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歌者 时代先声

  今年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尽管只度过了短短二十三个春秋，聂耳创造的音乐光芒却穿越时空的阻隔，照亮过去、现在和未来，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浴火重生。

  踩着青石板，走进沉淀昔日繁华的玉溪北门街，可以看见一幢一楼一底的土木结构民居，古朴宁静，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黑底金字的横匾上，“聂耳故居”四个大字仿佛回响着岁月跫音。

  这里是聂耳父母的早年居所。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州城有名的中医。为了养家糊口，清光绪末年举家搬迁到昆明，悬壶行医。“重九起义”的枪响之后，聂耳在昆明出生。因为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聂耳的父母对他并未怀着过高的期望，给他取名“嘉祥”，只是希望他能顺顺利利地长大，万事吉祥。

  天有不测风云，4岁时，嘉祥就受到了心灵重创。这一年，父亲去世。幼年失怙，在最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个懵懂的孩子，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悲伤。“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给我应走的道路。”1930年聂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成长思考。

  “理想是直线的，但事实是曲线的”，4岁的孩子，踏上了一条自强不息、蜿蜒曲折的路。

“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我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阴耗之于无聊。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愿在这一生里去研究、学习。”早在聂耳给哥哥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没有躺平的人生，只有奔跑的岁月。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的聂耳，“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聂耳是天才，但“天才就是劳动”这句话，在聂耳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体现。和聂耳合作过《开路先锋》的孙师毅说过：“你能说聂耳非天才吗？他没有步入过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力吗？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

  “妈妈！咱家穷，读不起书，你能带我去学校看看吗？”6岁的聂耳善解人意说出自己的愿望时，彭寂宽，这个来自哀牢山、踩着一双清末的裹足小脚却自立自强的傣族妇女，说了这样一段话：“再穷，也会送你去读书，这个家，这个窝，虽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随后，她制定的十一条家庭准则为聂耳打下了坚实的品格基础。

  这位伟大的母亲不仅使聂耳养成坚立于风雪之中的精神，还在聂耳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这也是聂耳的音乐人生砌上的第一块基石。

  猝不及防中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的彭寂宽，开始行医养家。劳累之余，她经常给聂耳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洞经音乐、民族民间小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唱给聂耳听，使他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种子。邻居邱木匠、张庾侯又先后带聂耳学会了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小提琴等多项乐器的技能。外籍教师柏希文也促使他对钢琴等乐器发生兴趣，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欧洲音乐的了解。

  因率领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斗争并取得胜利，私立求实小学的创办人苏鸿纲对聂耳念兹在兹，“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随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另一颗种子，一颗革命的种子，如同冲出云围的月亮，也在聂耳心灵里播下。

  18岁出门远行前，聂耳所经受的种种遭遇，最终孕育成音乐和革命的两颗种子，在随后的五年狂飙生活里破土而出，如疾风烈火，碧血丹心；如闪电惊雷，光芒不息。

“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1930年，从汀州向长沙，奋进和失败交织中，毛泽东写下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诗句。这一年，经常弹奏《国际歌》的聂耳18岁，从云南避难到上海。两年后，他在清华大学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日后，他借鉴《国际歌》创作的更加明快的《义勇军进行曲》，和这位伟人产生了精神共振。

  因为被列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顶替三哥聂叙伦，在“云丰申庄”做了一名小伙计。半年后，“云丰申庄”破产，失业青年聂耳走投无路之际，闯进了“明月歌舞团”，忐忑中，他受到中国近代歌舞之父黎锦晖的赏识，随后被引入到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遇到黎锦晖之前，聂耳一直对自己的音乐天分不够自信，“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工业。假使我有升学的机会，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在聂耳的人生选项中，音乐最初只是一种爱好。

  黎锦晖当时没有预料到聂耳这个看起来资质还不错、似乎是个“软豆腐”的年轻人，会不念知遇之恩，拿出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对自己反戈一击。

  此时是1932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在音乐上充斥于社会的是《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黎氏靡靡之音。迂回、回避就是失职！黎氏歌舞，在当时关注民族与民生的时代强音中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充满了荆棘、污泥的音乐环境里，聂耳呼吸着、观察着、思考着。正义感和斗争精神再次在他心中沸腾。他化名“黑天使”和“蓝天使”，撰写文章《黎锦晖的“芭蕉叶上的诗”》《中国歌舞短论》，抨击黎派歌舞，“香艳肉感，热情流露”，是麻醉青年儿童的“软功夫”。

  “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振聋发聩的呼喊鼓发正义、催动世人，也催动了黎锦晖的改变。

  黎锦晖曾回忆，聂耳身边的前进分子都爱戴他，喜欢叫他“镊子”，仿如外科医生镊取人身腐烂肌肤，被镊取的人是不免要感到痛楚的。“从这时起，我也接受他对我诚挚而又亲切的批评与启示，写了好几首比较正派的歌。”

  “奋斗救国，动起干戈，我们来尽忠报国！快把那万恶帝国主义打破……”黎锦晖也曾创作过《义勇军进行曲》，师徒二人，在正义感的召唤下，在时代精神的熏陶下，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名义，取得了和解，发出了感同身受的灵魂共鸣。

