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中国故事”

  尽管早在1965年，就有考古人员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城遗址发现带有唐朝元素的壁画，但这除了引起国际粟特学界的一些专家关注外，国内鲜有学者涉猎，直到近年才陆续有研究成果发布。这座在撒马尔罕古城的建筑遗存之所以被学界称为“大使厅”，是因为该厅壁画展示了盛唐时前往粟特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生活。大使厅四面墙体皆有壁画，除了有着印度场景图的东墙残缺较大外，其余三面保存尚好。

1.泛舟猎豹：武则天和唐高宗的端午节

  1965年，苏联考古队在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23号遗址房间内（编号R23/1）发掘出唐代粟特国王拂呼缦的大使厅壁画。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认为西墙描绘的是一个大型唐朝使团，来自安西四镇，其中有唐朝人、东突厥人、高丽人。在公元645年唐太宗征高丽的战争中，许多高丽武士被唐朝俘虏；其中2500名军官受唐朝招抚，各自获得新的军衔，为大唐帝国服役，所以马尔夏克认为这里的高丽人是以侍卫身份出现的。

  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大使厅北墙所画的内容。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认为其表现的是“盛唐气象”，墙面分成两部分；左半边是湖水，龙舟上乘坐着武则天，在画中她身形巨大，身旁伴随着宫女，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半边是唐高宗，同样身形巨大，正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人马杂沓，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对于武则天端午泛舟的画面，康马泰如此解读：可以看清那位尺寸巨大的唐朝皇后张开左手，正向水中投掷什么，很可能是粽子。在水中有游动的鱼群，龙舟下有浮沉的怪兽，一群打着旋儿的游鱼正围着皇后在水中吃食。左边是一条蛇，想吃青蛙。鱼集在一起在咬东西，有荷叶和荷花、鸭子，还有其他的水鸟。在鱼群上方、龙舟右侧，还有两条鱼也在进食。尾随皇后的第二条小船上有三个男侍从，第四人正涉水而来，将要登舟。画面下方还有两位赤身裹着围腰布、发髻绾起、半身浸在水里的人。前一位手持小棍正在水中搜寻，后一位牵着两匹马涉水朝向皇后龙舟方向。

  学者们认为，大使厅北墙壁画重现了端午节在盛唐时候的场景，这对于汉学家而言极其有价值。在中国本土，并没有一件描绘端午节的唐代艺术品存世。

  认真查看《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一书中的《大使厅北墙壁画线描图：唐朝端午节庆典（局部）》，会发现这幅图右侧共有六身骑马猎豹人物形象以及六只被猎杀的花豹。其中一身人物无论是马匹还是自身形象均比其他形象高大威猛。只见此人一手紧握长矛后端，一手紧紧攥住长矛中间，两手合力将长矛深深刺入花豹颈部。慌乱中逃跑的花豹前蹄腾空，后蹄着地，豹尾四下摇摆，因受伤惊吓，豹头回转紧张对视狩猎人，但头部正好与骏马前额相触，骏马微微缩首。被康马泰等认为是唐高宗形象的狩猎人右胯挂一胡禄，左侧的“虎韔豹韬”露出上端，其胯下骏马也是前蹄腾空跃起，后蹄下是一只躺着的花豹。整个画面中两名骑马武士张弓射豹，两名骑马武士持矛刺豹，其人物身上的胡禄与“虎韔豹韬”非常显眼。

  有学者认为大使厅北墙所描绘的故事场景是盛唐宫廷生活一景。但是近年来更多的学者认为，貌似平常的湖上泛舟和猎豹画面，其实表达了一个中国的特殊节日——端午节，而端午节在盛唐时期，又恰好与大使厅西墙和南墙描绘的波斯新年时令重合。在大使厅西墙，描绘着唐朝的使团手持蚕茧、生丝、白绢，与来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使臣前来庆贺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册封，共庆波斯新年“纳乌鲁兹节”。而相对的南墙壁画，马尔夏克1994年指出，描绘着拂呼缦在波斯新年出行祭祖的场景。

  那么大使厅壁画创作于哪个年代呢？学界一致认为应该是在唐高宗击败西突厥汗国（658年—659年）之后，史书记载：“显庆三年（658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国）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大使厅南墙和西墙是在庆贺拂呼缦及粟特的波斯新年，北墙是在庆贺唐代端午节，而在唐高宗时期这两个节日恰好是同一天。在此起伏跌宕的历史大幕下，大使厅壁画的创作表达了拂呼缦对唐高宗遥致仰慕之情。据记载可知，拂呼缦的统治在公元676年之前就结束了，因此专家认为大使厅壁画的创作年代是在公元656年到公元675/676年之间。

