平思想研究类著作，往往都会提到朱先生祖父朱道海（海门）“与吴汝纶颇有交谊”。但究竟有怎样的交谊，史实何在？除朱先生嫡孙宛小平的《朱光潜年谱长编》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海门主持八修《朱氏宗谱》曾请吴汝纶作序外，再无其他确凿证据。这幅书法条幅，可谓以铁一般事实说明，吴汝纶与朱海门确实“颇有交谊”。

  此幅书法的文字为：“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难可经务。 海门尊兄大人詧书。 挚甫吴汝纶。”如此内容，不仅充分表现桐城派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反映吴汝纶看不起甚至讨厌那些纸上谈兵、难堪实务的“文学之士”。朱道海（海门）生于道光辛卯（1831）九月二十九日，比吴汝纶大九岁，故吴题“海门尊兄大人詧书”。此处“詧”是“察”的异体字，有明察、辨析之义，传达吴汝纶将自己的见解写出与朋友分享，请朋友体察的意思。当然，从中也可体味出吴汝纶将朱海门视为知己，引为同调的情愫。

  对朱光潜研究，我下过一些功夫，除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外，还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撰写出版多部著作。这次偶见吴汝纶手迹，解决朱先生研究的一个疑团，自是喜不自胜。

  安徽博物院的另一幅吴汝纶所题上款为“槃君”的作品，拐个弯也与朱光潜有雪泥鸿爪的关系。朱先生晚年回忆青年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情景曾写道：“我在香港大学梅舍（May Hall）小书斋里墙壁上，挂着请乡先辈方槃君（常季）先生替我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他解释这被作为座右铭的四个大字说：恒，就是恒心、毅力，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恬，就是恬淡、简朴，不贪图物欲享乐、不追求利禄虚名；诚，就是诚实、忠恳，襟怀坦白、不自欺欺人；勇，就是勇气、志气，要奋力拼搏进取。

  书写“恒恬诚勇”四个大字的方槃君，即桐城人方守敦（1865-1939），字常季，号槃君。其父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清后期知名理学家和文人，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有《柏堂全书》行世，日本有“柏堂学”研究。方守敦（槃君）壮年追随吴汝纶，致力于变法维新，曾跟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襄助吴汝纶创办安徽最早的新式学堂桐城中学。他中年后专力于诗学和书法，有诗集《凌寒吟稿》六卷传世，该诗集由其嫡孙、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舒芜（本名方管）先生整理刊行。他的书法市面上流传很少，较有影响者是桐城中学校园东侧立有四方形石柱，上有两组阴刻对联铭文，其东西两面联文即为方槃君所书：“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上款为“集六朝人文句”，下款为“乙丑三月方守敦”。

  乙丑年为1925年，迄今已近一个世纪。其石柱在战火中未被破坏，让我们能够领略和欣赏桐城派书家方槃君先生“鸷骜苍硬，体兼分隶”书法的风采，可谓幸甚矣。

  吴汝纶这幅条屏是一首自作诗：“东海文明有本初，当时渐被盛何如？谁知岸谷多迁改，更向扶桑问秘书。 槃君老弟诗家正句。 吴汝纶。”从诗意看，此诗应系吴汝纶晚期所作，表达他对中华文明原本兴盛，可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如今却要向接受中国文化滋养的日本学习，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反省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感慨。他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考察教育，吸收西学营养，便是“更向扶桑问秘书”的具体实践。

  此处“秘书”一词，暗含用典。盛唐开元年间，日本曾派多批遣唐使团和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其中日本贵族子弟阿倍仲麻吕（698—770），倾慕中国文明，取汉语名晁衡，于国子监太学完成学业，一举考中进士，执意长留大唐。他在唐朝生活多达37年，先任唐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后迁任门下省左补阙、左拾遗、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节度使等多种官职。作为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晁衡传播大量中国典籍和文化到日本，同时也与唐朝许多诗文大家结下深厚友谊，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均有诗文唱和，王维赠其诗的标题就是《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这里“更向扶桑问秘书”句，即隐含晁衡的典故。

  吴汝纶以晚清名臣、著名学人和教育家著称，并非以书法家名世。其实，吴汝纶作为曾入内阁中书的同治年间进士，其书法帖学功底扎实，楷行兼擅，刚柔相济，朴茂多姿，既有颜体的厚重劲健之态，又有王书遒媚灵动之味，极富文人书法的风致。就这两幅作品来说，前者（题款“海门”者）细骨丰肌，清秀雅致；后者（题款“槃君”者）浑厚苍劲，气骨开张；两者皆沉稳而富有变化，于楷行中杂以草书，雄健而洒脱，谨严而秀逸，在文人书法中别具格调和风貌。

  书法之道，当今更多把它仅仅看作一种书写技艺，即我们更多从书艺技巧角度谈论书法的高下优劣及价值。其实，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高级形态，不仅本身是一种书写艺术，也是传达作者思想认识与情感态度的工具和渠道。王羲之《兰亭序》、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花气诗帖》等，无不既是书法的佳作范本，又是千古诗文名篇，其中描写的情景和情感打动历代读者的心灵。这与现今各类书展和书家所写书法，多半抄写传统诗文或古人隽语，绝不相类。安徽博物院这两幅作品，除了让我们领略到吴汝纶书法的风采，更让我们看到他的睿识和胸怀。此两幅作品的内容，《吴汝纶全集》漏收，却为桐城派及吴汝纶、朱光潜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在这个意义上，古人书法与今人书法不同，因其所书多为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独到体悟和认识，常常具有超越书法之外的多重价值。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