  与黎锦晖的交锋，让聂耳开始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确思想的培养早在聂耳昆明求学时代已初见端倪。1927年10月13日，聂耳就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马克思的生平。风暴肆虐中，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一个15岁的艺术青年心中播下，开始生根、发芽。

  1928年，16岁的聂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之后，他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标准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刻鞭策自己积极进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并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3年1月初，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聂耳逆流而上，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从此，聂耳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用他的笔做刀枪，用他的歌做炮火，去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

  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聂耳在日记中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醒悟后的聂耳开始从人民大众中寻求出路。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因此，他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1985年，在为聂耳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爱唱聂耳歌曲的青年女工，此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集合起来，在音乐会上深情地演唱了《新女性》。

  孟波清晰记得，上海杨树浦的一批纱厂女工含着热泪对他说：“聂耳先生是中国第一个为我们工人写歌的人啊！他的《新女性》《码头工人》等，不是可怜我们或者仅仅是同情我们，而是在诉说我们工人痛苦生活的同时，唱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志气。”

  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聂耳曾多次于繁星满天、寒霜遍地的秋夜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为了深刻反映工厂的生活和妇女在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受的苦痛，除了谱曲、配乐，聂耳还招募了一群女青年，成立了“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钢琴伴奏。

  从摄影棚传出来的歌声，和谐、明快、有力，有着美好的音色和动人的旋律。前来拜访聂耳的蔡楚生却很快就忘了那是歌声，“而觉得那是‘人’的呼声；并被引进了现实生活的场景与斗争的场景。我看到了在晨光朦胧、街灯暗淡的街头，许多被剥削、被践踏而失血的女工们正在匆匆赶路的情景；我听到了工厂中机器的轰鸣，看到了人们成为特权阶级和机器的奴隶那种悲惨的景象……”歌声停歇，聂耳好像刚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眼睛里还在燃烧着斗争的火焰。

  聂耳把创作的焦点对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和劳苦大众，反映他们的苦难、抗争和希望。《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他全部创作的主要部分。

  聂耳意识到，“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聂耳的相知挚友，读书期间，曾多次鼓励聂耳谱写振奋中国人的乐曲，日本留学时专门为聂耳买了《国际歌》《马赛曲》歌谱。两位来自遥远边疆的云南青年，一个谱写了一首代替大众呐喊的歌曲，一个书写了一本让哲学走向大众的图书，共同闪耀着点亮大众信仰的光芒。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天才不足贵；努力不足贵；学问，经验，也不足贵；只有这三种东西合起来，能实际给社会以利益，才是可贵。”1933年，聂耳和安娥合作《卖报歌》期间，两人常常谈起能使艺术根深叶茂的方法。

  根深方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聂耳曾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提出“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目标，并积极地准备着“交战”。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这个伟大事实的根基筑于聂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总结的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爱国运动、社会事业、身心锻炼。

  聂耳的同学邓象涟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到昆明黑龙潭薛尔望墓，聂耳面对薛墓不胜感慨，情不自禁讲起了薛尔望的民族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殉国的事迹。“烈士之所以异于恒人，以其仗节以配谊也。”在薛尔望墓旁，聂耳泪流满面，大声疾呼：“中华！中华！”

  在离家去上海的前一天，聂耳和胞兄聂叙伦去了一趟西山，风雨大作中，聂耳拉响了法国国歌《马赛曲》。在合着风雨声的优美旋律中，聂叙伦喃喃地说，如果中国也有人能谱写出像《马赛曲》这样的歌曲，该有多好。聂耳干脆又坚定地说，中国，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人会是他自己，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

  1932年4月的明月歌剧社，弦歌满耳，衣鬓相接。激动、拘谨的聂耳受到了上海文艺界赫赫有名的“田老大”田汉的接见。在田汉的最初印象里，聂耳是一个尚气的年轻人，是一个天才富赡、忠勇备发的艺术斗士。

  这年秋天，他们合作了“我们在流血汗”的《开矿歌》。在介绍聂耳入党之后，他们开启了伯牙子期般的合作之路，包括《毕业歌》《梅娘曲》在内的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他们联手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站上中国音乐作品的巅峰，用音乐创造精神奇迹，便是他们作为革命者精神归一的真实写照。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回答了聂耳当年提出的问题。革命的音乐作品应该叩问生命，呼唤大众，为国家歌唱，为时代发声。

  “怎样做革命的音乐？”在聂耳上下求索的路上，也在响答影随地探索着音乐的革命。“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予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发达。”“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在聂耳日记里，多次谈及自己要大胆革新创造的信心和追求。他的歌曲在形式和体裁上，都创造了新的风格，自由、奔放而毫不夸大，也能打破陈规，大胆创新，善于创造与歌词的形式相适应的曲体结构。