2.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丝绸之路繁盛景象

  撒马尔罕城是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首府，位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河中地区，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历史上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粟特地区，将区域居民称为粟特人。汉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迁，以河西昭武为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进入中亚粟特地域征服当地土著，形成若干城邦。稍后，为嚈哒统治，嚈哒衰落之后，各城邦重获独立，复姓昭武，形成以康国（即康居）为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

  关于粟特，成书于公元554年的《魏书》记载了5世纪粟特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而被北魏俘虏的历史，其实早在4世纪就有粟特人从凉州向撒马尔罕寄出家书，只是不知是何原因信件丢失在敦煌的汉代烽燧中，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发现。所以有学者认为昭武九国“善商贾”的粟特人是从4世纪开始沿丝绸之路建立强大商业网络的，其实不然，更多的汉简材料证明从公元前2世纪，粟特人已经利用他们的商业天赋向丝绸之路沿线及起点拓展商贸外交来往，只不过因为在贞观年间向大唐进贡金桃，撒马尔罕以金桃而闻名于世，却忽略了其早期的交流活动。

  在中国文献中，最早提到康居的材料是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意思是说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甘肃简牍博物馆张德芳认为，其时，张骞出使西域尚未回返，如同张骞在大夏时见到蜀布和邛竹杖一样，说明早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来就已存在，康居国的名字也已传到了汉朝。张骞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为发导，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得到了热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与中亚国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

  而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和汉王朝保持着贡使关系的记载就有14条，时间最早为甘露二年（前52年），最晚到西汉末年。从这些简文不难看出，至少在西汉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地处撒马尔罕一带的康居国始终同汉王朝保持着贡使往来关系。

  两汉时期，康居是中亚地区最早与汉王朝发生交往与贡使关系的古代国家。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7枚被命名为《康居王使者册》的木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所记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汉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要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接待，一路饮食要自己负担，尤其是酒泉太守评估贡献的骆驼时未让他们现场参加，本来“肥”，却定为“瘦”，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不如实，冤”。朝廷得到上诉后，便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进行调查并将当时的情况如实上报。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张德芳认为，该册书的出土，不仅为研究当时的行政和司法审判程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汉与康居的关系提供了原始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阙载。

  到了6世纪，粟特人以撒马尔罕城为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中国史书将它记为“康国”。公元658年，唐朝在撒马尔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国国王拂呼缦为都督，撒马尔罕城成了唐朝的属地。此后，康国国王的继位都要得到唐朝的册封。公元696—697年间，武则天封康国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国王；笃娑钵提死后，其子泥涅师师的继位也得到唐朝册封。公元731年，康国国王乌勒（公元710年—739年在位）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国王，唐玄宗同意。公元739年，乌勒卒，唐遣使册封咄曷袭父位，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又封咄曷为钦化王，他的母亲被封为郡夫人。

  就在公元658年，拂呼缦为康居都督、中国成为名义上的宗主国之后，长安和洛阳不断获得来自粟特城邦的贡品。史官记下了粟特使节和他们带来的各式奇人奇物，文献记载所能知道的就有以下几种：侏儒、乐师、舞者、马、狗、狮子、豹、番红花、石蜜、撒马尔罕金桃、各式药草、氍毬、丝织品、青黛、黑盐、明珠石英、玛瑙、黄金、黄铜、鸵鸟卵、玉饰品和甲胄。当然，这些不见得都是贡品，更多的也许是通过贸易交流等不同渠道得到的。

  从1999年到2005年之间，史君墓、安伽墓等粟特商队首领墓葬相继在中国发现，北周史君墓墓室堪比皇帝规模，在这里也首次发现了粟特文和汉文的双语墓志铭。这些都说明在撒马尔罕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他们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并且以不同形式在中国北方地区延续下来。

  当然，文化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来自粟特的奇珍异宝风靡大唐时，浓郁芬芳的唐风也吹拂撒马尔罕，丝绸之路沿线处处留下中国元素，大使厅壁画便是其中的一例。

3.唐朝故事的“国际化”表达

  只有充分了解撒马尔罕与长安的历史渊源，我们才能更好地解读大使厅壁画所蕴藏的内涵，并揭开其中的奥秘。

  同样的大唐皇家狩猎，在关中地区唐墓壁画中也有发现，如章怀太子墓东壁的青龙图像之后绘有庞大的狩猎出行画面，有40多个骑者向南奔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之下，前面有一身穿深蓝灰色长袍、骑高大白马的人领队，右边有一骑者手执四旒猴旗，与其并行。后面跟随数十骑扈从，或持旒旗，或抱狗，或架鹰，或鞍后驮猎豹。在懿德太子墓甬道壁画里，可见胡奴牵着一头云豹，跟随着打猎的人群。这里的豹子不是被打猎的对象，而是如同猎犬一样追逐野兽的捕猎助手。

