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春风,人们马上会想到温暖、柔和、舒适。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让我们的千年文化诗意盎然。可是在过去的陕北,在那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上,有时候,春风是狂风、老黄风,把刚播下的种子,或者刚出土的禾苗,一起吹走或拔走,造成严重的灾害。然而正是这些让人憎恶的大风,磨砺了陕北人的心。大约在清朝末期或民国初年,一些盲人艺术家,竟然创作出一篇超拔脱俗的《刮大风》,以夸张和想象的手法,极尽风的强烈,为我们树立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楷模。
在文学领域,山艰水险和云蒸霞蔚,缺一不可。我们的古典文学,从屈原到李白,到李贺、李商隐,再到吴承恩,构成了浪漫主义典范。譬如李白的诗句,“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朝如青丝暮成雪”“燕山雪花大如席”“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都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艺术撞击,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宝库。如果没有它们,唐诗将会残败不堪。台湾诗人余光中,深得李白的精髓,他在《寻李白》中写了这么几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文字不多,却纳万千于笔底,灵气飞扬,概括出一个啸傲于盛唐的李白。
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正是继承了李白的美学传统。贺敬之写作此诗时,正在延安参加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当时我是延安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在我们学校的大院子里,他和盲艺人韩起祥合影,我给他们按下了快门。不久,他的伟大诗章《回延安》,在新创刊的《延河》杂志发表了。我急切地捧读,就像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直抵我心,那洗涤生命的审美感受,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此后的数十年里,我常读常新。《回延安》虽然只是一首短诗,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作品。在我们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首诗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早已成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经典。这首诗里,夸张和想象,俯拾即是,如:“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其中,含金量最高、传播最为广泛、最有资格进入人类精神圣殿的,则是这样一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它看似言过其实,却突出了本质,含蕴有至情。而今,这句诗已经像陕北民歌一样,经常出没在人们之唇,并且被刻在延安的石山上。在这里,我想起了《漳河水》中的一节诗来:“写在纸上怕水沤,刻在板上怕虫咬。拿上铁锤带上凿,石壁刻上支自由歌。”人们对贺敬之这句诗的感情,便是如此。
韩起祥也是个不凡的人物。他创编说唱的《刘巧儿团圆》等作品,曾风靡一时。贺敬之在《谈韩起祥》一文中说:“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创作都是很惊人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我在少年时,为了学习他,同时为了了解农村,曾跟着他在延安河庄坪的杨老庄生活过一个多月。那当儿,我有幸听韩起祥说过《刮大风》,那风的生动形象,那风的气势,那风无孔不入的身段,那风造成天昏地暗的力量,使我如痴如呆,屏住呼吸。这一篇我只听了一遍,就记了一生,再也忘不了。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老黄风记》,写的时候,韩起祥说过的《刮大风》,还在我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存着,我无形中汲取了它的营养。
近几年,《刮大风》就像千年花种,先是悄没声儿地在这里起根,在那里发苗,很快呼啦啦开得到处皆是,争奇斗艳,方兴日隆。有单人演唱的,有双人演唱的,有男女共同演唱的,有几十人演唱的,一时,羊肚子手巾,老皮袄,一把把三弦怀里弹拨,一块块甩板腿上敲击,有时还有民族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刮大风》,刮得何其热闹!
千百年来经受着苦难的陕北人,一边与苦难抗争,一边强悍着内心。久而久之,他们竟可以以欣赏的姿态、乐观的心态看待苦难。于是,那“劈头盖脸把你吹成从土堆堆里刨出来的秦俑”的黑老黄风,被进一步地夸张着,生动着——“把大山削得没顶顶,把小山抹得平又平”,它震撼着我们的神经,让狂风转换为审美对象。
我们陕北人对“刮风”的“刮”,体验深刻,情有独钟,在日常语言里,得到了妙用,如:“我早晨从清涧起程,多半天就刮到延安了。”一个“刮”字,胜过千言。
战国时代宋玉写的《风赋》,把风分为雄风、雌风,并且写出风的各种姿态,成为千古名篇,但是在我看来,比起《刮大风》,它还略逊一筹。在《刮大风》中,风有大旋风、小旋风、儿马风、叫驴风、母猪风、牛不老子(牛犊)风、卷毛风、日怪风、窜渠风,光这些风的形象,就使风成了奇特的生命,获得了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刮大风》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潇洒自如地运用了从屈原开始的浪漫主义,它把夸张和想象的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把碾轱辘唔,刮得耍流星,
把碾盘,表!表!表!刮得掼烧饼!
一个老汉爱看风,
刷!迎面来了卷毛风,
冲!老汉一嘴胡子刮得尽光尽!
老婆看见不对劲,
案板压,擀杖顶,
还不行!
就一屁股把门压定!
可裤裆格拉拉,
格涌!钻进一股日怪风。
刮得瓶打瓮来瓮打瓶,
瓷瓶瓦罐飞上空,
奔儿!奔儿!窑上碰!
看看,这书词写得何其漂亮!
近代以来,我们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夸张和想象,比起古典文学,似乎有些萎缩。但是,在《刮大风》这样的俗文学中,它得以保鲜。我们文学界,怎能对它视而不见呢?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一切诗文,总需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我以为,成功的夸张和想象,是飞于纸上的。李白的诗,贺敬之的《回延安》,以及《刮大风》,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充满了艺术感染力,激动着人心,是因为那些文字在高高飞翔。
(作者:刘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