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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文学巨匠·纪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
202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回望他的学术生涯，郭沫若留下了大量成果：38卷《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学编20卷、史学编8卷、考古编10卷。1926年3月南下广州后，郭沫若的兴趣不再是文学创作，但为何仍然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考察一下他的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善于积累情感、生活和知识。
深切地表达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
郭沫若出生于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祖先却是因为赤贫而从福建汀州移居到四川的。父亲做生意时，“奔走于铜、雅、府三河之间……恒以褡裢负金于左肩，日辄行百数十里，虽风雨寒暑无间”。母亲是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刚嫁到郭家时，所过的生活基本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全由妯娌三人轮流担任。正因为如此，郭沫若从小就对劳动人民怀有好感：“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我觉得好听。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欸乃的声音，我佩服他们有力气，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
郭沫若作品中，很自然地出现了歌颂、同情劳动人民的内容。《香午》描写了“一架粪车儿，松树林中过。女在后面送，爷在前面拖”的情景，郭沫若在诗中甚至将“粪香”“汗血香”“老者脚上金泥香”“女郎面上玫瑰香”相提并论。在《金钱的魔力》中，郭沫若诅咒了“金钱的魔力”对一个母亲的折磨：“她从前是极肥壮的一个身体，到现在只弄得个皮骨相连。”郭沫若1944年5月1日在《序·不朽的人民》中正式提出“人民本位”的文学观，先后写作了十多篇文章呼吁为人民创作。
郭沫若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成都读中学时便参与了保路运动。留学日本第二年，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发出最后通牒的5月7日那天，郭沫若和几位同学回到上海参加抗议活动，并写下“男儿投笔寻常事，归做沙场一片泥”的诗句。在郭沫若心目中，“五四”以后的中国“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女神》中收录的几篇重要作品便是他这种情绪的表达：“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在郭沫若其他体裁形式的作品中，同样融入了他的爱国感情。
热切地感受生活、拥抱生活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至14卷收录郭沫若的自传，占整个文学编的五分之一，共计110余万字。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自传写得最多的作家。这些自传包括郭沫若童年到1946年在南京的情况，内容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郭沫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史料。郭沫若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自传时就在《前言》中写道：“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因此，尽管写的是自传，却具有时代意义。对此，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
郭沫若1919年至1926年间创作了近30篇中短篇小说。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把这些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发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称寄托小说；一类是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就是身边小说。”在这两类小说中，以身边小说居多。郭沫若说，他在写作《漂流三部曲》时“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
《女神》是郭沫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其中收录的诗歌有将近一半是他生活的记录，包括《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死的诱惑》等诗歌。《诗刊》1958年6月号发表了郭沫若的《遍地皆诗写不赢》，内收35首诗，是郭沫若1958年5月24日至6月7日访问张家口期间所作。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不少诗作记录的是他到全国各地巡游、出国访问的经历和感受。
看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至8卷收录的“戏剧”可以知道，不少剧本后面有附录，其中一些文章介绍了写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武则天》等剧本的情况，它们实际上也是郭沫若生活的记录：如果没有创作这些剧本，郭沫若便写不出这样的文章。通常被当作文艺理论文章的《我的作诗的经过》《序我的诗》《凫进文艺的新潮》《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等同样是郭沫若创作生活的记录。
就是在强调“创造”的“五四”时期，郭沫若也并不否认“感官的材料”的重要性：“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前者是纯由感官的接受，经脑神经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现出来，就譬如照相的一样。后者是由无数的感官的材料，储积在脑中，更经过一道滤过作用，酝酿作用，综合地表现出来。就譬如蜜蜂采取无数的花汁酿成蜂蜜的一样。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应得是属于后的一种。”1924年春夏在日本翻译完成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后，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写道：“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恳切地汲取广博的知识
郭沫若的童年生活是幸运的，不但衣食无忧，并且父母、兄长都很重视教育。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便教过他不少唐宋人的绝句。重视教育的父亲在家里办了一个家塾，请了很有名望的先生，郭沫若跟着学习古文。郭沫若大哥郭开文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时，将《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很明显，扎实而丰富的童年教育让郭沫若终身受益无穷。
郭沫若曾将自己“五四”前后创作的诗歌分为泰戈尔式、惠特曼式、歌德式三个阶段，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当时的诗歌创作主要受这三位诗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很明显是学习的结果。郭沫若对这些诗人作品的学习不只是阅读，而且是亲自翻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浮士德》（前两部诗选因找不到出版社而未出版，最终没有保存下来）。今年将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多达17卷，其中不少就是文学译著，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曾受到这些译著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需要面对枯燥的医学知识和术语，这样的学习仍然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正面影响。郭沫若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医学术语便是最为直接的证明。郭沫若作品有一个特点，即喜欢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如：“他（王独清）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那是因为脑里的制止中枢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冲动失掉统摄，于是便胡闹起来了。”假设郭沫若没有学医，不太可能进行这样的分析。
后来，郭沫若打算转学主攻文科，遭到了成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应该说，成仿吾的看法有道理。
学界普遍认为，就对郭沫若的研究而言，由多到少的顺序为文学、史学、考古，就其本身成就而言，由大到小的顺序却为考古、史学、文学，由此可知郭沫若学术成就之大。考察一下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是正面的，这典型地体现在郭沫若的历史题材小说《豕蹄》和历史剧的创作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郭沫若不太可能写出这些作品。郭沫若写道：“创作之前必须有研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关于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时代的风俗、制度、精神，总要尽可能地收集材料，务求其无瑕可击。”郭沫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屈原》尽管只写了10天，却在1920年创作了《湘累》，1935年出版了学术著作《屈原》；《孔雀胆》甚至只写了五六天，写作前却进行了大量调查，写满了一个抄本，超过《孔雀胆》本身字数的5倍。
1948年8月5日，郭沫若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中写道：“本来我的生活相当复杂，我有时是干文艺，有时是搞研究，有时也在过问政治。有些生活好像是分裂的，但也有它们的关联，它们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的各种官能。”这实际上较好地总结了他的创作与生活、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复杂的生活、深入的研究，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旦进入创作就常常文思泉涌。有如他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创作诗集《恢复》一样：“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有如他在抗战时期创作历史剧《屈原》一样：“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郭沫若曾用“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来定义诗，认为真诗、好诗的标准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所以他的诗歌常常是在感情充沛时创作的，有如他创作《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一样。
郭沫若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与其闭门造车，不如多培养自己的感情、丰富自己的生活、充实自己的知识。一般而言，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宽度和厚度：宽度主要涉及内容的丰富程度，厚度主要指艺术水准的高低和思想水准的深浅。一部具有宽度没有厚度的作品至少还有史料价值、知识价值等，而一部既没有宽度也没有厚度的作品则一无是处。
（作者：廖久明，系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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