  从目前发现的唐代狩猎图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狩猎图是唐代的主要绘画题材，除射杀羚羊、野鹿、野猪等动物外，还射杀凶猛的老虎、狮子，这是初唐尚武精神的表现，也是皇室贵胄身份的标志。但是以关中地区为主的高级唐墓壁画中的豹子主要是作为助猎的形象而存在，并未发现射杀豹子的图像。

  但是，大使厅壁画上的豹子却是被猎杀的对象。我们认为此壁画是受到波斯文化影响。波斯人喜欢在封闭之地围猎，因此，是他们想象出唐高宗在上林苑猎豹的。其实，上林苑是皇家公园，里面并没有野生的豹子。中国有华南豹、华北豹、东北豹，也有从西域进贡而来的豹子。在波斯文化圈里，帝王要表达其文治武功的时候，就要出现他们狩猎野猪、狩猎狮子、狩猎豹子的场景。所以，唐高宗猎豹是波斯文化圈的一个图像语言。

  对此，康马泰也认为唐高宗猎豹此处采用了萨珊波斯的两个艺术元素：唐高宗和随从们所骑的骏马驰骋，都有着飞翔腾空的波斯式姿态；同一头花豹在一个画面上重复出现两次，一次是被唐高宗手中的长矛刺穿，另一次是颓然倒在马蹄边。

  关于大使厅西墙上的各国使臣场景，日本学者影山悦子推测这是粟特画家根据唐代记载创作的，而不是亲眼实录画成。同样的假设也可适用于大使厅北墙，粟特画家可能只是听到了去过长安的胡人描述端午节的唐朝宫廷场景，揣摩着画出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龙舟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唐高宗和侍卫身上显眼的胡禄与“虎韔豹韬”。古代文献中有所谓“虎韔”“豹韬”，即以虎皮或豹皮制成的弓袋。《诗·秦风·小戎》曰：“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毛传》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陆游有诗曰：“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韔。”唐章怀太子墓《仪卫图》中有九名仪卫，三三一组，呈三角形排列，三组中的靠后一人手执大旗。仪卫皆着戎装，头裹幞头，身穿圆领白袍，腰系黑带，足蹬黑靴，右腰挎胡禄，左身挂“虎韔豹韬”。但是粟特画匠也许没见过真正的“虎韔豹韬”，因为他们将唐高宗和侍卫身上本应是弯形的“虎韔豹韬”全部画作了直形。

  当然虎皮或豹皮弓袋的形制多有变化，大多已无从考稽，如果说章怀、懿德两太子墓为我们保留了两种唐代虎豹皮弓袋的形象，那么唐高宗的这一“虎韔豹韬”又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再看武则天所乘“龙舟”，粟特画家不知道唐代龙舟的“龙”长什么模样，此处采用了中亚的鹰嘴狮身兽格里芬的形象来代替“龙”。格里芬形象基础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翼狮”或“狮鹰合体兽”，格里芬造型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成型并流行于波斯、希腊，在大致同一时期出现并流行于中亚、欧亚草原。一般意义上，格里芬是指有着鹰首、鹰翼，狮体、狮尾，狮爪或鹰爪的混合怪兽。后来由于许多变种的出现，格里芬的称谓逐渐泛化，包括鹰首格里芬、狮首格里芬和羊首格里芬等造型，其造型广受草原游牧民的欢迎，它们是斯基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撒马尔罕大使厅的壁画是唐高宗、武则天在欢度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但是作为中国人的唐高宗狩猎的宏大场面却以萨珊波斯人的思维定式予以描述和表达，尽管画工们想极力复原“虎韔豹韬”的规制,但毕竟没有亲眼见过，或是有粉本，或是根据去过唐朝的工匠描述，抑或有唐人师傅在指点，画出了唐朝仪卫的军事装备，而把猎豹这种萨珊国王喜好的活动安放在了唐高宗身上。同时，没有见过龙舟的画工将斯基泰的图腾鹰嘴狮身兽格里芬当作龙首，画在了武则天所乘的“龙舟”上。而这，却完美地实现了中国故事“国际化”语言表达的效果，让盛唐景象永远地定格在了撒马尔罕，记录下丝绸之路当年的繁盛。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所展现的“中国故事”就是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大放异彩的最有力实证，在“一带一路”深入人心的今天，仍然回味无穷。

  （作者：范亚秋，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朱建军，系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