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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25日 星期二

    春秋青铜铭文书写的文学转向

    作者:李振峰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25日 15版)

      春秋时代,文化丕变,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已经到来。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特质,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莲鹤方壶为其象征,他说:“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蹰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实际上,不仅春秋时代的器物艺术突破了窠臼,春秋时代的铭文书写也展现出了新的品格。

      与西周时代相比,春秋青铜铭文至少在如下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转向特征:

      第一,礼制的突破、个体意识的显露与昂扬的时代精神。

      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时代(傅道彬语),诸侯国在摆脱了周天子的羁绊之后,各自开疆拓土,以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左传》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表现出鲜明的自立和自觉精神,出现了发达的城邦史学、城邦哲学,一种突破旧有束缚、强调自觉自立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春秋时代的思想主潮。与此相适应,春秋时代的青铜铭文也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风貌。

      春秋中期青铜器《晋公盆》在其开篇仿照西周金文套式,称扬先祖说:“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敬□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但随后就转入了对自己的不吝华辞的赞美:“余虽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燮万邦,殷殷莫不日卑恭,余咸畜胤士,作朋左右,保乂王国,刜暴舒迮,丕严虩若否。”到了春秋晚期青铜器《𪒠钟》,器主自述说:“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臬,余不特甲天之下,余臣儿难得。”意谓:我是吕王的孙子,楚成王的盟仆,男子汉的榜样。我不仅才能出众,天下第一,我实在是难得的人。李家浩说:“这样自吹自擂的铭文十分特别,可以说在先秦铜器铭中是仅见的。”(《𪒠钟铭文考释》)比起《𪒠钟》的狂妄,不遑多让的是《郘钟》铭文,整篇铭文有七处用第一人称,而且大多用主格,如“余翼公之孙”“余颉冈事君”“余兽丮武”“余不敢为骄”“我以享孝”。也有用所有格的,如“作为余钟”“乐我先祖”。这在传世铭文中也是仅见的。

      在这种以我为主的铭文书写方式里,西周铭文“敬天法祖”的思想精神正在一点一点被剥离。春秋的诸侯和士大夫们,似乎已经不再将青铜铭文作为权力和地位的“特许状”(马林诺夫斯基语)证明,而是认为自身的德业奋斗比起先祖的遗传血统,更具有说服人心的效力。

      第二,精细化、个人化的语汇描摹。

      西周时代的青铜铭文,完全是礼典书写的产物,其语词使用一方面受限于“礼典”的程式和规范化描述,另一方面受制于“礼器”“礼物”和“礼文”的词汇陈列,留给个人和个性表达的空间极小。因而,其文学性主要表现为“礼文”之“文”的显现,表现为一种在形式、韵律方面向“诗”的靠近,表现为一种对盛大功业的文字叙述。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最终表现为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的追想。所以,西周青铜铭文的“文学性”,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性”,与纯粹的“文学性”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因而在某种角度上,西周青铜铭文的表述更多“公家之文”的特征,却缺少“私家之笔”的个人情致。

      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变。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自春秋早期开始,西周晚期金文中习见之有关廷礼、册命等内容的铭文即已不复见。礼典从铭文中的消隐和弱化,为个人化的文学表达预留了空间。

      如春秋早期青铜器《上曾太子鼎》,其铭文载:

      上曾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作彝。心圣若虑,哀哀利锥。用孝用享,既和无测。父母嘉持,多用旨食。

      此鼎是上曾太子般殷为其去世的父母铸造的彝器,中有“心圣若虑,哀哀利锥”句,文辞优美,极为少见。中国上古典籍中曾记载一种非常神秘的“思成”行为。所谓“思成”,乃是古人在祭祀先祖之前,祭主先要进行斋戒,回忆先祖生前所作所为,思虑既深,便如在目前。如此,则祖宗陟降,神明来格,此谓之“思成”。《诗》之《那》谓“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郑笺谓:“汤孙太甲又奏升堂之乐,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谓神明来格也。《礼记》曰:‘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此之谓思成。”青铜铭文“心圣若虑”是典型的“思成”之举。“圣”,听也,闻也。“心圣若虑”,谓以心听之,如闻忧虑。《祭义》言“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心听”也。“忾然必有闻其叹息之声”,“若虑”也。“哀哀利锥”者,“哀哀”,悲伤之心也,《诗·小雅·蓼莪》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利锥”者,哀心之状,锥心之痛也。

      再如春秋晚期青铜器《蔡侯尊》,其铭文曰: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惕,肇佐天子,用作大孟姬媵彝缶,禋享是以,祇盟尝禘,祐受无已,斋嘏整肃,类文王母,穆穆亹亹,聪宪訢扬,威仪游游,灵颂熙商,康谐穆好,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千岁无疆。

      此器铭文,是春秋蔡昭侯为长女大孟姬媵器所作的致语。铭文中有“灵颂熙商”一句,用以称美大孟姬的容貌,“灵”者,令也,休美也。颂者,容也。熙者,光也。商者,彰也。所谓“灵颂熙商”,意即娇美的容颜焕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辉。王粲《神女赋》:“朱颜熙曜,晔若春华。”用“熙”来描述“颜”,与蔡侯器铭文“灵颂熙商”中用“熙”来描述“容”恰可互证(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曹植《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与此差可比拟。应当认为,这种对于大孟姬美貌的描写方式,实际上已开后世以太阳喻女性容颜的先河。另外应当注意的是,此铭文一一列举大孟姬之美德,其文合于诗韵,类似于《卫风·硕人》的“赋”体,描摹之精,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罕有其匹,独树一帜。

      第三,关注器物艺术本体的文学修辞。

      西周青铜器是“礼”的物质载体,青铜铭文的书写重在对“礼”的呈现,而其自身的材质、纹饰、音声之美,在铭文书写中则较少表现。及至春秋时代,个人的情感嗜欲活跃起来。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喜欢“装饰之美”。魏文侯与子夏语,好“新乐”而厌“古乐”,喜欢“音声之美”。二者一一违背礼制,以个人的情感嗜好为唯一的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青铜铭文就不能不有所表现:

      《𪒠钟》载:“其音赢少炽扬,龢平韵煌,灵色若华,比诸毊磬,次诸长竽,合奏鎗鎗。”“赢少炽扬”四字意谓编钟之音高低起伏,远近飘荡飞扬,对于“音色之美”的形容已经变得具象化。“灵色若华”四字用来赞美新铸编钟的“材质之美”,意谓编钟奢华的色泽像鲜艳的花朵。透过作器者得意的口吻,我们可以想见它当初艳惊四座的“出场”情景。《郘钟》载:“矫矫其龙,既𣃵崇虡。大钟既悬,玉毊鼍鼓。”“矫矫其龙”用以形容悬挂编钟的筍虡的饰纹,《周礼·考工记》谓:“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臝者、羽者、麟者以为筍虡。”赢少炽扬、灵色若华、矫矫其龙,十二个字让人感觉到青铜器铭文书写的变革,感觉到春秋文学语言的进步,它已经从简单的颂扬祖先的器物载体,转变成了人们“关注”的艺术本体。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春秋青铜铭文的书写彰显了一种与西周迥异的文学风格,它表现为昂扬的时代精神、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和对器物本体艺术修辞的重视,与《左传》等经典文本一道,共同呼唤着一个“新体文言”文学时代的到来。

      (作者:李振峰,系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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