  “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个骤然而来、倏然而去的音乐精灵和文化精魂，新鲜灵动，可亲可爱，他带着梦，带着光，吹响着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并完成了革命和音乐互为表里的双重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起来！”“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是在1935年夏聂耳到日本后邮寄回国的。去日本前，拿到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后，在霞飞路的出租屋里，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哼唱着歌词，一会儿击打桌子，权当“打拍子”。雷声在震动，电闪在飞炫，暴风夹着骤雨，海洋飞溅起的怒沫，冲击在热血沸腾的聂耳的身上、心上，他高举着双臂大喊：“起来！起来！起来……”

  因为过于投入，严重扰民，聂耳被房东老太太赶出了出租屋。录音师和演唱者之一司徒慧敏在家里接纳了他。据司徒慧敏女儿司徒恩湄回忆，她的祖母是最早的听众，奔涌着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的乐曲感染着她，她情不自禁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啊！”

  祖母耳背，记忆力不太好，记不清聂耳的名字，倒是记住了聂耳老是哼唱的歌词“起来”。于是，老太太便将聂耳唤作“起来”。巧合的是，日后名声大躁的“聂耳”“起来”，都是源于别人取的绰号昵称。一个是灵活耳朵展现的音乐才能，一个是歌曲创作体现的革命情怀。革命和音乐，形式和内容，稠迭连绵，又怎么能厘清呢？

  在对歌词的修改中，聂耳添加的三个“起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有号召力，从而把音乐的发展引向高潮，动力十足。添加的三次“前进”，平衡了音乐的结构。神来之笔的是在“前进”之后添加了一个“进”，预示了中华民族永远在路上的奋进状态。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吴刚伐桂，愚公移山。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了民族的神话，而且创造了永不停息、前进不止的民族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前进不止的接力长跑。在这场接力长跑赛道上，起来是纵向运动，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华民族生命勃发、昂首屹立的挺拔身姿；前进是横向运动，是起来的延续和良性发展，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饱满精神。起来屹立，从来是九死一生；前进不息，注定会风雨兼程。

  1949年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关于国歌歌词的讨论仍在继续。有代表认为，应修改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治不忘乱，安不忘危。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存储中华民族的忧患基因。它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随着一位伟人令世界震撼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起来！前进！这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史、团结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在这一刻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意义，成为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日迈月征，演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回望1935。

  这一年，藤泽鹄沼，憧憬着新生活的聂耳，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却因为避暑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这一年，福建长汀，拖着手铐脚镣的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盘膝坐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饮弹牺牲。

  这一年，法国巴黎，急于回国的冼星海，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上倦容未消，就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随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这一年，上海学堂，沉浸在聂耳歌曲的朱荣实，听闻噩耗异常悲痛，立志践行聂耳的道路，之后更名为朱践耳，并创作出《唱支山歌给党听》。

  …………

  一串串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自1935年起，感召着同频的“起来！”“前进！”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源代码是始终如一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种精神力量汇聚成星辰大海，共同丰沛了中华历史的万古长河，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拓宽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航道。

玉溪山水育精英，“义军”一曲奋全民

  聂耳1932年发表了评论《和〈人道〉的导演者的对话》，使用了“浣玉”的笔名，“幻想着回到家乡玉溪”。聂耳，是玉溪孕育的音乐精灵和文化精魂。家乡人民一直在讲着“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唱着聂耳的歌曲前进！

  漫步玉溪街头，随处可见的是以“聂耳”命名的场馆建筑，聂耳公园、聂耳文化广场、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厅、聂耳大剧院、聂耳小学、聂耳合唱团……玉溪，仿佛一座用聂耳和国歌故事装点出来的城市，仿佛一个色彩缤纷的音乐殿堂，似乎因此时时都在回荡着聂耳青春的绝唱，回响着国歌的激昂。

  在这里，在拉家常似的话语里，玉溪人都能如数家珍讲起聂耳和国歌的往事，难言的亲切、特有的自豪，构成了玉溪人独特的文化语境。这里的人们用音乐思考，用音乐生活，空气中都似乎飘逸着聂耳音乐的芬芳。

  在这里，每年7月17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聂耳纪念日”，一个以音乐之名致敬聂耳，热爱与情怀双向奔赴的文化节日。每年的这个文化节日，聂耳故乡的人民用赤诚之心，唱出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我生在山清水秀的玉溪，从小就是唱着聂耳的歌长大的”，85岁的崎松已经颤颤巍巍，但谈起聂耳却精神抖擞。50年来，崎松一直在收集资料研究聂耳，一幅“心系国魂”的书法伴随崎松多年，这正是崎松笔耕不辍的内心写照。

  “在演唱聂耳的歌曲中学会表达，拥有如水般坚韧的品质，明白坚持的意义”。这是温暖且治愈的“若水”合唱团斩获国际大奖后发出的声音。清越空灵的童声吟唱着聂耳的旋律，吟唱着坚持的意义，也吟唱着生活的甜蜜。

  恢宏的聂耳广场，故事和现实融为一体，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聂耳伫立在一个巨大的小提琴上，英姿飒爽，仿佛在迎风演奏，浓绿葱茏中奏响着春天的和鸣。

  古朴的北门街口，机器的轰鸣打破了空中的宁静，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承载着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千山万水跟着那永恒的旋律，整装待发。

  （作者：时遂营，系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