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党社(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简牍研究历史已越百年,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而深入,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简牍学”。在简牍所属年代集中的战国、秦汉等断代史领域,简牍学是一门作用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学科的角度讲,简牍研究也促进了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的发展。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简牍学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一是领域偏于单一。如近些年的文书行政研究成果丰硕,但许多成果仍然属于浅表描述,缺乏对行政制度实现程度、历史背景和作用的深度考虑。二是选题较为琐碎,缺乏对更加宏大、重要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对历史重要基本面,即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照不够。这样的研究如同散沙,成果无法连接成串,对历史研究的作用有限。三是资料导引倾向明显,新出简牍备受青睐,对已有资料却缺乏持续关注。如相对于长江流域的湖北等地新出简牍,对河西简牍的研究,在学者人数与成果数量方面都极不均衡。四是对简牍本身研究不够,如简牍形态、封检等的类型学研究,忽视了简牍的文物属性。
任何一门学科的进展,都依赖对这一学科自身的整体性理论思考,简牍学自身理论的探索和构建,也是简牍学自身发展水平的最终体现。在此基础上研究范式与方向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决定着学科的未来。几位年轻学者在对简牍学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倡对基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
已知的简牍内容,多牵涉基层吏民,使我们可以从法律、行政、信仰等多个层面,研究当时社会的“日常”,使此前不太清楚的基层社会生活场景,变得更加鲜活,超越以前根据片段的历史文献和零星的文物考古资料所作的研究。不仅如此,传世文献多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记载的缺陷,也可大大得以弥补。
简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摆脱自身的历史资料属性,简牍学也应是历史学的分支。简牍资料与其他传世文献、考古资料,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关系,不能因为简牍资料的大量公布,就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也不能因为部分简牍学者不熟悉考古资料,就忽视后者的作用。笔者认为,简牍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应如同历史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在有适度理论思考的前提下,整合各种历史资料,对简牍所牵涉的古代社会做综合研究和解读。强调理论思考的价值,是因为理论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能够提供方法论指导,而强调多种资料的整合,实际并没有脱离一个世纪之前“二重证据法”的精神实质,需要研究者在更大的历史整体场景下,把这一方法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