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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述热点】
“原本自然”生物博物画邀请展正在云南昆明展出，作为中囯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83岁高龄的曾孝濂领衔老中青三代博物画家聚焦生物主题，不仅展现出创作者们对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持续关注与探索，同时也成为当下中国博物画重新焕发活力的真实写照。生物博物画究竟有何独特魅力？生物博物画创作该何去何从？本期“艺述热点”，我们采访到曾孝濂教授，听听他关于中国生物博物画发展的研究与心得。
记者：您供职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近40年，终身都在从事生物绘画工作，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这条创作之路的呢？
曾孝濂：还在昆明一中读书时，我就喜欢画画。1958年，我意外地收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录用通知书。先是被分配到了植物化学实验室工作，后来因为绘画才能，被调入了植物分类研究室。
《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开始筹备时，植物分类研究室组建了绘图组。我和其他五个年轻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逐渐了解了植物志插图的特点和绘画技巧。那时候，我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借了很多经典植物图志，一有空就扎进植物园，找一些适合的植物苦练画技，配合分类专家进行标本的绘制工作。
记者：《中国植物志》聚集了专职插画师160余人，历时45年才得以完稿。全书共80卷126分册，收载了三万余种植物，为中国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您将毕生大部分精力奉献于此，请您谈谈在绘制过程中的感受？
曾孝濂：《中国植物志》与《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并称“三志”。这类科学著作一定要有插图，作为文字不可或缺的补充。“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我们在画植物志时，所有插图都要标注依据的是几号标本。在制作腊叶标本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结构间互相遮挡，很多细节的位置都改变了，干燥后的植物也枯萎了，没有颜色。每画一张图我们都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细部，再用铅笔打草稿。经过分类学家确认后，我们才能再用毛笔或钢笔上墨线。植物的形态被压在标本台纸上，我们要将平面变为立体的，这需要掌握绘画中的透视关系，尽可能地让它们“活”过来。
由于印刷条件等限制，各国早期的植物志插图主要都是黑白线条的形式。中国的植物志插图有着自己的特点，它可以用毛笔来画，比钢笔更容易把握线条的粗细变化。当时的昆明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研究所都是用毛笔来画的。
记者：除了画《中国植物志》，您也画了很多大众喜闻乐见的博物画。
曾孝濂：博物画更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不用画植物器官的解剖，在颜色、光线等方面能够表现得更加生动丰富。20世纪70年代，要出一本《山茶花图谱》介绍云南山茶花的品种。那时候条件有限，老专家授权我们可以去摘植物园里盛开的山茶花写生。天一亮我就开始画，插在瓶子里的花从摘下那一刻就会慢慢开，不抢时间的话，花就从半开变成全开了，所以大脑很紧张，画局部时还要想着整体关系，全神贯注，一直画到中午，不喝水也不去厕所。画完后人都是发抖的，因为精力太集中了，能量都被耗尽了。
绿绒蒿生长在高海拔的环境中，为了画好它，我爬到云南白马雪山海拔4700米的地方。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空气又稀薄，寒风肆虐，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它的花瓣在阳光下散发出缎子一般的光，风吹的时候还在颤颤发抖，像一个精灵在向我们召唤，太神奇了。不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有强烈的生存意识的，它们为了生存繁衍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非常了不起。
记者：您曾说过，在西双版纳雨林工作的五年是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您是如何完成创作蝶变的呢？
曾孝濂：当年，为了解决热带丛林中作战部队疟疾横行的问题，我有幸被选中，随先头科考部队一起深入边境地区采集标本样品，而后根据实验室筛选出来的有效种类实地写生。这是我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后第一次置身于云南神奇的大自然之中。队伍向前走，我会留下来画某个物种，整个林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完全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那时候，我每天都是高度兴奋的状态，和很多专家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和植物志的黑白线描图不同，当时要求画很写实的彩色物种图，便于战士们能够分辨出来并且找得到。由于原始森林里的雾气重，当时画的都是油画。
这五年是我非常宝贵的经历，我意识到除了画得准确以外，还要画得生动，按照自然规律表现出植物和动物原初的生命状态和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要把它们渴望生存繁衍的感觉画出来，这是我的工作观念的转变。
记者：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博物画是否还具备自身的优势？
曾孝濂：博物画和摄影各有所长。现在我有数以千计的摄影素材，摄影帮了绘画的大忙。但是他们之间不能画等号。同一科属的不同物种，形态差异可能很小，博物画可以有意识地突出物种特征，使之更加一目了然。在一张植物科学画中，可以同时画出一棵植物的花、果实和种子。
给植物绘制一幅科学画，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传统。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权威杂志上，物种发表依然还是要求手绘。手绘除了表现方式更加主动以外，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记者：您画了一辈子博物画，参与完成国家多项重要科研著作编绘任务，可谓择一事，终一生。目前您还在创作吗？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或者愿望？
曾孝濂：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画的时候很安静，会忘记病痛和烦恼，我就是靠着它支撑到现在。除了这件事我什么也不会做。
现在平均每天我还是要画八九个小时，如果哪天因为别的事情没画，总是惦记着要补回来。年岁大了，刻画一些精细结构的时候，要戴上头戴式的放大镜，看得清楚，画起来也比较方便。
《诗经》已经完成交稿了，这是积压在我心里一直想做的事。日本学者在江户时代就撰绘过《诗经名物图解》，这次我们能以图考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很有意义。我是创作者中年龄最大的，画了将近90幅。因为是图考，碰到疑难的，还要把几种形态都尽量展示出来。比如画金丝猴，到底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还是黔金丝猴，为了方便专家考证，三种都要画。人对大自然的认知始终是有限的。
除了表现物种个体，我在年轻时候立下的夙愿，就是画各种树木的生态景观，为此我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拍摄的资料照片都有几千幅了。我想把树木在大自然中的千姿百态，树木之间、树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这方面国内画的人太少了。今年我已经去了三趟西双版纳，我想在三年之内画一百幅以西双版纳树种为主的生态景观，还包括古树名木。要抓紧时间，不然来不及了。
画生态景观，除了表现树种的特征，还要画出一种氛围，能够表现物种在原初生存环境中自然和谐的状态，非常有挑战性。我的个性就是不愿意重复，每天都有新的知识要去学习、新的表达方式要去实践。我也没有感觉自己到了垂暮之年。年轻的时候是爱好，工作的时候是职责，到了晚年已经是痼癖，深入骨髓，改不了了，改了也就活不了了。《中国植物志》完成后很多人都改行了，而我们幸运地从科研院所、科学专著里走向大自然，走向观众。退休后我也没有停过笔，稀里糊涂地，一画二十多年就过去了。
记者：随着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然、热爱自然。您觉得未来博物画的发展何去何从？
曾孝濂：博物画以辨识自然物种为己任，以写实的手法，通俗直观地反映生物原初的自然面貌和客观的形态特征，已经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中小学生开始做自然笔记，从小就建立起生态环保意识，鲁迅美术学院等一些艺术院校也开设了相关的插图课。时代在变，大家都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环境保护。我和投身博物画领域的年轻朋友说，一定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要只把它当成爱好，虽然个人的力量小，但是要努力汇入到时代洪流当中，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或许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今，看到年青一代有那么多人主动加入生物绘画的队伍，真是感觉到生物博物画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本报记者田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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